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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在乡下不动，若房东好意无变化，即住到战争结束亦未可知。温和阳光与清爽空气，对于孩子们健康既有好处，寄居了将近×年，两个相连接的雕花绘彩大院落，院落中的人事新陈代谢，也使我觉得在乡村中住下来，比城里还有意义。户外看长脚蜘蛛于仙人掌篱笆间往来结网，捕捉蝇蛾，辛苦经营，不惮烦劳，还装饰那个彩色斑驳的身体，吸引异性，可见出简单生命求生的庄严与巧慧。回到住处时，看着几个乡下妇人，在石臼边为唱本新事上的姻缘不偶，从眼眶中浸出诚实热泪，又如何用发誓诅愿方式，解脱自己小小过失，并随时说点谎话，增加他人对于一己信托与尊重，更可悟出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我事实上也在学习一切，不过和别人所学的大不相同罢了。[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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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院落中的人事新陈代谢”，在《绿魇》中有详细的叙述。《绿魇》第二部分“黑”，先写这个院落及其主人的历史，“我觉得什么都好，最难得的还是和这个房子有密切关系的老主人，完全贴近土地的素朴的心，素朴的人生观，不提别的，单就将近半个世纪生存于这个单纯背景中所有的哀乐式样，就简直是一个宝藏，一本值得用三百五十页篇幅来写出的动人故事！”[138]再写来到这里租住的一批批客人，大学教授，学习音乐的女孩子们，艺术家夫妇，从爱情得失中产生伟大感和伟大自觉的诗人，迁进迁出，轮换更迭。沈从文在这一部分结束时作偈：“……日月运行，毫无休息，生命流转，似异实同。惟人生另有其庄严处，即因贤愚不等，取舍异趣，入渊升天，半由习染，半出偶然；所以兰桂未必齐芳，萧艾转易敷荣。……因之人生转趋复杂，彼此相慕，彼此相妒，彼此相争，彼此相学，相差相左，随事而生。凡此一切，智者得之，则生知识，仁者得之，则生悲悯，愚而好用者得之，必另有所成就。不信夙命的，固可从生命变易可惊异处，增加一分得失哀乐，正若对于明日犹可望凭知识或理性，将这个世界近于传奇部分去掉，人生便日趋于合理。信仰夙命的，又一反此种人能胜天的见解，正若认为‘思索’非人性本来，倦人而且恼人，明日事不若付之偶然，生命亦比较从容自由，不信一切惟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至于相信一切的，到末了却将俨若得到一切，惟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那个自己。”[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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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中，沈从文自己是更近于“信仰夙命的”，但是，虽然认为“思索”非人性本来，此时他自己却正陷入苦苦的“思索”中而不可自拔。这种状态在整个四十年代一直困扰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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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说到一家人的平常生活，特别是家务劳动，沈从文的笔调又显出活泼和明朗来。“为节约计，用人走后大小杂物都自己动手。磨刀扛物是我二十年老本行，作来自然方便容易。烧饭洗衣就归主妇，这类工作通常还与校课衔接。遇挑水拾树叶，即动员全家人丁，九岁大的龙龙，六岁大的虎虎，一律参加。来去传递，竞争奔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训练孩子，使他们从合作服务中得到劳动愉快和做人尊严。干的湿的有什么吃什么，没有时包谷红薯也当饭吃，有时尽量，有时又听小的吃饱，大人稍稍节制。孩子们欢笑歌呼，于家庭中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主妇的身心既健康而朴素，接受生活应付生活俱见出无比的勇气和耐心，尤其是共同对于生命有个新态度，过下去似乎再困难，即过三五年也担当得住并不如何灰心。”[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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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现实的刺激而生的痛苦，由自己的“思索”而来的苦恼，交相纠缠他那颗敏感而孤单的心灵，幸好有这样的家庭生活，它的有序、活力、欢乐、朴素，是大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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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三、精神迷失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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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谈家庭生活转而说个人事业，笔调不由一沉。沈从文自觉把作家的“古怪事业”作为自己承担的使命，虽然无从靠它“生活”，它却“缚住了我的生命，且将终其一生，无从改弦易辙”。那时候他还没有预料到会有被迫放弃作家事业的时代；他说，这个事业“必然迫得我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将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式样，用它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方能继续工作”。[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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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中的“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是他的作品的基本内容，是他的作品所叙述的生活情形；他所关心的，是在这样的内容和情形中所产生的“哀乐得失”。