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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四讲 《长河》：“常”与“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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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写作的缘起和出版的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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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沈从文第一次回到十多年前离别的家乡湘西，这一经历直接导致了《湘行散记》的诞生；回到北平后续写完成了返乡前已经动笔的《边城》，“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88]这两部作品成为沈从文湘西题材作品的典范，代表了他成熟的风格和个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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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次返乡经历却使他真切意识到，《边城》的世界已经无法“对应”二十年来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湘西现实世界，他在凤凰老家给妻子的信里说：“这里一切使我感慨之至。一切皆变了，一切皆不同了，真是使我这出门过久的人很难过的事！”[89]虽然《边城》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写出，写成了“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却也以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了他的悲哀和伤感；而且，使他“很难过的事”未能写出，这就为他以后对家乡的书写留下了延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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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点，他当时就产生了明确的想法，所以在《〈边城〉题记》里，预告似的说：“我并不即此而止，还预备给他们一种对照的机会，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来提到二十年来的内战，使一些首当其冲的农民，性格灵魂被大力所压，失去了原来的朴质，勤俭，和平，正直的型范以后，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东西。他们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变成了如何穷困与懒惰！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中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所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作朴素的叙述。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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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最初的酝酿，应该就在此一时期。作品却一直没有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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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全面爆发后，南下途中，沈从文又一次返乡，在大哥沈云麓沅陵的新家“芸庐”住了几个月，直到一九三八年四月启程去昆明。这一特殊时期短暂的家乡生活，促生了散文集《湘西》和小说《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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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是到昆明两个多月后开始写的。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沈从文给还滞留在北平的妻子张兆和写信，告诉说：“我已寄望舒文章十页，下期航信还可寄十页。”这文章，指的就是《长河》。戴望舒时任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主编，《长河》从八月七日起在该副刊连载，至十一月十九日，共六十七次，未完。信里，沈从文向妻子谈起这部刚刚开头的作品，“我用的是辰河地方作故事背景，写橘园，以及附属于橘园生活的村民，如何活；如何活不下去，如何变；如何变成另外一种人。预备写六万字”。[91]隔了一天，三十日又写一信，一开头就说：“已夜十一点，我写了《长河》五个页子，写一个乡村秋天的种种。仿佛有各色的树叶落在桌上纸上，有秋天阳光射在纸上。夜已沉静，然而并不沉静。雨很大，打在瓦上和院中竹子上。电闪极白，接着是一个比一个强的炸雷声，在左边右边，各处响着。房子微微震动着。稍微有点疲倦，有点冷，有点原始的恐怖。我想起数千年前人住在洞穴里，睡在洞中一隅听雷声轰响所引起的情绪。同时也想起现代人在另外一种人为的巨雷响声中所引起的情绪。我觉得很感动。唉，人生。这洪大声音，令人对历史感到悲哀，因为它正在重造历史。”