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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三、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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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风景如画、人情美好的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悲哀可从人事上说，也可从自然上说。说到最后，人事上的悲哀和自然上的悲哀可以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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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的第一章，作者就交代了翠翠母亲的故事：她和一个军人唱歌相熟后有了私情，军人服毒自杀，她在生下孩子之后也追随赴死。到第七章，翠翠母亲的故事第二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叙述者直接对着读者讲的，不经过小说中的人物；第二次是出现在老船夫的意识和思想里，他眼看着翠翠越来越像母亲，心里就不免记起旧事。到第十一章，第三次出现，这是老船夫以为明白翠翠的心事的时候，“便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了十六年前翠翠的母亲，老船夫心中异常柔和了。轻轻的自言自语说：‘每一只船总要有个码头，每一只雀儿得有个窠。’他同时想起那个可怜的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他告诉翠翠大老托人来做媒，“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祖父还是再说下去，便引到死过了的母亲来。老人话说了一阵，沉默了。翠翠悄悄把头撂过一些，见祖父眼中业已酿了一汪眼泪。翠翠又惊又怕，怯生生的说：‘爷爷，你怎么的？’”[75]第四次、第五次是紧接着出现在第十二章、十三章里，三章的连续出现，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某个似乎难以逃开的阴影。第十二章，老船夫隐约觉得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再想下去便是……想到了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76]说到“共通的命运”这地步，对老船夫来说，不祥和悲哀的感觉其实已经全部出来了。那么翠翠呢？在第十一章，老船夫和翠翠说起她母亲的事，但接下来只写了翠翠对祖父流泪的惊怕；第十三章，才有了翠翠对母亲故事的感受。一方面是，祖父“说了些那个可怜母亲的乖巧处，同时且说到那可怜母亲性格强硬处，使翠翠听来神往倾心”。更有一方面是，“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那种东西移开”。[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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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到这个地方，翠翠母亲的故事在小说中的存在，就一步一步地推进到最高程度了。一开始，它只存在于叙述者“客观”的叙述中；第二步，它出现在老船夫的心里，并在他的心里逐渐强化，越来越占有位置，直至达到对命运的预感；第三步，它到了翠翠的心里，成为压迫着她的无从挪移的沉重的东西。由于年少懵懂，翠翠对它的感知不可能与老船夫的感知等同，但是它既然已经成为翠翠无法移开的东西，就会一直等着她明白的一天。写到这种程度，就没有必要再写了，所以接下来一直到第二十章老船夫死去，都没有再提翠翠母亲的故事。最后的第二十一章，杨兵马跟翠翠说到她的父母，而且说到老船夫的事，说到围绕着翠翠所发生的一切翠翠先前不知道的种种，凡是以前不明白的，这会儿全明白了。明白了，也就长大了。明白了什么呢？我们一开始把翠翠叫作“自然人”，她受的“教育”是自然的“教育”；现在，我们得说，她受到了人事的“教育”，这其中，一定包含着对命运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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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几次提到杜鹃，似乎都不引人注意。但既然沈从文多年后仍然记得年轻时过茶峒“闻杜鹃极悲哀”，我们不妨来看看小说中杜鹃出现在何种情境中。第十一章，老船夫想到翠翠母亲心中隐痛却勉强笑着时，翠翠正从山中黄鸟杜鹃叫声里，以及其他声音里，想到各种事情，其时来做媒的人刚走。第十三章，黄昏时，别的鸟都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杜鹃的叫声和凄凉的感觉连在一起了，“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祖父不知道翠翠这时候的心境，只顾摆渡，翠翠忽然哭起来，“很觉得悲伤”，此时，“杜鹃又叫了”。[78]杜鹃的叫声引起悲哀和伤感，这当然不是沈从文的“发明”，但沈从文把它写进这么一个仿佛永远妥帖和谐的环境里，写进一个刚刚开始接触一点人生上事情的少女的感受和意识里，就不是重复文学滥调，而是他个人心思的文学表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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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一讲开始的部分，引述过沈从文关于《边城》的这么几句话：“一切充满了善，充满了完美高尚的希望，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良善与单纯的希望终难免产生悲剧。”本来，这似乎是个容易圆满起来的故事，翠翠和二老彼此喜欢，如果一开始就直接表达出来了，好像没有谁会反对；但偏偏是，两人的心思，要经过许多的环节和曲折才流露出来，这中间，就牵连进许多的人与事。老船夫最为操心，反被认为为人弯弯曲曲；大老因为跟二老用唱歌的方式竞争无望，就离家跟船去了，名字取老天保佑意思的他却失事而死；哥哥死了，二老的歌也不唱了，翠翠只在梦里朦朦胧胧听过一回，第二天要真真实实地听，却没等来。因不凑巧而误会，结疙瘩，结果只好是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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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人事的安排上，从翠翠父母的事到翠翠的事，都那么不能如人意呢？这个问题，老船夫很深地想过。“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处。”翠翠母亲从认识那个兵到丢开老的和小的，陪那个兵死去，“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中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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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这个概念，在《边城》这部作品中非常重要。“天”不是自然，在沈从文的思想里，自然和人事是并列在同一个层面的两种现象，人可以在自然中“长养”、接受自然的“教育”，也可以在人事中历练、接受人事的“教育”，“天”却是笼罩自然和人事的东西，它有意志、有力量安排人事，干预人间。更重要的是，“天”的意志并不在乎人的意愿。即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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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关于《边城》的评论中，沈从文似乎只首肯过刘西渭（李健吾）的一篇，这篇文章里有这么一段：“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唯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自然越是平静，‘自然人’越显得悲哀：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这几乎是自然一个永久的原则：悲哀。”[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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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话，每一句是一层意思，所有的意思又交织在一起，仔细想起来很复杂。