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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军中作司书，碰到司令部姓文的秘书官晒书，“我看到他有两本厚厚的书，字那么细小，书却那么厚实，我竟吓了一跳”。文秘书说这是宝贝，天下什么都写在上面，“这样说来更使我敬畏了。我用手摸摸那书面，恰恰看到书脊上两个金字，我说：‘《辞源》，《辞源》。’”文秘书不仅让他知道了有《辞源》这样的书，还诱发几个人合订了一份《申报》。不被允许翻看《辞源》那宝书的时候，他就看《秋水轩尺牍》《西游记》，或者练字，描画戏台前的浮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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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间，他因为所在部队全军覆没被遣散，到芷江投亲，舅父黄巨川同姨父熊捷三每天作诗，他替他们抄诗，开始学写小楷字。不久就自己做点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恰巧又自以为爱上了一个女孩子而且为那女孩子所爱，就无日无夜作情诗，结果是被骗去很多钱。在这个时期，接触到外国文学，那是姨父家中的两大箱商务印行的《说部丛书》，“这些书便轮流作了我最好的朋友。我记得迭更司的《冰雪姻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书，反复约占去了我两个月的时间。我欢喜这种书，因为它告给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它不如别的书说道理，它只记下一些现象。即或它说的还是一种很陈腐的道理，但它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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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又去当兵。有谁能够想象，这个小兵的包袱里，有一本值六块钱的《云麾碑》，值五块钱的《圣教序》，值两块钱的《兰亭序》，值五块钱的《虞世南夫子庙堂碑》，还有一部《李义山诗集》。“这份产业现在说来，依然是很动人的。”[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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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在筸军统领官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约半年，日常的事务中有一件是保管整理大量的古书、字画、碑帖、文物，“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于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了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无事可作时，把那些旧画一轴一轴的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来鉴赏，或翻开《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这一类书，努力去从文字与形体上认识房中铜器的名称和价值。再去乱翻那些书籍，一部书若不知道作者是什么时代的人时，便去翻《四库提要》。这就是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分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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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使人的性格发生了一些改变，特别是内部精神生活有了剧烈的变动，一个具体的表现是，“觉得异常寂寞”。“我需要几个朋友，那些老朋友却不能同我谈话。我要的是个听我陈述一分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我要的是对于这种感情的启发与疏解，熟人中可没有这种人。”可是不久姨父聂仁德来了，他就去听这个姨父谈“宋元哲学”，谈“大乘”，谈“因明”，谈“进化论”。“但这么一来，我的幻想更宽，寂寞也就更大了。”“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当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即可得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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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转机来了。沈从文调进陈渠珍办的报馆作校对，从长沙来了个受五四运动影响的印刷工人，带来好些新书新杂志，沈从文很快就对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写《曹娥碑》，却喜欢看《新潮》《改造》了”。“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当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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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痴呆想了整四天，做出一个决定，到北京去。没过多久，他就在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写下——“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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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简单的叙述，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沈从文离开湘西时已经初步形成的知识文化结构。如果用大的知识文化概念，当然应当包括他从人生和自然中直接得来的东西，这是他个人生命经验中异常丰富而独特的东西，也是他自己强调了一生的东西；如果用小的概念，也就是通常用的概念，那也可以说，沈从文领受的人类智慧的光辉是非凡的，这其中，有中国古代的历史和艺术，他把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的军部称为“学历史的地方”；当然有中国古代文学，也有意外碰到的西洋“说部”；还有刚刚开始接触便产生实际影响的“新文化”。无论如何，对这个高小毕业的军中小兵，绝不可以用学历来衡量他的知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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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当沈从文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连标点符号也不会用，又不懂白话文法，这虽然是事实，是他自己说的事实，但这事实却不表明他没有“文化”，只是表明他没有掌握新式标点、白话文法等新兴的文化形式和规则而已。我们热衷于传奇，直到今天仍然不时见到沈从文以小学文化而成为大作家、足见他创作上的天才等说法，《从文自传》却早就写出了一个小兵对人类历史文化知识的孜孜以求和悉心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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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二十一岁的军中书记从中国古代文物和艺术品中感受人类智慧的光辉时，当三十岁的小说家的自传写到“学历史的地方”来回忆这段经历时，他一定没有想到，他的后半生，是历史博物馆的馆员，一个文物工作者，最终取得辉煌成就的物质文化史专家和学者。当沈从文的传奇讲到这一节，其实应该想到生命的奇妙，想到生命远因的埋藏和延续，想到《从文自传》为未来的历史埋下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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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七、自传面向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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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自传是回忆过去，是为了重温和整理以往的经验和历程而投诸写作行为。一般而言，这样的写作行为是面向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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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一开始就提出，沈从文三十岁的时候就写自传，他个人内在的动因是什么？当这部自传结束的时候，我们发现，传主的形象已经确立起来，他经历的一切构成了一个独立、独特的自我；可是这个自我还没有施展，他将有什么样的作为还要留待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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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可以说，正是借助自传的写作，沈从文从过去的经验中重新“发现”了使自我区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过对纷繁经验的重新组织和叙述，这个自我的形成和特质就变得显豁和明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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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寓言》讲“有自也而可”，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来源和历史，这个来源和历史造就了他现在的状态。所以一个人要认识自己，必得认识自己的“自”，那就需要沿着自己生命的来路去追索生命的来源和历史，这个沿途追索的过程，也就是重新探求生命来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有自觉意识的；这个过程的完成，是得其“自”。《从文自传》的写作，也正是沿途追索自己生命的来历。自传的完成，就是对这个自我的确认的完成。过往的经验和历程之所以有意义，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为要靠这个过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来。所以要确立这样一个自我，是为已经可以触摸到的将来而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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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可以说，沈从文在三十岁的时候，通过《从文自传》的写作，找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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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沈从文写作十年，虽然发表了数量很多的作品，其中也有《柏子》《萧萧》《丈夫》等优秀的短篇小说，但就整体而言，还不能说他已经找到了自己，他自己进行的多种多样的文学实验，也表明他还处在不断探索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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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文自传》的完成，使他达到了另一个境界。找到了自己之后，最能代表自己个人特色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果然，《边城》《湘行散记》接踵而来。巧的是，读者是在同一年份——一九三四年——见到这三部作品，《从文自传》七月出版，《边城》十月出版，《湘行散记》虽然要到一九三六年三月才结集出书，其中篇章的陆续发表，却是从一九三四年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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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说《从文自传》是“一本奇妙的书”，“这是一本文学自传。它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个作家需要具备哪些素质，接受哪些‘教育’”。[33]又说：“沈先生这本书实可称为一本‘美的教育’。我就是从这本薄薄的小书里学到很多东西，比读了几十本文艺理论书还有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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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从作家成长的角度来看，汪曾祺说得非常好。而且当时沈从文写这本书时自觉的意识里面，一个人是怎么成为作家的，确实可能是中心。可是今天，我们回看沈从文的一生，如果仅仅把这本书的意义局限在文学里面，就可能把这本自传看“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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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更加漫长的人生来说，自我确立的意义就不仅仅是文学上的了；这个确立的自我，要去应对各种各样的挫折、苦难和挑战，要去经历多重的困惑、痛苦的毁灭和艰难的重生，在生命的终结处，获得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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