[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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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现代”的雷声轰响中，带着对变动中的历史的悲哀，沈从文再次书写乡土，书写一个不同于《边城》的“现实”的湘西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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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落笔的时候，《长河》只是一个中篇的构思，可是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这个篇幅容纳不了变动时代的历史含量，就打算写成多卷本的长篇。中间隔了一长段时间之后，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动手补充修改《长河》第一卷，五月，他在写给沈云麓的信里说：“《长河》已成十三万字，不久可付印。”“《长河》有三十万字，用吕家坪作背景。”（“三十万字”指的是预计全部完成后的字数。）“最近在改《长河》，一连两个礼拜，身心都如崩溃，但一想想，该作品将与一百万或更多读者对面，就不敢不谨慎其事了。”[93]到九月八日，又报告说：“上卷约十四万字，不久或可出版。”[94]事实是，桂林明日社正准备出版《长河》第一卷，没料到十四万字书稿被扣，经重庆、桂林两度审查，各有删削，却仍然不能出版。原因是：“从目下检审制度的原则来衡量它时，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转容易成为无益之业了。因此作品最先在香港发表，即被删节了一部分，致前后始终不一致。去年重写分章发表时，又有部分篇章不能刊载。到预备在桂林印行送审时，且被检查处认为思想不妥，全部扣留，幸得朋友为辗转交涉，径送重庆复审，重加删节，方能发还付印。”[95]这是一九四三年写的《题记》里面的话，“付印”仍然只是设想。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昆明文聚社终于出版了这部小说，因此前屡遭删节，出版时只剩十一万字。第六章《大帮船拢码头》的中间，竟印了一行“（被中央宣传部删去一大段）”的字样。《沈从文全集》即据文聚社单行本编入，另外增加了新发现的《〈长河〉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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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在沈从文去世后曾经非常感慨地谈到《长河》：“写《长河》的时候，从文表叔是四十岁上下年纪吧！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份的看法，这是一本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写《长河》之后一定出了特别的事，令这位很能集中的人分了心，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真可惜。”[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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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常”与“变”，生活的完整性与“迷信”及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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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写的是辰河中部吕家坪水码头及其附近小村萝卜溪的人与事，时间是一九三六年秋天。从二十世纪初到这个时间，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动辐射到这偏僻之地，居住在湘西辰河两岸的人的哀乐和悲欢，就和一个更大世界的变动联系在一起，不可能是封闭的时间和空间里的哀乐和悲欢了。从《边城》这个自足世界的时间和空间，到《长河》风吹草动都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时间和空间，其性质已经显示出非常不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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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人与地》，就是写三十年来沿河居民生活世界发生变化的大略情形。这里盛产橘柚，陌生人路过橘园，若要买，得到的回答一定是不卖。“入境问俗”，“不卖”和“不许吃”却是两回事，你尽管摘来吃好了：“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这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憩再赶路，天气老早咧。”这样的开篇，先写仲夏橘子开花香馥醉人，九月橘子成熟，随处堆积，如一堆堆火焰；再写让路人管饱吃橘子却不收分文，如此笔致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沈从文又在写他拿手的美丽的自然和淳朴的民风，像《边城》里，过渡人如果抓一把铜钱掷到船板上，老船夫照例一一拾起，追着塞回那人手里。不过这一次，沈从文却想在淳朴的风俗之外，关注另外的问题。所以他紧接着就写，“到把橘子吃饱时，自然同时也明白了‘只许吃不肯卖’的另外一个理由。”原来是橘子太多，不值钱，不好卖。“出橘子地方反买不出橘子，实在说原来是卖不出橘子。有时出产太多，沿河发生了战事，装运不便，又不会用它酿酒，较小不中吃，连小码头都运不去，摘下树后成堆的听它烂掉，也极平常。”