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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52 更为纠结的是,这里所说的个人化、内心化,绝不是与社会和外界相隔绝的结果和形式,反而是直接置身和体会纷乱芜杂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并且以一己之心,对这个巨大的社会现实进行考量,与它发生剧烈的摩擦;因此而生的切身的精神痛苦,与在对待世界和现实时抽去了个人和内心的方式,当然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系列的“魇”,[133]沈从文在其中一篇的校样上题识,说是“从生活中发现社会的分解变化的恶梦意思”,[134]即表明个人精神状况与社会现实之间难解难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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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54 既然把这八篇散文看作一个勾连紧密的小整体,那么,读其中任何一篇,都需要拿其他几篇来参照,否则的话就不容易明白。我们取《黑魇》,参照其他几篇,再辅之以同时期的几篇文论,来了解这一时期沈从文的思想重心、感触接点、精神踪迹和文学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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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59 沈从文九讲 [:1706041463]
1706042460 沈从文九讲 二、“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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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62 《黑魇》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末在云南呈贡乡间写的,先发表于一九四四年五月重庆《时与潮文艺》第三卷第三期,又发表于一九四七年八月《知识与生活》第八期,《沈从文全集》据《知识与生活》编入。《题〈黑魇〉校样》中有这么一句话:“这个写得很好,都近于自传中一部分内部生命的活动形式。”[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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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64 文章以乡居琐事开篇,说的是家里的用人张嫂要到城里去。两年前昆明市空袭严重,很多市民疏散乡下;后来同盟国飞机增多后,空袭俨然成为过去,于是大家重新变作“城里人”。张嫂只是受进城风气影响的一个。张嫂要进城,还因为另外一个女用人进城后嫁了个穿黑洋服的“上海人”,她说起来“直充满羡慕神气”。张嫂劝说主人搬进城里无效,就只好撒谎说去城里看姑妈。“昆明穿洋服的文明人可真多,我们不好意思不让她试试机会,自然一切同意。于是不多久,张嫂就换上那件灰线呢短袖旗袍,半高跟旧皮鞋,带上那个生锈的洋金手表,扁扁脸上还敷了好些白粉,打扮得香喷喷的,兴奋而快乐,骑马进城看她的抽象姑妈去了。”[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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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66 表面是对张嫂的挖苦,善意的,轻松的,甚至带点漫画式的幽默和快乐;内里却是对世风的感慨,是忧心的,痛苦的,有些茫然,有些急躁,有些无奈。这个世风,即由昆明“穿洋服的文明人”而起,影响所及,达于用人。在混乱动荡中,“文明人”的不振奋和敷衍懒惰,乃至扭曲、虚伪、荒唐、堕落的生活,给沈从文非常大的冲击,特别是在民族危难、战火遍地的大局势中,这种一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荒淫无耻的对照,让沈从文深受刺激。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叙述的调子并不算激烈峻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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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68 他接下来写自己和一家人在乡下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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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70 我依然在乡下不动,若房东好意无变化,即住到战争结束亦未可知。温和阳光与清爽空气,对于孩子们健康既有好处,寄居了将近×年,两个相连接的雕花绘彩大院落,院落中的人事新陈代谢,也使我觉得在乡村中住下来,比城里还有意义。户外看长脚蜘蛛于仙人掌篱笆间往来结网,捕捉蝇蛾,辛苦经营,不惮烦劳,还装饰那个彩色斑驳的身体,吸引异性,可见出简单生命求生的庄严与巧慧。回到住处时,看着几个乡下妇人,在石臼边为唱本新事上的姻缘不偶,从眼眶中浸出诚实热泪,又如何用发誓诅愿方式,解脱自己小小过失,并随时说点谎话,增加他人对于一己信托与尊重,更可悟出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我事实上也在学习一切,不过和别人所学的大不相同罢了。[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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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72 这里所说“院落中的人事新陈代谢”,在《绿魇》中有详细的叙述。