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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杜鹃极悲哀”，“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碰见老者死亡，小女儿报庙招魂哭泣，想到把“不幸”和为人的“善良”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当年的“翠翠”已死，“小翠”又长成母亲的模样；“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创造一点纯粹的诗”；“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用不着概括，这些经验、记忆、情绪和思想的性质，就已经形成集中而强烈的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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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翠翠和翠翠生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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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情节来说，《边城》写的是翠翠的故事；翠翠的故事后面，隐现着翠翠父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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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翠的故事很简单：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看渡船的老船夫和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茶峒城里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都看上了翠翠。翠翠爱二老傩送，不爱大老天保。天保失望之下驾船离家，失事淹死；傩送因为哥哥的死在心里结了疙瘩，也驾船出外了。雷雨之夜，老船夫死了，就剩下翠翠一个人。翠翠心里想着的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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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你不会想到翠翠的故事最终发展到这么哀伤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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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落笔写翠翠，就是美而动人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69]美丽可爱的少女形象，在文学里并不能算少，但翠翠的美和动人，却有些不同。作者突出的是她的“自然性”，或者你就是把她称为“自然人”也无妨——作者甚至把她写成自然里的小动物。“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那就是说，她从里到外，都得自于这青山绿水的自然，与之和谐一致。“教育”是沈从文喜欢用的一个词，他用这个词的时候，常常说的是人从自然现象和人事经验中的学习所得，区别于我们通常说的从书本、学校、知识系统里接受文化的行为。他说“自然教育她”，就是肯定她精神上熏陶和浸透了“自然的文化”；但从“文明社会”的“文化”观来看，未尝不可以把她说成无知无识，心智未开：如若她见了人有“机心”，不是就要举步逃入深山么？知识和心智发展出“机心”，就是“文化”走向狭隘的标志了。如果我们说一个“自然人”没有“文化”，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概念太小了，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和判断。今天的“文明社会”不是在努力学习“自然的文化”，学习与自然和谐相处，却也未必就学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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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翠翠为圆心，来看她生活世界的周围。最中心的生活当然是她和老船夫在溪边渡口的日常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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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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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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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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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翠与老船夫共享这寂静安闲的生活，但老船夫和翠翠却不同。可以把翠翠叫作“自然人”，却不能这样叫老船夫，因为“教育”老船夫的，除了自然，还有人事。他和翠翠在同样的山水里，却比翠翠多了人世的阅历和沧桑的经验。这是其一；其二，同时也因为阅历和经验，他所感受的自然，也不像翠翠那样单纯明朗，而多了些复杂和沉重的成分以及莫可名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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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个生活圆圈更大的，就是茶峒山城的生活了。在这个世界里出现了船总顺顺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出现了端午节划船比赛，出现了茶峒日常的人事和普通的场景。茶峒的风土人情，并不像我们在一般小说里看到的那样，仅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来写的，它本身就是小说要着力描述的重点和中心，它和故事出现在同一个层面，而不是“附属”或“陪衬”在故事的后面。这就是为什么上面说《边城》写的是翠翠的故事时，前面要加个限制，“单就情节来说”。小说的名字叫《边城》，如果换成“翠翠的故事”，就简单了许多，单薄了许多。“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环境，它还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一种不同的价值的象征。写《边城》，就是写“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71]“边城”不是为了翠翠才存在的，“边城”是和翠翠一道出现在作品里，共同成就了这个作品，因而也共同确立了各自在文学中的存在的。甚至也可以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点、一条线、一支动人的曲子，或者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例子、一个代表。沈从文作品里的景物描写，风土叙述，人情刻画，往往不是“背景”而是“前景”，不是“陪衬”而是“主体”，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并不限于《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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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经“边城”的河叫酉水，“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袴，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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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风俗淳朴，淳朴到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沈从文选择写妓女来突出边地人情，实在有挑战世俗社会价值的意思，但这挑战，换个人来处理，就极有可能处理得突兀，僵硬，而在沈从文写来，却非常自然，自然到让人觉得，在这个地方做妓女就一定是这个样子。