[97]战乱影响了橘子的外运，这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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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不那么显而易见的，小说的叙述却非常明确：“大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受了点新教育，都知道橘子对小孩子发育极有补益，因此橘子成为必需品和奢侈品。四两重一枚的橘子，必花一二毛钱方可得到。而且所吃的居多还是远远的从太平洋彼岸美国运来的。中国教科书或别的什么研究报告书，照例就不大提起过中国南几省，有多少地方，出产橘子，品质颜色都很好，远胜过外国橘子园标准出品。专家和商人既都不大把它放在眼里，因此当地橘子的价值，便仅仅比萝卜南瓜稍贵一些。”[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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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者不以为然，认为叙述中出现这样的话，不过是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在城乡对比和城乡对立的情绪中发发牢骚，泄泄怨气。其实不是这么简单。首先，这不是情绪性的；还有，与其说他要表达的是城乡“对比”和“对立”，还不如说他要说的是城和乡之间的紧密关联，是辰河两岸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和大都市、和整个中国的紧密关联。这种关联，即使仅仅表现在可见的物品买卖和价格上，也牵扯到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沈从文的立场，粗略看起来好像是地方性的，乡土性的，但他不仅是在整个民族国家的广阔视野里看待和思考地方性、乡土性的问题，而且他对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并不与对地方性、乡土性问题的倾心关注相对立，相反，他企望能够在矛盾纠结中清理出内在的一致性。从抗战以来到差不多整个四十年代，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一直盘踞在他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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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写这地方的人事。从屈原放逐到此写出《橘颂》两千年来，虽然多少有些改变，却依然不过是随着季节轮换生老病死，一半人在地面上生根，一半人在水面上流转。但是这些年，情形却出现了不一样的变化。这个变化，概而言之，是“现代”来了。“现代”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的呢？从人来看，譬如说，谁家的孩子上进，读书好，考入省立师范学堂，“待到暑假中，儿子穿了白色制服，带了一网篮书报，回到乡下来时，一家大小必对之充满敬畏之忱。母亲每天必为儿子煮两个荷包蛋当早点，培补元气，父亲在儿子面前，话也不敢乱说”。[99]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现象，受了一点“现代”教育的儿子，使古老中国的父亲天经地义的“权威”一下子丧失了，反而“敬畏”起有了一点“现代文化资本”的儿子来。这个现象不是偶然的和个别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总体的“现代”进程中，“现代文化资本”令人生畏起敬的优越性，时时处处可以找到佐证。时光进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出现了一个从他的诗篇里能够感受到四季轮转、风吹的方向和麦子的成长的优秀诗人海子，广大贫瘠的乡村找到了它的歌手；可是，你也许想象不到，“据说在家里，他的农民父亲甚至有点儿不敢跟他说话，因为他是一位大学教师”。[100]“现代”的权威，从三十年代的湘西到八十年代的安徽，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而儿子呢，“儿子自以为已受新教育，对家中一切自然都不大看得上眼，认为腐败琐碎，在老人面前常常作‘得了够了’摇头神气。……到后在本校或县里作了小学教员，升了校长，或又作了教育局的科员，县党部委员，收入虽不比一个舵手高多少，可是有了‘斯文’身份，而兼点‘官’气”，一来二去，就成了“当地名人”了。既成名人，“思想又新，当然就要‘革命’”。[101]“革命”不出两个公式：一是与有“思想”，又“摩登”，懂“爱情”的新女性发生恋爱或婚姻，是谓家庭革命；二是回乡来要改造社会，于是作代表，办学会，印报纸，发议论……到后梦想的“大时代”终于到来，却压力过猛，末了不出两途，或逃亡，或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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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特别注意到妇女的生活情形。本地女孩子的情感教育，不外是听老年人说《二度梅》《天雨花》等才子佳人弹词故事，七仙女下凡尘等神话传说，二八月唱土地戏谢神还愿，戏文中又多的是烈士佳人故事；下河洗菜淘米，上山砍柴打草，容易受年青野孩子歌声引诱。幻想虽多，多数人还是本本分分嫁人过日子。出了不合规矩的事，性格强的，就会像《边城》里翠翠母亲那样自杀；不幸遇到亲族中有人辈分大，势力强，读了几本“子曰”，道德感和虐待狂不可分开，就会纠集人捆了女子去“沉潭”。但这里大多数人不读“子曰”，也就不过问这种事。现在女子中也有了读书人，到省里女子师范或私立中学读了几年书，回家不久必和长辈谈判，说是爱情神圣，家中不能包办终身大事，“生活出路是到县里的小学校去做教员，婚姻出路是嫁给在京沪私立大学读过两年书的公务员，或县党部委员，学校同事”。