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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那段话后，《新题记》接着写：“民二十二至青岛崂山北九水路上，见村中有死者家人‘报庙’行列，一小女孩奉灵幡引路。因与兆和约，将写一故事引入所见。”此番情景，《水云》第四节有过交代：“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旁所见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黑脸长眉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良善式样。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64]这个印象一定是非常深刻的，在未曾完稿的自传的一章《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中，他又有描述：“还是一次去崂山玩时，路过一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记得当时即向面前的朋友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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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行散记·老伴》回忆起作者刚当小兵时在泸溪县的一些事情，那时的伙伴中有一个叫“傩佑”，看中了城街上绒线铺的女孩子，“那女孩子名叫‘翠翠’，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脱胎而来”。十多年后重游故地，来到绒线铺前，一个叫小翠的女孩辫发上缠着一缕白绒线，她妈妈翠翠刚死了不久。“我被‘时间’意识猛烈的掴了一巴掌。”[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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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题记》又接着说：“九月至平结婚，即在达子营住处小院中，用小方桌在树荫下写第一章。在《国闻周报》发表。入冬返湘看望母亲，来回四十天，在家乡三天，回到北平续写。二十三年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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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边城》的写作过程，因为中间插入回乡看望病危的母亲而中断。在返湘前，沈从文刚结了婚，既有世俗的名誉，又获得了梦寐以求的爱情。达子营新居还来了一位年轻的客人巴金，沈从文把书房让给客人创作《雷》和《电》的前半部分，自己则在院中小方桌上，“一面让细碎阳光晒在纸上，一面也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67]可是，母亲的病危使这温馨幸福的氛围不得持续。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启程返乡，这是他离乡十年来第一次回湘西；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大哥信，得知母亲二月十三日病故，丧事也办了。续写《边城》是在这样的事情发生后进行的。到四月十九日，《边城》写完，四月二十四日写成《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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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题记》最后总结说：“二十年来生者多已成尘成土，死者在生人记忆中亦淡如烟雾，惟书中人与个人生命成一希奇结合，俨若可以不死，其实作品能不死，当为其中有几个人在个人生命中影响，和几种印象在个人生命中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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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百多字的《新题记》为主要线索，综合其他文本，大致可以探知是哪些人事、哪些因由，合在一起发酵、酝酿了《边城》。之所以要费力这样做，不是为了“考证”《边城》的现实来源，更不想把它“坐实”；同时也不是为了说明小说创作的方法，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说，他写人物，“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68]《边城》的写作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但这不是我们关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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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些发酵、酝酿了《边城》的因素的性质：这些性质渗透进作品，在作品中起着微妙而重要的作用。因而，对这些因素的性质的理解，也极大地影响着对作品本身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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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杜鹃极悲哀”，“见路劫致死者数人。山顶堡砦已焚毁多日”；碰见老者死亡，小女儿报庙招魂哭泣，想到把“不幸”和为人的“善良”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当年的“翠翠”已死，“小翠”又长成母亲的模样；“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创造一点纯粹的诗”；“母亲死去，书出版时心中充满悲伤。”——用不着概括，这些经验、记忆、情绪和思想的性质，就已经形成集中而强烈的感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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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翠翠和翠翠生活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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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就情节来说，《边城》写的是翠翠的故事；翠翠的故事后面，隐现着翠翠父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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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翠的故事很简单：茶峒山城一里外的小溪边，看渡船的老船夫和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茶峒城里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老天保和二老傩送，都看上了翠翠。翠翠爱二老傩送，不爱大老天保。天保失望之下驾船离家，失事淹死；傩送因为哥哥的死在心里结了疙瘩，也驾船出外了。雷雨之夜，老船夫死了，就剩下翠翠一个人。翠翠心里想着的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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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你不会想到翠翠的故事最终发展到这么哀伤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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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一落笔写翠翠，就是美而动人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故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69]美丽可爱的少女形象，在文学里并不能算少，但翠翠的美和动人，却有些不同。作者突出的是她的“自然性”，或者你就是把她称为“自然人”也无妨——作者甚至把她写成自然里的小动物。“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那就是说，她从里到外，都得自于这青山绿水的自然，与之和谐一致。“教育”是沈从文喜欢用的一个词，他用这个词的时候，常常说的是人从自然现象和人事经验中的学习所得，区别于我们通常说的从书本、学校、知识系统里接受文化的行为。