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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还只是开始。城防军分头派兵下乡捉人，“捉来的人只问问一句两句话，就牵出城外去砍掉”。“当初每天必杀一百左右，每次杀五十个人时，行刑兵士还只是二十，看热闹的也不过三十左右。有时衣也不剥，绳子也不捆缚。就那么跟着赶去的。”被杀的、杀人的、看热闹的，这三者之间的数字对比不能不说是奇观。被杀的差不多全是苗乡的无辜农民，杀到后来，杀人的一方似乎有点不忍了，就想了个决定杀还是不杀的办法：“委托了本地人民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牵到天王庙大殿前，在神前掷竹筊，一仰一覆的顺筊，开释，双仰的阳筊，开释，双覆的阴筊，杀头。生死取决于一掷，应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该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一个人在一分赌博上既占去便宜三分之二，因此应死的谁也不说话，就低下头走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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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一有机会就常常到城头上去看对河杀头，每当人已杀过赶不及看那一砍时，便与其他小孩比赛眼力，一二三四屈指计数那一片死尸的数目，或者又跟随了犯人，到天王庙看他们掷筊。看那些乡下人，如何闭了眼睛把手中一付竹筊用力掷去，有些人到已应当开释时还不敢睁开眼睛。又看着些虽应死去还想念到家中小孩与小牛猪羊的，那分颓丧那分对神埋怨的神情，真使我永远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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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好知道‘人生’时，我知道的原来就是这些事情。”[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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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当作者十六七岁，在部队里当小兵期间，看杀人的经验就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部自传后半部分的《清乡所见》《怀化镇》，对杀人多有叙述和描写。另外他的作品《我的教育》《黔小景》《黄昏》《新与旧》等，都涉及砍头杀人情景。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哪个作家这么多次地写到这么大规模的砍头式杀人，也没有哪个作家能控制得这么“不动声色”地写看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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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讲了幻灯片事件，那是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14]这个留学生深受刺激，弃医从文，现代中国文学因此而有了鲁迅及其作品。《药》里拿来治病的蘸了烈士鲜血的馒头，《铸剑》里自愿割下和被割下的三颗头颅在沸水中的啮咬追逐的大战，以及杂文里一而再、再而三论及的“神往”或“满足”于杀人场面的“看客”，这些，是谈论鲁迅作品时经常会说到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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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有一篇文章叫《从“头”谈起——鲁迅、沈从文与砍头》，讨论两人不同的砍头故事所代表的现代中国写实文学的不同路线。[15]鲁迅对杀人示众场面所“象征”的意义耿耿于怀，他最痛感和激愤的就是国民的愚弱和麻木，如此就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而被杀和“鉴赏”这杀戮盛举的“看客”。这是鲁迅“国民性”批判中尤为用力和集中的方面，他的尖利和深刻也使“看客”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和思想中能够不断引起“众议”的“经典形象”和“经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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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鲁迅的说法，沈从文俨然也是一个“看客”。《怀化镇》里说：“我们部队到那地方除了杀人似乎无事可作。我们兵士除了看杀人，似乎也是没有什么可作的。”“由于过分寂寞，杀人虽不是一种雅观的游戏，本部队官佐中赶到行刑地去鉴赏这种事情的实在很不乏人。”而且，看过之后，“总有许久时间谈到这个被杀的人有趣味地方，或又辗转说到关于其他时节种种杀戮故事”。鲁迅大概是没有亲眼看过杀人的，他看的是幻灯片和报纸上万人争看杀头的新闻，通过“媒介”得来的“信息”，已经令他反应激烈；沈从文是亲眼看的，而且看得那么多，反倒是“平静”的。他不仅看得多，而且常见匪夷所思的情景，譬如说，“白日里出到街市尽头处去玩时，常常还可以看见一幅动人的图画，前面几个兵士，中间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挑了两个人头，这人头便常常是这小孩子的父亲或叔伯，后面又是几个兵，或押解一两个双手反缚的人，或押解一担衣箱，一匹耕牛。这一行人众自然是应当到我们总部去的，一见到时我们便跟了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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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沈从文反应的不同，除了经历、性格、志趣、思想等等方面的个人原因外，是不是还跟看的“方式”有关：通过“媒介”来看，比起在现场的亲眼看，更容易引向情景的“象征”意义，而且往往到头来“象征”的意义比引起“象征”的情景更为重要；在现场的亲眼看，由于其真切性，集中注意的就是现场发生的情景本身。当然，即使是现场的看，也并非不能产生任何一点由情景而起的“引申”，只是任何的“引申”都是附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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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鲁迅和沈从文的不同，简单点说，鲁迅通过“象征”性事件看到的是令他忧愤的“国民性”及其现状，而沈从文直接看到的就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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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就是鲁迅和沈从文在与生活世界发生关系的时候，他们的对待方式是非常不同的：鲁迅是能够而且善于从平常中看出不平常的极端敏感的天才，而沈从文是把不平常也当作平常来接受的那么一个人；鲁迅是质疑性的，沈从文是容纳性的。在沈从文看来，生活世界的真实就是这样，而鲁迅则要问：这样就对么？“从来如此，便对么？”沈从文当然也不因为生活世界如此便对，但他在质疑对错之前，先接受生活世界本身的“教育”。沈从文也写过发生在北平的杀人和看杀人，但他的叙述确实没有鲁迅那样激烈。他从湘西到北平后，目睹过鲁迅笔下的情景，不过在他的回忆文字里，却是强调它的平常，它的“司空见惯”：“这个文明古都，并且经常还可见到一小队武装人马小跑通过，末后一辆平板大车上，坐了个面目肮脏的赤膊壮汉，作成京戏中上法场的情形，或痴痴呆呆一言不发，或嘶声嚷叫‘砍了头不过碗大一块疤’，‘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更自得其乐是‘小孙子，大闺女，来为老子送丧！’恰正是在全国任何一省都是每天发生的悲剧，同样是人人司空见惯的事情，除了少数有闲好事的人，或在街头闲荡的小孩子，跟着车后追去，大多数人都带着一种麻木神情，等待车一过身，就又依旧做他应做的事！”