如果人物本身就含有悲剧成分，那么悲剧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在事情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产生的，也就是说，即使能够改变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未必就能够避免悲剧；人物自来的气质里就有悲哀，那是因为，自来就有一个笼罩着他们的命运；可是悲哀为什么会是自然“永久的原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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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反过来，用小说的叙述为这段评论做个“注释”的话，这样一个简单的情境就够了：在第二章，描述茶峒地势，凭水依山筑城，河街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81]“无可挽救的不幸”之所以“无可挽救”，是因为它出自高于人事能力的意志，“边城”人对此只能“无话可说”，“呆望着”。他们“呆望”不幸，也即是对天地不仁的无可奈何的体会、默认和领受，“呆望”的神情，也因为体会、默认和领受而可以说是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的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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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悲剧成分和自来悲哀气质既然是把天地不仁“内化”为个人命运的结果，那么，天地不仁在这里就不是一种表面的感慨，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无知无识的愚昧，一种知识和逻辑的推论。这个世界有它的悲哀，这个世界自来就带着悲哀的气质在体会、默认和领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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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四、用文字包裹伤痕，在困难中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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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习作选集代序》里谈到《边城》，说：“这作品原本近于一个小房子的设计，用少料，占地少，希望她既经济而又不缺少空气和阳光。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82]在这段解释的前面，有这样“指责”读者的话：“我作品能够在市场上流行，实际上近于买椟还珠，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83]那么，作者在作品背后隐藏的，到底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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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沈从文在命运的转折处写下了一些回顾人生经验的自白性文字，生前都没有发表。其中《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提到《边城》时说：“不幸得很是直到二十四年，才有个刘西渭先生，能从《边城》和其他《三三》等短篇中，看出诗的抒情与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交织在文字与形式里，如何见出画面并音乐效果。”又说：“这个作品原来是那么情绪复杂背景鲜明中完成的。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以及音乐和图画吸入生命总量，形成的素朴激情，旋律和节度，都融汇而为一道长流，倾注入作品模式中，得到一回完全的铸造。”[84]这就说得比较清楚了，原来这个美丽精致的作品里面，融汇了作者个人“年青生活心受伤后的痛楚”，“过去的失业，生活中的压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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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得更清楚的，是同时期这一类文字里面的《一个人的自白》。自白分析了个人从小由于家道中落和体质孱弱等而形成的内向型性格，其特征是“脆弱，羞怯，孤独，玩野而富于幻想”，“与自然景物易亲近，却拙于人与人之间的适应”。生活中所受的屈辱，无从抵抗和报复，“即堆积于小小生命中深处，支配到生命，形成一种生命动力来源”，影响到以后。年纪稍长，在部队中只看到一片杀戮，“说现实，我接触的实在太可怕了”。“一面是生活屈辱，一面是环境可怕，唯一能救助我的，仅有一点旧小说，和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小小的农家水磨拜访，掘药，捉鸟，捕鱼，猎狐等等小事，冲淡了现实生活一面。这两者却同样影响到将来的生命或工作，这就是在我作品中对平静乡村人民生命的理解基础。”“也因此，在十年后作品中出现的一切乡下人，即或娼妓，品性无不十分善良，为的是我所见到的那个阶层，本来全是善良的。与外人的关系，甚至于近乎‘家庭’的。因为正需要家时，我已没有家，什么时候由军营走入一个乡村土娼家坐坐，怯怯的坐在一旁，看那些人做做家务事，或帮她们烧烧火，切切菜，在当时，对我正是一种如何安恬与舒适。我需要的也就只是那么一点点温暖，属于人情的本来。我得到可说已十分富饶，它把另外一种生活完全冲淡了，调和了。这点印象既在生命成熟时保留下来，到后自然便占了我作品主要题旨，由《丈夫》《边城》都可见出。里面自然浸润有悲哀，痛苦，在困难中的微笑，到处有‘我’！但是一切都用和平掩盖了，因为这也有伤处。心身多方面的困苦与屈辱烙印，是去不掉的。因为无从变为仇恨，必然是将伤痕包裹起来，用文字包裹起来，不许外露。”[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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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创作于沈从文个人生活的幸福时期，但是作者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会使生活的分期无效。当我们一开始讨论是哪些因素酝酿了《边城》的时候，就没有把这部作品的形成孤立封闭在某一段时期内；但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直接指向作者本人的生活痛苦。现在我们应该深切地感受到了，原来《边城》这样的作品蕴藏了作者以往的生命经验，是包裹了伤痕的文字，是在困难中的微笑。“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无比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有《旧约》中殉教者被净化后的眼泪。”[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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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担当了什么？由自然美、人性美和人情美构成的沈从文小说世界的“微笑”面容，担当了什么？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单说沈从文的景物描写如何如何美，人情风俗又如何如何淳朴，就把沈从文小说中的自然和人情看得太简单了。“微笑”背后不仅有一个人连续性的生活史，而且有一个人借助自然和人性、人情的力量来救助自己、纠正自己、发展自己的顽强的生命意志，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没有让因屈辱而生的狭隘的自私、仇恨和报复心生长，也是靠了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他支撑自己应对现实和绝望，同时也靠这样的力量和生命意志，来成就自己“微笑”的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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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笑”的文学对于作者个人有这样的担当，如果把这种担当从作者个人扩大到更广阔的范围呢？沈从文在《题记》里说到“民族复兴大业”，并非只是随便说说的大话，也不是理论的预设，他是从个人的生命经验和文学之间的紧密关联出发而引生这种思想的，这种思想与蕴藏在清新朴实的文字后面的“热情”渗透、交织在一起。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题记》最后的话：“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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