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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于恨，才对它滋生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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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被现实所铸成的它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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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是谬误底另一个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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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哭泣好梦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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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诗我觉得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明白，中国现代史上那些大的规划，乃是因为有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的危险，我们才对它们滋生感情。而那种本来的、自然的生命里面生长出来的东西，对普通的万事万物的感情，或者用沈从文的话来说就是朴素的“爱”，却被忽视、被磨平了。但实际上这是缺少不了的。而各种现代规划产生出来的东西，事实上你是没法对它有自然生发的、不可须臾离之的那种感情的。沈从文刚好是在这个方面感受比较深，这其实是很了不起的，就是他所说的：“有情”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甚至好像是很软弱的，可以忽略的，但真的少了这个，历史就少了非常重要的部分，就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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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我觉得沈从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所写的未完稿的《抽象的抒情》非常重要，这篇文章有点像为某个大会准备的发言稿，有点提意见性质，又有点防卫性质，好像是故意把自己的理论淡化了一点，但有一个地方他是非常清楚的：他讲伟大的文学艺术，是可以让人类的感情互相流通灌注的，所以几千年前的东西到现在还能感动人……还是把艺术看作生命流通灌注的体现。他的文物研究，还有文学写作，相通之处，我觉得正是在这一点上有所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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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抽象的抒情》还谈到，在那个时代，文学艺术中千百年来的创造热情、动力和理想都被摧毁了，在这种情境下，一个作家，不外两种出路：他不写，他胡写。不管是不写，还是胡写，他都“完了”。沈从文自己选择的是不写，这个不写是对不胡写的坚持，但他不写为什么就没“完了”呢？因为他重新找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创造事业的方式，找到了实现生命意义的有效方式。表面看起来他从事文物研究是避世的、消极的，实质是另一个层次上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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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他的研究，表面上他关注的多是不起眼的东西，做琐细的工作，好像没有太大的价值，而等到时间长了，慢慢就显出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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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荣：说到这里，我就想到，他对细小的、普通的、我们很容易模糊过去的人、事、物的关注，其意义也许正在于一点一点的“积渐”方面：比如，当我们要追逐一个外边的、“伟大”的目标时，我们会觉得这种东西太小，不重要，先放到一边去；那种感情太普通，不重要，也把它放到一边去……但慢慢放了很多很多之后，回头一看，我们成了“非人”了。但沈从文一直是对这些细微的、根本的东西有感情：文学方面一点一点写了那么多，文物研究方面又一点一点做了那么多，现在看，他在这两方面的成就都是很了不起的，但这都是很细小的工作积累的，这种细小的工作，我觉得，夸大一点说吧，就是在一点一点积累我们这个民族的元气。对自然、对人、对周围万事万物的感情，一旦没有了，或者一点一点把它损失了，这是很大的损失；但一点一点积累了，即使是在很糟糕的一个环境里吧，它也未必不会产生出好的东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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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对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从学术本身的角度来看，我们毕竟是外行，还是让专家们去评价；但沈从文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从事文物研究，不仅需要从学术角度评价，你把他的文物研究作为一个行为来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一个动荡的时代进行实践的方式来看，他这样的选择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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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荣：有一点很有意思：他在四十年代，是一个很糟糕的环境，他会那么紧张，会思考那么多的问题；五十年代环境更加糟糕，他反而比较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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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他精神崩溃以后，慢慢恢复好了；然后这个心情就逐渐平静下来了。当然了，他也在不断地发牢骚，但基本上主要的心态是平静下来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奇迹。这个平静的原因，根本上是他重新找到了自己创造事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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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荣：四五十年代转折关头，他写了很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夙命”啊之类的东西，可能正是在这个时候，从极度精神紧张导致的绝望中清醒过来后，他一下子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一旦真明白了自己的命运，他就不会再像前一个时期，想不通也硬是要想，做不到还是要努力去做。在这之后，他也许会是这么一种心态：一点一点去做吧，能做多少是多少，天地运行，生生不息，人类干过那么多蠢事，但你要他一下子消灭，也没那么容易。好多东西貌似弱小，还是有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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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他决定到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家里两个读中学的孩子跟他闹，觉得社会在这么向前发展，你却到古旧的东西里打转转，很落后，跟不上时代。其实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人一直都很担心自己跟不上时代。而这一百年来的中国社会历史，几乎就可以说是时代挟裹一切的历史。从伟人豪杰到凡夫俗子，几乎都有一种唯恐被时代抛弃的无意识恐惧，大家自觉地追赶时代，自觉地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尽管心里都清楚没有几个人能呼风唤雨，引领时代，可是至少也要做到与时俱进，随波逐流。有普遍的不自觉恐惧，也有普遍的自觉追求，有这样的思想意识做基础，时代对人的影响、改造就容易进行，而且进行得完全彻底，势不可挡。社会和时代的角落是被人鄙视和摈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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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恰恰找到了一个角落的位置，而且并不是在这个角落里苟延残喘，是安身立命。处于时代的洪流之外的人也并非绝无仅有，可是其中多数是逃避了时代洪流，自己也无所作为的。沈从文却是要在滔滔的洪流外做出实在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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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沈从文的选择称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实践，但毋庸讳言，沈从文是有些瞧不上一般所谓的知识阶级的，对比于他这个“乡下人”，知识阶级似乎本能地就具有得风气之先、闻风而动的本领，灵巧应变，适应趋时；而他几乎一贯地固执己见，晚年一篇未写完的自述题为“无从驯服的斑马”。多少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恰恰是知识分子，多少年来一直强调独立性、自主选择、自我坚守等等。因此就尤其值得反省：以往知识分子所强调的独立性，对于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的选择，对于自我在时代中的位置的确立，是不是进行过质询和探问？一九四九年以后，沈从文的角落位置和在角落里的作为，应该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否则的话，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对他工作成就的赞叹和对他命运的感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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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还意犹未尽，还有许多地方没有说到，说到的地方也有很多的意见没有确切的定论，还有很多意思没有说清楚却召唤着我们去尽量弄清楚，去获得更多更深的理解——我想，重读沈从文之所以有价值，有吸引力，也正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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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五年四月，复旦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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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一讲 《从文自传》：得其“自”而为将来准备好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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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要写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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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自传》写于一九三二年八月，那时作者在青岛大学国文系做讲师，暑假期间用三个星期就写了出来，但到一九三四年七月才由上海第一出版社出版；从一九四〇年十月到一九四一年初，作者在昆明又进行了校改，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这本自传从问世以来由多家出版社印行过多种不同版本，二〇〇二年北岳文艺出版社《沈从文全集》据开明书店改订本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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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本自传的时候，作者刚过三十岁，虽然已经发表和出版了大量作品，成为备受瞩目的作家，但《边城》《湘行散记》这样的标高之作还没产生，个人的“文学地位”还正处在有待进一步确立的过程中。为什么这么“早”就“急于”写自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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