[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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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谈到沈从文叙述看杀人表现得“若无其事”“不动声色”“平静”，用这些词的时候都加了引号，因为其中还有需要仔细辨析的问题。作者在事情发生的当时的反应和很多年后作者回忆时的反应，以及作者把这些过往经验写出来给别人看，意识到同时也要给别人看自己的什么样的反应，这之间，是有着微妙差别的。我们从作品里读到的，当然是作者叙述的结果，或者说是作者设计、驾驭、控制叙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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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这样叙述，是表明他的冷漠和麻木吗？如果看杀人只是看杀人而没有对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影响，真正地无动于衷，那么，作者就是一个鲁迅所说意义上的“看客”；与给人的表面印象恰恰相反，作者想表达的却是，看杀人深刻地“教育”了自己，成为建构自己的人事现象中重要的因素；而有这样的因素参与建构的自己这么一个人，当然与没有此类因素参与建构的、没有受过同样“教育”的别的人，有着重要的、无法泯灭的区别。所以，他在叙述怀化镇的生活时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切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忧郁强悍不像一个‘人’的感情了。”[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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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五、无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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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高小毕业后，家境衰败，为谋出路，当兵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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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一八九八年离开绍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时十七岁，比一九一七年离开凤凰时的沈从文大两岁，对于生活上的这一变化，鲁迅后来写下了一段有名的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地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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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写离家，情绪、心境十分不同。当母亲和人谈及让儿子去当兵的事情时，他正好泡在河水里，第二天就背了个小包袱上路了。“离开了家中的亲人，向什么地方去，到那地方去又做些什么，将来便有些什么希望，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还只是十四岁稍多点一个孩子，这分年龄似乎还不许可我注意到与家中人分离的痛苦。我又那么欢喜看一切新奇东西，听一切新奇声响，且那么渴慕自由，所以初初离开本乡时，深觉得无量快乐。”[20]一个即将展开的新世界和对宽阔自由生活的憧憬，唤起的会是一个少年的“无量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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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个小兵动荡不安的军中生活充满了艰难和辛酸，但对那颗不知餍足地渴求新鲜养分来滋育和扩充的心灵来说，他的注意力多被自然与人事的现象及其体会占去了。“各种生活营养到我这个魂灵，使它触着任何一方面时皆若有一闪光焰。”“凭一种无挂无碍到处为生的感情，接近了自然的秘密。我爬上一个山，傍近一条河，躺到那无人处去默想，漫无涯涘去作梦，所接近的世界，似乎皆更是一个结实的世界。”[21]“那地方既有小河，我当然也欢喜到那河边去，独自坐在河岸高崖上，看船只上滩。那些船夫背了纤绳，身体贴在河滩石头上，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总使我心跳。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当那些船夫把船拉上滩后，各人伏身到河边去喝一口长流水，站起来再坐到一块石头上，把手拭去肩背各处的汗水时，照例总很厉害的感动我。”这些经验、体会、感动，不会浪费，一点一滴都融进了一个成长着的生命里面，就连换防路上过了些用木头编成的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占据了一个位置”。[22]《从文自传》校改的时候，沈从文特意在说到茶峒的渡筏后加了一句：“《边城》即由此写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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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同一段经历，在后来的不同时期、不同情境中回想起来，感受会很不一样，或者说，感受的侧重点很不一样。在一九八〇年的自传《附记》里，沈从文就说，读这部自传，“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又说自己在湘西的经历是“二十年噩梦般的恐怖黑暗生活”。[24]而在一九四九年写的《一个人的自白》里，沈从文写了一段与鲁迅的感慨可说是同出一辙的话：“有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始，将包含多少酸辛。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头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现实。你们女人中有作过小丫头童养媳的没有？作过小商店的学徒，必须侍候许多人烟茶，并将一切小过失推置于她身上承担的职务没有？若有那么一个人，也会说得出相似不同痛苦生活经验。”但他接下去说：“否定因之在我生命中生长。我的生命并没有对困辱屈服。我总要想方法抵抗，不受这个传统力量和环境征服或压倒。‘旧家世’固然容易使一个纨绔子堕落，却帮助了我个人在困难绝望中挣扎。一面随环境流转，一面从学习上找新机会。”[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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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否定”，把困苦屈辱逆转成生命中正面、积极、肯定的力量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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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六、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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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生命的另一种东西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变换着形式出现，而且日益显示其重要性和沉潜的影响力，这种东西，沈从文把它和人事生活、自然现象这两类并列，称为人类智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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