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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六、私人信件和公开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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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书简》是写给新婚妻子的，是私人信件，不是用来公开发表的；公开发表的另有文本，那就是散文名作《湘行散记》。对着一个具体的人而且是亲密爱人说话，和对着匿名的公众读者说话，自然是不一样的，这就造成了这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叙述时的口吻、感情、方式，甚至是用字、用词，都会不同；而叙述内容在取舍上的不同，是最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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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原初的版本收文十一篇，其中《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桃源与沅州》《箱子岩》《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老伴》《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这几篇里的地理与人事，在书简中或只是简单地提过，或一句也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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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和《虎雏再遇记》两篇，则是对书简中写到的情景和故事的扩充与发展，使之能够从书简连绵的叙述中独立出来，丰满自足。在后来编者题为《鸭窠围清晨》的信里，沈从文写道：清早起来，“只听到人隔河岸‘牛保，牛保，到哪囊去了？’河这边等了许久，方仿佛从吊脚楼上一个妇人被里逃出，爬在窗边答着‘宋宋，宋宋，你喊那样？早咧。’‘早你的娘！’‘就算早我的娘！’最后一句话不过是我想象的，因为他已沉默了，一定又即刻回到床上去了。我还估想他上床后就会拧了一下那妇人，两人便笑着并头睡下了的”。就是这么简单的情景，几声对话，却很触动沈从文，他接下去说：“这分生活真使我感动得很。听到他们的说话，我便觉得我已经写出的太简单了。我正想回北平时用这些人作题材，写十个短篇，或我告给你，让你来写。写得好，一定是种很大的成功。”[59]也许正是这个时候的感触和冲动，让他后来写出了《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长七八千字，不仅写了牛保，还写了书简里没有的小妇人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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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有个怀疑，就是《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编到散文集里，我们一般会把它当成纪实性的，但如果把书信和这个作品仔细对照的话，会发现这个作品里繁衍出来的很多东西，可能具有很大的虚构性质。在以纪实面貌出现的这个作品中，“我”作为叙述者和事实的见证人，是始终在场的，但书简并不能提供这方面的支持。书简中间有一页约九百字的缺失，这缺失的一页是否能提供支持呢？特别是，“我”曾经上岸，坐到人家的屋子里，碰见了小妇人夭夭，并且听别人说了她的故事，这样的经历到底是事实上发生的还是作者的创作，确实很难断定。作者最初动了写这样作品的念头时说，“我正想回北平时用这些人作题材，写十个短篇”，这里的“短篇”，理解成短篇小说，是顺理成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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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提出这个怀疑，并不是一定要把《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当成小说，而是要指出散文集里的这篇作品可能具有很大的虚构性；不仅如此，我还想进一步说，也许正是这可能存在的虚构性成就了这篇作品，使它能够丰满起来，独立出来，否则，它就只能是书简里的一个片断性的情景，几句没头没尾的对话，一个不甚了然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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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再大胆一点，我还要说，可能在《湘行散记》的其他某几个篇章里，也多少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虚构成分。作者多年后写《〈长河〉题记》，提到《湘行散记》，就说是“属小说游记”；[60]但我更想说的是，正是这些可能存在的恰当妥帖的虚构，非但没有造成《湘行散记》真实性的降低，反而把在某时某地事实上不够充分的真实，发展到它可能发展到的充分程度，换句话说，就是真实得到了实现。就此而言，虚构也成为成就《湘行散记》的一种成分，当然也得警惕，不可夸大这种成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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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里其余的三篇，《鸭窠围的夜》《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辰河小船上的水手》，所写与书简大致相同，是书简相关内容的剪裁、整理、补充、修饰，而有时候干脆就是直接从书简里照搬过来的。这三篇，再加上《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我以为是《湘行散记》里写得特别好的几篇。而相关的内容在书简里，也是书简中特别精彩的部分；它们在《湘行散记》里的“重现”，让人觉得理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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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回到书信这种形式的私人性质上来。这本来是“三三专利读物”，里面有儿女情长，有感人至深的爱的表达，非常自然。如果没有这么爱着的一个人，没有这么一个收信人和读信人，即使爱写信如沈从文，还会不会写出这么些信来，是大可怀疑的。但是，就是在这些因爱而产生的信里面，我们常见的那种儿女情长的私话却是很少的，沈从文写了那么多，不计巨细，细微如船舱底下流水的声音，重大如民族、生命、历史，甚至大到一个比人的世界更大的世界，而当这一切出现在书简里，同样也非常自然。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的问题，这样特意地提出来强调，其实是把私人空间、个人空间狭窄化了，与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割裂了。私人空间、个人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的爱的空间可以有多大呢？私人性质的写作、个人化写作，它的空间有多大呢？