《绿魇》第二部分“黑”,先写这个院落及其主人的历史,“我觉得什么都好,最难得的还是和这个房子有密切关系的老主人,完全贴近土地的素朴的心,素朴的人生观,不提别的,单就将近半个世纪生存于这个单纯背景中所有的哀乐式样,就简直是一个宝藏,一本值得用三百五十页篇幅来写出的动人故事!”[138]再写来到这里租住的一批批客人,大学教授,学习音乐的女孩子们,艺术家夫妇,从爱情得失中产生伟大感和伟大自觉的诗人,迁进迁出,轮换更迭。沈从文在这一部分结束时作偈:“……日月运行,毫无休息,生命流转,似异实同。惟人生另有其庄严处,即因贤愚不等,取舍异趣,入渊升天,半由习染,半出偶然;所以兰桂未必齐芳,萧艾转易敷荣。……因之人生转趋复杂,彼此相慕,彼此相妒,彼此相争,彼此相学,相差相左,随事而生。凡此一切,智者得之,则生知识,仁者得之,则生悲悯,愚而好用者得之,必另有所成就。不信夙命的,固可从生命变易可惊异处,增加一分得失哀乐,正若对于明日犹可望凭知识或理性,将这个世界近于传奇部分去掉,人生便日趋于合理。信仰夙命的,又一反此种人能胜天的见解,正若认为‘思索’非人性本来,倦人而且恼人,明日事不若付之偶然,生命亦比较从容自由,不信一切惟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至于相信一切的,到末了却将俨若得到一切,惟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那个自己。”[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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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74 在这“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中,沈从文自己是更近于“信仰夙命的”,但是,虽然认为“思索”非人性本来,此时他自己却正陷入苦苦的“思索”中而不可自拔。这种状态在整个四十年代一直困扰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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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76 可是说到一家人的平常生活,特别是家务劳动,沈从文的笔调又显出活泼和明朗来。“为节约计,用人走后大小杂物都自己动手。磨刀扛物是我二十年老本行,作来自然方便容易。烧饭洗衣就归主妇,这类工作通常还与校课衔接。遇挑水拾树叶,即动员全家人丁,九岁大的龙龙,六岁大的虎虎,一律参加。来去传递,竞争奔赴。一面工作一面也就训练孩子,使他们从合作服务中得到劳动愉快和做人尊严。干的湿的有什么吃什么,没有时包谷红薯也当饭吃,有时尽量,有时又听小的吃饱,大人稍稍节制。孩子们欢笑歌呼,于家庭中带来无限生机与活力。主妇的身心既健康而朴素,接受生活应付生活俱见出无比的勇气和耐心,尤其是共同对于生命有个新态度,过下去似乎再困难,即过三五年也担当得住并不如何灰心。”[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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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78 因现实的刺激而生的痛苦,由自己的“思索”而来的苦恼,交相纠缠他那颗敏感而孤单的心灵,幸好有这样的家庭生活,它的有序、活力、欢乐、朴素,是大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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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84 沈从文九讲 三、精神迷失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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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86 由谈家庭生活转而说个人事业,笔调不由一沉。沈从文自觉把作家的“古怪事业”作为自己承担的使命,虽然无从靠它“生活”,它却“缚住了我的生命,且将终其一生,无从改弦易辙”。那时候他还没有预料到会有被迫放弃作家事业的时代;他说,这个事业“必然迫得我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充满兴趣鼓足勇气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将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式样,用它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方能继续工作”。[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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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88 人事中的“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是他的作品的基本内容,是他的作品所叙述的生活情形;他所关心的,是在这样的内容和情形中所产生的“哀乐得失”。但是,在这一段表述中,沈从文不是说自己的作品写了“哀乐得失”,而是说,“用它来教育我,折磨我,营养我”,在这个过程之前,还有一个对人与事去“明白”“理解”“分析”的过程。生活世界和人事哀乐是怎样进入文学的?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绝不是他要写什么就写什么了,而是必须经过作家主体和生活世界的互相融入,这个过程,有深的快乐也有深的痛苦,这就是沈从文说的“教育”“折磨”“营养”的主旨,只有经历了这个过程,“方能继续工作”,产生出文学。