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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小地方的朴素的欢乐，自然衬托下的抒情诗气氛，其实正处在大的灾难的包围之中，除了接连不断的地方性动乱，前头还有即将全面爆发的抗日战争，整个国家民族的大劫已经是步步紧逼上来了。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在大灾难的背景上写酬神娱己的社戏，写与日常生活紧密关联的欢乐、虔敬和抒情诗气氛，显示出沈从文笔力的非凡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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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六、与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知心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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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河》共十一章，写得舒展，开阔，有些散漫，不像《边城》那样精致，却有厚实粗拙的美感。金介甫认为“有些篇章并没有把小说情节展开”，其实作者并不特别在意情节，用黄永玉的话说是“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黄永玉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格。他排除精挑细选的人物和情节。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他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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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自己对这本书也怀着特别的感情。一九四四年十二月间，他校读文聚社土纸本《长河》，十分细致地加了大量批注，《沈从文全集》所编《〈长河〉自注》，有十二页，这还不是全部，因为有几章的注释缺失了。给自己的作品加注，这在沈从文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注中的大部分，是对方言土语的解释。虽然沈从文的作品一向不避方言，但《长河》运用的数量之多，运用的娴熟自如，以及读者读上去不感觉生分，自然贴切的效果，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与它的与父老乡亲谈心的性质紧密关联，与故乡人谈心的语言，一定是故乡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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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故乡的亲密性却并不必然意味着狭隘、偏执的立场和视野，“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沈从文对地方、乡土的关注和忧思，是与对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关注和忧思一脉相连、息息相通的。生怕读者不明白，他在《〈边城〉题记》里就强调过这个用心，在《〈长河〉题记》里，他再次写道：“记得八年前《边城》付印时，在那本小书题记上，我曾说过：所希望的读者，应当是……在各种事业里低头努力，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现在这本小书，我能说些什么？我很明白，我的读者在八年来人生经验上，对于国家所遭遇的挫折，以及这个民族忧患所自来的根本原因，还有那个多数在共同目的下所有的挣扎向上方式，从中所获得的教训，……都一定比我知道的还要多还要深。……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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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和现代中国的父老子弟谈心。语重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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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五讲 《黑魇》：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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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个勾连紧密的小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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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八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烛虚》，收散文和文论各四篇。散文分别是《烛虚》《潜渊》《长庚》《生命》，内容和写法上都与沈从文以前的散文有极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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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至翌年一月，沈从文在《当代评论》分三次发表《绿·黑·灰》，二月改以《绿魇》为题在《当代文艺》发表，这是“魇”系列散文的第一篇；此后又有《白魇》和《黑魇》在一九四四年、《青色魇》在一九四六年发表。这四篇散文，承接《烛虚》等四篇的风格，将沈从文的变化进一步放大和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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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八篇散文，互相勾连得很紧密，可以当作一个小整体，强烈而集中地表达了沈从文昆明时期思想、心绪等方面细致入微的复杂状况。因为是对充分个人化、内心化的精神状态的“捕捉性”描述，文风自然不同，蒙蒙不明处难免。所谓蒙蒙不明，不仅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而且指作者对自己的精神思绪的追踪，及其对这个追踪过程的文字叙述，都有力所不逮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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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纠结的是，这里所说的个人化、内心化，绝不是与社会和外界相隔绝的结果和形式，反而是直接置身和体会纷乱芜杂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并且以一己之心，对这个巨大的社会现实进行考量，与它发生剧烈的摩擦；因此而生的切身的精神痛苦，与在对待世界和现实时抽去了个人和内心的方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系列的“魇”，[133]沈从文在其中一篇的校样上题识，说是“从生活中发现社会的分解变化的恶梦意思”，[134]即表明个人精神状况与社会现实之间难解难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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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把这八篇散文看作一个勾连紧密的小整体，那么，读其中任何一篇，都需要拿其他几篇来参照，否则的话就不容易明白。我们取《黑魇》，参照其他几篇，再辅之以同时期的几篇文论，来了解这一时期沈从文的思想重心、感触接点、精神踪迹和文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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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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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魇》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末在云南呈贡乡间写的，先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重庆《时与潮文艺》第三卷第三期，又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八月《知识与生活》第八期，《沈从文全集》据《知识与生活》编入。《题〈黑魇〉校样》中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写得很好，都近于自传中一部分内部生命的活动形式。”[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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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以乡居琐事开篇，说的是家里的用人张嫂要到城里去。两年前昆明市空袭严重，很多市民疏散乡下；后来同盟国飞机增多后，空袭俨然成为过去，于是大家重新变作“城里人”。张嫂只是受进城风气影响的一个。张嫂要进城，还因为另外一个女用人进城后嫁了个穿黑洋服的“上海人”，她说起来“直充满羡慕神气”。张嫂劝说主人搬进城里无效，就只好撒谎说去城里看姑妈。“昆明穿洋服的文明人可真多，我们不好意思不让她试试机会，自然一切同意。于是不多久，张嫂就换上那件灰线呢短袖旗袍，半高跟旧皮鞋，带上那个生锈的洋金手表，扁扁脸上还敷了好些白粉，打扮得香喷喷的，兴奋而快乐，骑马进城看她的抽象姑妈去了。”[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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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是对张嫂的挖苦，善意的，轻松的，甚至带点漫画式的幽默和快乐；内里却是对世风的感慨，是忧心的，痛苦的，有些茫然，有些急躁，有些无奈。这个世风，即由昆明“穿洋服的文明人”而起，影响所及，达于用人。在混乱动荡中，“文明人”的不振奋和敷衍懒惰，乃至扭曲、虚伪、荒唐、堕落的生活，给沈从文非常大的冲击，特别是在民族危难、战火遍地的大局势中，这种一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荒淫无耻的对照，让沈从文深受刺激。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叙述的调子并不算激烈峻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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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下来写自己和一家人在乡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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