《湘行书简》可以做一个讨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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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三讲 《边城》：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却在困难中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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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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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最初连载于《国闻周报》第十一卷第一至四期（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第十至十六期（三月十二日至四月二十三日），一九三四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一九四三年九月开明书店出版改订本。《沈从文全集》据开明书店改订本编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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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写的是湘西边境靠近川东的小城茶峒，不是沈从文的家乡小城凤凰。沈从文二十岁时随部队移防川东，经过这里，见过用木头编成的渡筏，他在《从文自传》里特意提到这种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占据了一个位置。（《边城》即由此写成。）”[61]括号里的话，当是自传校改的时候加上去的。沈从文一生见过许许多多的船，但那样的渡船，他跟汪曾祺说，平生只看见过一次，就是在茶峒附近的棉花坡。[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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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边城》的缘起，首先得追溯到作者在茶峒这个地方的经验。“民十随部队入川，由茶峒过路，住宿二日，曾从有马粪城门口至城中二次，驻防一小庙中，至河街小船上玩数次。开拔日微雨，约四里始过渡，闻杜鹃极悲哀。是日翻上棉花坡，约高上二十五里，半路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这些话，是作者一九四八年题写在《边城》初版样书上的一段文字的开头部分，这段文字作为《新题记》，遵照作者生前的要求，编入全集。[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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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原有《题记》，但多数时候不被重视；一些作品选本在选《边城》的时候也只有正文，不选《题记》。《新题记》收入全集前没发表过，却含有关于《边城》创作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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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那段话后，《新题记》接着写：“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此番情景，《水云》第四节有过交代：“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64]这个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在未曾完稿的自传的一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他又有描述：“还是一次去崂山玩时，路过一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记得当时即向面前的朋友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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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老伴》回忆起作者刚当小兵时在泸溪县的一些事情，那时的伙伴中有一个叫“傩佑”，看中了城街上绒线铺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脱胎而来”。十多年后重游故地，来到绒线铺前，一个叫小翠的女孩辫发上缠着一缕白绒线，她妈妈翠翠刚死了不久。“我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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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题记》又接着说：“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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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边城》的写作过程，因为中间插入回乡看望病危的母亲而中断。在返湘前，沈从文刚结了婚，既有世俗的名誉，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爱情。达子营新居还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巴金，沈从文把书房让给客人创作《雷》和《电》的前半部分，自己则在院中小方桌上，“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67]可是，母亲的病危使这温馨幸福的氛围不得持续。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启程返乡，这是他离乡十年来第一次回湘西；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大哥信，得知母亲二月十三日病故，丧事也办了。续写《边城》是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后进行的。到四月十九日，《边城》写完，四月二十四日写成《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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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题记》最后总结说：“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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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百多字的《新题记》为主要线索，综合其他文本，大致可以探知是哪些人事、哪些因由，合在一起发酵、酝酿了《边城》。之所以要费力这样做，不是为了“考证”《边城》的现实来源，更不想把它“坐实”；同时也不是为了说明小说创作的方法，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他写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68]《边城》的写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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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些发酵、酝酿了《边城》的因素的性质：这些性质渗透进作品，在作品中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因而，对这些因素的性质的理解，也极大地影响着对作品本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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