还有“抱独身主义”的，照例吃家里，用家里；再求上进进了什么大学与同学恋爱同居生孩子的，除却跟家中要钱，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其中自然也有书读得好，又有思想，又有幻想，十八年左右向江西跑去，终于失了踪的，这种人照例对乡下那个多数是并无意义的，不曾发生何等影响的。”“现代”的女子教育在这个地方可见的事实，大致如此。[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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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是什么？“现代”到底怎么样？此类问题，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也许首先是理论问题、理念问题、观念问题，再是从理论、理念、观念到实践的问题；沈从文“乡下人”的思路却不同，对他来说，实际的耳闻、目睹、身受的“亲证”，具体的现象和确实的状况，比抽象空洞的理论、理念、观念重要得多，更准确地说，后者必须在与现实具体情境的摩擦中，产生出经得起检验的有效性。由此而进入观察和辨识，沈从文得到的是非常沉痛的经验。他在《题记》里说：“‘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时髦青年也好，普通学生也好，“共同对现状表示不满，可是国家社会问题何在，进步的实现必需如何努力，照例全不明白”。所能做的，不过是“挥霍家中前一辈的积蓄，享受现实，并用‘时代轮子’‘帝国主义’一类空洞字句，写点现实论文和诗歌，情书或家信”。少数“想要好好的努力奋斗一番的，也只是就学校读书时所得到的简单文化概念，以为世界上除了‘政治’，再无别的事。……个人出路和国家幻想都完全寄托在一种依附性的打算中，结果到社会里一滚，自然就消失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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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蹈的对于“现代”理论的依附性，对于“简单文化概念”的依附性，或者是世俗的对于“政治”的依附性，都无从与现实经验和个人内心发生深切的关系，因其依附性，不可靠是必然的。这让人联想到鲁迅早年的“伪士当去”论。写于一九〇八年的《破恶声论》对引进的、流行的新理论进行了相当严厉的指斥，而与此相对，置于全篇之首的“本根剥丧，神气旁皇，……”一句，显明地揭示出鲁迅思想关注的重心：“本根”，民族、国家的“本根”，和个人的“本根”。在这篇未完的论文中，有许多抵抗时俗的惊人之见，伊藤虎丸特别提出其中“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104]这句话来讨论。经过多年的困惑和思考，这位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认为：“鲁迅所说的‘伪士’，（1）其议论基于科学、进化论等新的思想，是正确的；（2）但其精神态度却如‘万喙同鸣’，不是出于自己真实的内心，唯顺大势而发声；（3）同时，是如‘掩诸色以晦暗’，企图扼杀他人的自我、个性的‘无信仰的知识人’。也就是，‘伪士’之所以‘伪’，是其所言正确（且新颖），但其正确性其实依据于多数或外来权威而非依据自己或民族的内心。”[105]用沈从文的话来说，那就是这种正确性和权威是建立在依附性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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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和鲁迅是两个非常不同的作家，但是，在他们之间，在他们的文学的深处，却能够发现埋藏着某些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能够重视青年鲁迅提出的“白心”的概念，那么几乎就可以说，沈从文正是一个保持和维护着“白心”思想和感受的作家。仅就“伪士当去，迷信可存”这句话所涵盖的内容而言，被“正信”所拒斥而鲁迅认为“可存”的“迷信”，其中包含着与精神“本根”相联系的“白心”；而这一点，在《长河》第一章的末尾，就有生动、亲切、自然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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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大多数女子有在体力与情感两方面，都可称为健康淳良的农家妇，需要的不是认识几百字来讨论妇女问题，倒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系的常识和信仰，如种牛痘，治疟疾，以及与家事有关收成有关的种种。对于儿女的寿夭，尚完全付之于自然淘汰。对于橘柚，虽从经验上已知接枝选种，情感上却还相信每在岁暮年末，用糖汁灌溉橘树根株，一面用童男童女在树下问答“甜了吗？”“甜了！”下年结果即可望味道转甜。一切生活都混合经验与迷信，因此单独凭经验可望得到的进步，无迷信搀杂其间，便不容易接受。但同类迷信，在这种农家妇女也有一点好处，即是把生活装点得不十分枯燥，青春期女性神经病即较少。不论他们过的日子如何平凡而单纯，在生命中依然有一种幻异情感，或凭传说故事，引导到一个美丽而温柔仙境里去，或信天委命，来抵抗这种不幸。迷信另外一种形式，表现于行为，如敬神演戏，朝山拜佛，对于大多数女子，更可排泄她们蕴蓄被压抑的情感，转换一年到头的疲劳，尤其见得重要而必需。[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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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这其中的“迷信”铲除，他们生活的完整性就必然遭到严重破坏，他们的情感、信仰和精神就会失去正常循环的流通渠道，他们的日常起居、生产劳动和生命状态就会变得“枯燥”，从而引发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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