去掉或忽略这个过程,作家固然可以免受“折磨”,但他也得不到“教育”和“营养”,没有深的痛苦也没有深的快乐,由此而生的文学,无所用心,自然也就常常是无关痛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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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90 由此我们多少可以明白一点点,沈从文作为一个作家,在四十年代,他为什么要那么痛苦;他为什么不去写他的“文学”,而为现实和时代如此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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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92 沈从文在昆明时期的日常状态,从外面看不复杂也不沉重,“生活简单而平凡,在家事中尽手足勤劳之力打点小杂,义务尽过后,就带了些纸和书籍,到有和风与阳光的草地上,来温习温习人事,并思索思索人生”。似乎雅致安闲。其实内心却是极端的不平静。下面这段文字,有一个从外界到内心并且对内心世界逐层深入的顺序:“先从天光云影草木荣枯中,有所会心。随即由大好河山的丰腴与美好,和人事上无章次处两相对照,慢慢的从这个不剪裁的人生中,发现了‘堕落’二字真正的意义。又慢慢的从一切书本上,看出那个堕落因子。又慢慢的从各阶层间,看出那个堕落传染浸润现象;尤其是读书人倦于思索,怯于疑惑,苟安于现状的种种,加上一点为贤内助谋出路的打算,如何即对武力和权势形成一种阿谀不自重风气。这种失去自己可能为民族带来一种什么形式的奴役,仿佛十分清楚。我于是渐渐失去原来与自然对面时应得的谧静。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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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94 这一段叙述,可以作为沈从文四十年代精神情形的基本概括。略分几个方面和层次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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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96 在昆明乡间,美好的自然景象触目皆是,却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样,美好的自然唤起他美好的心境,他在《烛虚》中回忆过往印象,亦不能不有感慨:“重读《月下小景》、《八骏图》、《自传》,八年前在青岛海边一梧桐树下面,见朝日阳光透树影照地下,纵横交错,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因之写成各书。二十三年写《边城》,也是在一小小院落中老槐树下,日影同样由树干枝叶间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143]“心境虚廓,眼目明爽”,“无渣滓,少凝滞”,这是何等心境;在这样的心境下落笔为文,文字也晶莹剔透。而现在,心境大变,与美好自然相对,使他感到自己所用文字根本不能相配,因为文字“附有各种历史上的霉斑与俗气意义”,[144]“企图用充满历史霉斑的文字来写它时,竟是完全的徒劳”。[145]具体可感的自然景象,人与自然和谐的境界,此时在他的心中又抽象到极端,无从传达和表现,“必需稍次一个等级,才能和音乐所扇起的情绪相邻,再次一个等级,才能和诗歌所传递的感觉相邻。然而这个层次的降落原只是一种比拟……”[146]总之,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善于感知自然描写自然的作家,现在强烈地感觉到面对自然时的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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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498 越是无能为力,却越是敏感,而且把具体的感知朝抽象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自然并没有因为无从传达和表现而从沈从文的作品中隐退和消失,而是成为一种引发对比的存在,这就是“和人事上无章次处两相对照”。在《绿魇》里,这种对照就以非常尖锐的形式出现过了:自然中“如何形成一个小小花蕊,创造出一根刺,以及那个在微风摇荡凭藉草木银白色茸毛飞扬旅行的种子,成熟时自然轻轻爆裂弹出种子的豆荚,这里那里还无不可发现一切有生为生存与繁殖所具有的不同德性。这种种德性,又无不本源于一种坚强而韧性的试验,在长时期挫折与选择中方能形成。我将大声叫嚷:‘这不成!这不成!我们人类的意志是个什么形式?在长期试验中有了些什么变化?它存在,究在何处?它消失,究竟为什么而消失?一个民族或一种阶级,它的逐渐堕落,是不是纯由宿命,一到某种情形下即无可挽救?会不会只是偶然事实,还可能用一种观念一种态度而将它重造?我们是不是还需要些人,将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重建起来?对于自然美的热烈赞诵,传统世故的极端轻蔑,是否即可从更年青一代见出新的希望?’”[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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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42500 “人事上无章次处”,“不剪裁的人生”,“堕落”,令他痛苦和迷茫,促成他对现代文化的反省。《烛虚》里说:“和尚,道士,会员,……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数人生存下来的意义。”“‘远虑’是人类的特点,但其实远虑只是少数又少数人的特点,这种近代教育培养成的知识阶级,大多数是无足语的!”[148]《长庚》里说:“对尤其当前存在的‘实事’、‘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读书人尤其令人痛心,“对学问不进步”,“对人事是非好坏麻木”,“对生活无可无不可”。[149]《生命》里说:“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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