他写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写妓女和水手的感情，简直就是写一种奇特而朴素的爱情。“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颈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在岸上蹲着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那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那个男子在桅子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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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见出沈从文叙述的一个典型而重要的特征。他写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妓女和水手，也不是具体的某时某刻的场景，他写的是复数，是常态，但奇妙的是，这对于复数和常态的叙述却异常逼真。不同于一般对复数人物和常态情景叙述的平板和面目模糊，沈从文的叙述，能以非常生动鲜活的细节和特殊性处理，达到复数人物和常态情景的具体性。这样的叙述特征，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里都能见到。在这里他通过写复数妓女的常态生活而见山城的风俗人情，也见一种不同的道德、价值和文化。“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74]叙述的话头一转，“挑衅”般地扯出“读书人的观念”“城市中人”来，可不是无端起事：即使我们姑且承认沈从文的《边城》是他用文字造的一个桃花源，那这个桃花源，也不是用来做逃避的去处的，它具有积极的反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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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挑衅”和反叛的世界，在翠翠的生活世界之外。翠翠生活世界的圆周，最大就只是“边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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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三、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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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风景如画、人情美好的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悲哀可从人事上说，也可从自然上说。说到最后，人事上的悲哀和自然上的悲哀可以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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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第一章，作者就交代了翠翠母亲的故事：她和一个军人唱歌相熟后有了私情，军人服毒自杀，她在生下孩子之后也追随赴死。到第七章，翠翠母亲的故事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叙述者直接对着读者讲的，不经过小说中的人物；第二次是出现在老船夫的意识和思想里，他眼看着翠翠越来越像母亲，心里就不免记起旧事。到第十一章，第三次出现，这是老船夫以为明白翠翠的心事的时候，“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老船夫心中异常柔和了。轻轻的自言自语说：‘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个窠。’他同时想起那个可怜的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他告诉翠翠大老托人来做媒，“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祖父还是再说下去，便引到死过了的母亲来。老人话说了一阵，沉默了。翠翠悄悄把头撂过一些，见祖父眼中业已酿了一汪眼泪。翠翠又惊又怕，怯生生的说：‘爷爷，你怎么的？’”[75]第四次、第五次是紧接着出现在第十二章、十三章里，三章的连续出现，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某个似乎难以逃开的阴影。第十二章，老船夫隐约觉得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再想下去便是……想到了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76]说到“共通的命运”这地步，对老船夫来说，不祥和悲哀的感觉其实已经全部出来了。那么翠翠呢？在第十一章，老船夫和翠翠说起她母亲的事，但接下来只写了翠翠对祖父流泪的惊怕；第十三章，才有了翠翠对母亲故事的感受。一方面是，祖父“说了些那个可怜母亲的乖巧处，同时且说到那可怜母亲性格强硬处，使翠翠听来神往倾心”。更有一方面是，“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那种东西移开”。[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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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到这个地方，翠翠母亲的故事在小说中的存在，就一步一步地推进到最高程度了。一开始，它只存在于叙述者“客观”的叙述中；第二步，它出现在老船夫的心里，并在他的心里逐渐强化，越来越占有位置，直至达到对命运的预感；第三步，它到了翠翠的心里，成为压迫着她的无从挪移的沉重的东西。由于年少懵懂，翠翠对它的感知不可能与老船夫的感知等同，但是它既然已经成为翠翠无法移开的东西，就会一直等着她明白的一天。写到这种程度，就没有必要再写了，所以接下来一直到第二十章老船夫死去，都没有再提翠翠母亲的故事。最后的第二十一章，杨兵马跟翠翠说到她的父母，而且说到老船夫的事，说到围绕着翠翠所发生的一切翠翠先前不知道的种种，凡是以前不明白的，这会儿全明白了。明白了，也就长大了。明白了什么呢？我们一开始把翠翠叫作“自然人”，她受的“教育”是自然的“教育”；现在，我们得说，她受到了人事的“教育”，这其中，一定包含着对命运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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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几次提到杜鹃，似乎都不引人注意。但既然沈从文多年后仍然记得年轻时过茶峒“闻杜鹃极悲哀”，我们不妨来看看小说中杜鹃出现在何种情境中。第十一章，老船夫想到翠翠母亲心中隐痛却勉强笑着时，翠翠正从山中黄鸟杜鹃叫声里，以及其他声音里，想到各种事情，其时来做媒的人刚走。第十三章，黄昏时，别的鸟都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杜鹃的叫声和凄凉的感觉连在一起了，“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祖父不知道翠翠这时候的心境，只顾摆渡，翠翠忽然哭起来，“很觉得悲伤”，此时，“杜鹃又叫了”。[78]杜鹃的叫声引起悲哀和伤感，这当然不是沈从文的“发明”，但沈从文把它写进这么一个仿佛永远妥帖和谐的环境里，写进一个刚刚开始接触一点人生上事情的少女的感受和意识里，就不是重复文学滥调，而是他个人心思的文学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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