但是，在这一段表述中，沈从文不是说自己的作品写了“哀乐得失”，而是说，“用它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在这个过程之前，还有一个对人与事去“明白”“理解”“分析”的过程。生活世界和人事哀乐是怎样进入文学的？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绝不是他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而是必须经过作家主体和生活世界的互相融入，这个过程，有深的快乐也有深的痛苦，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教育”“折磨”“营养”的主旨，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方能继续工作”，产生出文学。去掉或忽略这个过程，作家固然可以免受“折磨”，但他也得不到“教育”和“营养”，没有深的痛苦也没有深的快乐，由此而生的文学，无所用心，自然也就常常是无关痛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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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多少可以明白一点点，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在四十年代，他为什么要那么痛苦；他为什么不去写他的“文学”，而为现实和时代如此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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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日常状态，从外面看不复杂也不沉重，“生活简单而平凡，在家事中尽手足勤劳之力打点小杂，义务尽过后，就带了些纸和书籍，到有和风与阳光的草地上，来温习温习人事，并思索思索人生”。似乎雅致安闲。其实内心却是极端的不平静。下面这段文字，有一个从外界到内心并且对内心世界逐层深入的顺序：“先从天光云影草木荣枯中，有所会心。随即由大好河山的丰腴与美好，和人事上无章次处两相对照，慢慢的从这个不剪裁的人生中，发现了‘堕落’二字真正的意义。又慢慢的从一切书本上，看出那个堕落因子。又慢慢的从各阶层间，看出那个堕落传染浸润现象；尤其是读书人倦于思索，怯于疑惑，苟安于现状的种种，加上一点为贤内助谋出路的打算，如何即对武力和权势形成一种阿谀不自重风气。这种失去自己可能为民族带来一种什么形式的奴役，仿佛十分清楚。我于是渐渐失去原来与自然对面时应得的谧静。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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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叙述，可以作为沈从文四十年代精神情形的基本概括。略分几个方面和层次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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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乡间，美好的自然景象触目皆是，却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美好的自然唤起他美好的心境，他在《烛虚》中回忆过往印象，亦不能不有感慨：“重读《月下小景》、《八骏图》、《自传》，八年前在青岛海边一梧桐树下面，见朝日阳光透树影照地下，纵横交错，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因之写成各书。二十三年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中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143]“心境虚廓，眼目明爽”，“无渣滓，少凝滞”，这是何等心境；在这样的心境下落笔为文，文字也晶莹剔透。而现在，心境大变，与美好自然相对，使他感到自己所用文字根本不能相配，因为文字“附有各种历史上的霉斑与俗气意义”，[144]“企图用充满历史霉斑的文字来写它时，竟是完全的徒劳”。[145]具体可感的自然景象，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此时在他的心中又抽象到极端，无从传达和表现，“必需稍次一个等级，才能和音乐所扇起的情绪相邻，再次一个等级，才能和诗歌所传递的感觉相邻。然而这个层次的降落原只是一种比拟……”[146]总之，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善于感知自然描写自然的作家，现在强烈地感觉到面对自然时的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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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无能为力，却越是敏感，而且把具体的感知朝抽象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自然并没有因为无从传达和表现而从沈从文的作品中隐退和消失，而是成为一种引发对比的存在，这就是“和人事上无章次处两相对照”。在《绿魇》里，这种对照就以非常尖锐的形式出现过了：自然中“如何形成一个小小花蕊，创造出一根刺，以及那个在微风摇荡凭藉草木银白色茸毛飞扬旅行的种子，成熟时自然轻轻爆裂弹出种子的豆荚，这里那里还无不可发现一切有生为生存与繁殖所具有的不同德性。这种种德性，又无不本源于一种坚强而韧性的试验，在长时期挫折与选择中方能形成。我将大声叫嚷：‘这不成！这不成！我们人类的意志是个什么形式？在长期试验中有了些什么变化？它存在，究在何处？它消失，究竟为什么而消失？一个民族或一种阶级，它的逐渐堕落，是不是纯由宿命，一到某种情形下即无可挽救？会不会只是偶然事实，还可能用一种观念一种态度而将它重造？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些人，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重建起来？对于自然美的热烈赞诵，传统世故的极端轻蔑，是否即可从更年青一代见出新的希望？’”