他说“自然教育她”，就是肯定她精神上熏陶和浸透了“自然的文化”；但从“文明社会”的“文化”观来看，未尝不可以把她说成无知无识，心智未开：如若她见了人有“机心”，不是就要举步逃入深山么？知识和心智发展出“机心”，就是“文化”走向狭隘的标志了。如果我们说一个“自然人”没有“文化”，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概念太小了，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和判断。今天的“文明社会”不是在努力学习“自然的文化”，学习与自然和谐相处，却也未必就学得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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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翠翠为圆心，来看她生活世界的周围。最中心的生活当然是她和老船夫在溪边渡口的日常光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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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日清和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向水中抛去，嗾使身边黄狗从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皆张着耳朵，听祖父说些城中多年以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作成的竖笛，逗在嘴边吹着迎亲送女的曲子。过渡人来了，老船夫放下了竹管，独自跟到船边去，横溪渡人，在岩上的一个，见船开动时，于是锐声喊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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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爷爷，你听我吹——你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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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到溪中央便很快乐的唱起来，哑哑的声音同竹管声，振荡在寂静空气里，溪中仿佛也热闹了些。实则歌声的来复，反而使一切更寂静。[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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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翠与老船夫共享这寂静安闲的生活，但老船夫和翠翠却不同。可以把翠翠叫作“自然人”，却不能这样叫老船夫，因为“教育”老船夫的，除了自然，还有人事。他和翠翠在同样的山水里，却比翠翠多了人世的阅历和沧桑的经验。这是其一；其二，同时也因为阅历和经验，他所感受的自然，也不像翠翠那样单纯明朗，而多了些复杂和沉重的成分以及莫可名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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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个生活圆圈更大的，就是茶峒山城的生活了。在这个世界里出现了船总顺顺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出现了端午节划船比赛，出现了茶峒日常的人事和普通的场景。茶峒的风土人情，并不像我们在一般小说里看到的那样，仅是作为故事的“背景”来写的，它本身就是小说要着力描述的重点和中心，它和故事出现在同一个层面，而不是“附属”或“陪衬”在故事的后面。这就是为什么上面说《边城》写的是翠翠的故事时，前面要加个限制，“单就情节来说”。小说的名字叫《边城》，如果换成“翠翠的故事”，就简单了许多，单薄了许多。“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环境，它还是一种不同的文化、一种不同的价值的象征。写《边城》，就是写“中国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种事情”。[71]“边城”不是为了翠翠才存在的，“边城”是和翠翠一道出现在作品里，共同成就了这个作品，因而也共同确立了各自在文学中的存在的。甚至也可以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点、一条线、一支动人的曲子，或者说，翠翠是“边城”的一个例子、一个代表。沈从文作品里的景物描写，风土叙述，人情刻画，往往不是“背景”而是“前景”，不是“陪衬”而是“主体”，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并不限于《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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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经“边城”的河叫酉水，“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袴，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人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围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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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风俗淳朴，淳朴到做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沈从文选择写妓女来突出边地人情，实在有挑战世俗社会价值的意思，但这挑战，换个人来处理，就极有可能处理得突兀，僵硬，而在沈从文写来，却非常自然，自然到让人觉得，在这个地方做妓女就一定是这个样子。他写妓女多靠商人维持生活，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写妓女和水手的感情，简直就是写一种奇特而朴素的爱情。“感情好的，别离时互相咬着嘴唇咬着脖颈发了誓，约好了‘分手后各人皆不许胡闹’；四十天或五十天，在船上浮着的那一个，同在岸上蹲着的这一个，便皆呆着打发这一堆日子，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尤其是妇人，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男子过了约定时间不回来，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那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或日中有了疑心，则梦里必见那个男子在桅子上向另一方面唱歌，却不理会自己。性格弱一点的，接着就在梦里投河吞鸦片烟，性格强一点的，便手执菜刀，直向那水手奔去。”[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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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可以见出沈从文叙述的一个典型而重要的特征。他写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妓女和水手，也不是具体的某时某刻的场景，他写的是复数，是常态，但奇妙的是，这对于复数和常态的叙述却异常逼真。不同于一般对复数人物和常态情景叙述的平板和面目模糊，沈从文的叙述，能以非常生动鲜活的细节和特殊性处理，达到复数人物和常态情景的具体性。这样的叙述特征，在沈从文的许多作品里都能见到。在这里他通过写复数妓女的常态生活而见山城的风俗人情，也见一种不同的道德、价值和文化。“短期的包定，长期的嫁娶，一时间的关门，这些关于一个女人身体上的交易，由于民情的淳朴，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之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74]叙述的话头一转，“挑衅”般地扯出“读书人的观念”“城市中人”来，可不是无端起事：即使我们姑且承认沈从文的《边城》是他用文字造的一个桃花源，那这个桃花源，也不是用来做逃避的去处的，它具有积极的反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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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挑衅”和反叛的世界，在翠翠的生活世界之外。翠翠生活世界的圆周，最大就只是“边城”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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