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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初《题〈绿魇〉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71]“最高点”，也即是说，再下去，就要出问题，毁或者疯。沈从文清醒如此。“我应当休息了”，“休息”，指的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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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八日，沈从文应朋友的邀请前往清华园休息调养，在那里过了一个多星期。一月二十九日在复张兆和的信中说：“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172]一月三十日，在张兆和当日致他的信上，沈从文写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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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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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信批语中另有一段相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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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隄、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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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没有一个“肯明白敢明白”，“都支吾开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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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四八年底，沈从文就把对自己命运的预感明确地表达了出来，在给一个青年作者的信中，他说：“中国行将进入一新时代，……传统写作方式态度，恐都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从事。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这是我们这年龄的人必然结果。”[175]不久，在另一封信中，他又重复这一想法：“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少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176]至少在表述的文字上，沈从文是相当克制和平静的。他看到了即将来临的悲剧命运，但这样的悲剧命运，他那时觉得，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我们这年龄的人”“我们一代若干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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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一九四九年，他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立，他的命运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并没有同代人的陪伴。这种“完全在孤立中”的强烈感受，给他的打击太大了。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不会顺时应变，可是一切都在顺应趋变。在这样的时局和情势下，他再也无法保持克制和平静，而此时他的话就显得特别刺耳，十足的狂言：“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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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二日复张兆和的信中，沈从文写道：“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又写道：“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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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向南行”，指的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南京政府派陈雪屏来到被解放军包围的北平抢运学者教授，陈雪屏是沈从文旧识，又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时的上司，曾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沈从文选择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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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三日致张兆和堂兄之女、革命干部张以瑛信，说自己“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加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即是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179]最后一句话又用笔划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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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至三月，沈从文写了两篇长长的自传，即《一个人的自白》《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在后一篇的末页，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解放”，在这里指的是“解脱”。[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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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八日上午，沈从文“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181]幸好被及时发现送往医院急救；后入精神病院疗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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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三、“悲剧转入谧静”，“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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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遇救后，沈从文的反应似乎不像此前那么激烈了，表面上张力好像松弛下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悲剧转入谧静”。他在“谧静”中分析自己，检讨自己。“疯狂”，似乎也是“谧静”中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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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六日，他在精神病院写了长长的日记。“在晨光中，世界或社会，必然从一个‘常’而有继续性中动着，发展着。我却依然如游离于这个之外，而游离的延续，也就必然会带来更多的缠缚。可是我始终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适。”“迫害感且将终生不易去掉。”他叹息道：“唉，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预。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他计划自己停止头脑思索，去从事手足劳动，甚至劳役终生。“我生命似乎已回复正常，再不想自己必怎么怎么选择业务或其他。只在希望中能用余生作点什么与人民有益的事。我的教育到此为止，已达到一个最高点。悲剧转入谧静，在谧静中仿佛见到了神，理会了神。看一切，再不会用一种强持负气去防御，只和和平平来接受了。”[182]这个时候的心境，沈从文用“慈柔”两个字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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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这时候极慈柔。我懂得这是明白了自己，也明白了自己和社会相互关系极深的一种心理状态。我希望能保持它到最后，因为这才是一个人。一个革命烈士殉难时，一个无辜善良人为人毁害时，一个重囚最后时，可能都那么心境慈柔。“大悲”二字或即指此。[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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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接受命运，不是想通了，而是梦醒了。沈从文用了《红楼梦》的比喻。“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在“慈柔”和“大悲”的心境中，他又叹息了：“阳光依然那么美好，温暖而多情，对一切有生无不同样给以温暖和欣欣向荣的焕发情感。我却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唉，多美好的阳光！为什么一个人那么热爱生命，恰恰就不能使生命用到一个与世谐同各遂其生的愿望下，将生命重作合理安排？为什么就恰好到这时节在限制中毁灭？”“我心中很平静慈柔。记起《你往何处去》一书中待殉难于斗兽场的一些人在地下室等待情形，我心中很柔和。”隔院留声机放出哭泣声，而旁边放送者却发出笑语：“人生如此不相通，使人悲悯。”[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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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四月出院后，北京大学国文系已经没有他的课程。五月，张兆和进入华北大学，接受初步的革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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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三十日，沈从文在静夜中随手写下一篇文字，题为《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记录和描述他当时的精神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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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静中第一回听见窗下灶马振翅声，又在全城奇怪的静中似闻远处鼓声连续。他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起始疯狂？”紧接着他非常清晰地表述了自己一个人“游离”于“一个群”之外的“完全在孤立中”的状态，这是他自“生病”以来最耿耿于怀、反复申说的感受：“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后来又写道：“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185]这种对比实在太悬殊了：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一方面他自己不愿意顺势应变，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另一方面，新的时代其实把他排斥在外，他因被排斥而困惑，而委屈，而恐惧，而悲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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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极静中想到一些人事，其中主要由三个女性——丁玲、张兆和、翠翠——来展开，分别对应于三种不同的时间向度：对历史的回忆、对现实的叙述和对未来的幻想/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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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桌上放着一张旧照片，那是一九三一年，丁玲丈夫胡也频牺牲后，沈从文冒险护送丁玲和烈士遗孤回湖南常德，在武昌城头和凌叔华一家人合影。一九三三年，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后，沈从文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公开抗议，又作长篇传记《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从七月连载至十二月，唤起公众对失踪者的关注。时代变了，丁玲成了新政权的文艺官员和风云人物，当年的遗孤也长成青年——“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狂，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照片发呆。”[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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