[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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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上无章次处”，“不剪裁的人生”，“堕落”，令他痛苦和迷茫，促成他对现代文化的反省。《烛虚》里说：“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数人生存下来的意义。”“‘远虑’是人类的特点，但其实远虑只是少数又少数人的特点，这种近代教育培养成的知识阶级，大多数是无足语的！”[148]《长庚》里说：“对尤其当前存在的‘实事’、‘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读书人尤其令人痛心，“对学问不进步”，“对人事是非好坏麻木”，“对生活无可无不可”。[149]《生命》里说：“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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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种种使沈从文看出可怕来，这个可怕，是整个民族的，他仿佛看见这样的现实发展下去，会“为民族带来一种什么形式的奴役”；而且，“还有更可怕的，是这个现实将使下一代堕落的更加堕落，困难越发困难”。就是在这样危机的情境中，他虽然明明“不知向谁呼喊”，可还是发出了呼喊：“我们实希望人先要活得尊贵些！我们当前便需要一种‘清洁运动’，必将现在政治的特殊包庇性，和现代文化的驵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的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于年青生命中所形成的势利，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恢复了二十岁左右头脑应有的纯正与清朗，认识出这个世界，并在人类驾驭钢铁征服自然才智竞争中，接受这个民族一种新的命运。我们得一切从新起始：从新想，从新做，从新爱和恨，从新信仰和惑疑。……”[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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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关于整个民族的如此重大的问题，以一个微弱的个人的力量如何着手，如何解决？所以，当这样的“呼喊”一发出来，他马上就“为自己所提出的荒谬问题愣住了”：“到我从新来检讨影响到这个民族正当发展的一切抽象原则以及目前还在运用它作工具的思想家或统治者被它所囚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时，顷刻间便俨若陷溺到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把方向完全迷失了。”大海里的漩涡与波涛“卷没了我的小小身子，复把我从白浪顶上抛起。试伸手有所攀援时，方明白那些破碎板片，正如同经典中的抽象原则，已腐朽到全不适用”。[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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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是诚实的，他坦白自己精神上的迷失和没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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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四、沈从文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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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潜渊》里，沈从文早写出了自己的迷失和战败。这篇文章是从日记里摘抄出来的，其中有这样的话：“小楼上阳光甚美，心中茫然，如一战败武士，受伤后独卧荒草间，武器与武力全失。午后秋阳照铜甲上炙热。手边有小小甲虫爬行，耳畔闻远处尚有落荒战马狂奔，不觉眼湿。”[153]此种状态，可与大海里无所攀援的情势相比；虽然各自趋向一静一动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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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还是没有放弃。“试由海面向上望，忽然发现蓝穹中一把细碎星子，闪灼着细碎光明。从冷静星光中，我看出一种永恒，一点力量，一点意志。诗人或哲人为这个启示，反映于纯洁心灵中即成为一切崇高理想。过去诗人受牵引迷惑，对远景泼眸过久，失去条理如何即成为疯狂，得到平衡如何即成为法则：简单法则与多数人心会和时如何产生宗教，由迷惑，疯狂，到个人平衡过程中，又如何产生艺术。一切真实伟大艺术，都无不可见出这个发展过程和终结目的。”[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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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的存在并不耀眼辉煌，它有的也许只是那种“细碎”的光明；即使如此，它却包含着永恒、力量和意志，它与理想密切关联，它从生命的深刻的精神过程中所产生。这样的艺术的含量是巨大的，它的状态是敞开的，实在的，它不仅是包容，而且是发现。“微风掠过面前到绿原，似乎有一阵新的波浪从我身边推过。我攀住了一样东西，于是浮起来了。我攀住的是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受试验时一切活人素朴的心；年青男女入社会以前对于人生的坦白与热诚，未恋爱以前对于爱情的腼腆与纯粹，还有那个在城市，在乡村，在一切边陬僻壤，埋没无闻卑贱简单工作中，低下头来的正直公民，小学教师或农民，从习惯中受侮辱，受挫折，受牺牲的广泛沉默。沉默中所保有的民族善良品性，如何适宜培养爱和恨的种子！”[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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