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042640
1706042641
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极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但是，这样一个温馨的家庭将会因为他的缘故而失去意义，“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187]“我”就要毁灭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
1706042642
1706042643
他说到自己的孩子，在回想丁玲的时候也讲到丁玲的儿子韦护和凌叔华的女儿小莹都已长大成人，他的这篇文字，就是在孩子的鼾声中写的，他写道：“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188]他也早说过，自己“不向南行”，是为了下一代在新的环境里接受教育和成长。
1706042644
1706042645
可是他自己呢？“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什么都极分明，只不明白我自己站在什么据点上，在等待些什么，在希望些什么。”[189]
1706042646
1706042647
在最想不清楚自己的时候，在最孤立无告的时候，他想到了翠翠。翠翠是他小说中的人物，是生活在他家乡的山水和风俗人情中的美好形象，沈从文在这样的时刻想到翠翠，我们据此来看他的文学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他的家乡和他这个人的紧密关系，其血肉相连、生死牵记的紧密程度，远远超出一般性的想象。而且，他想到翠翠的时候，用的是将来时态，用的是第二人称，就像在和翠翠说话，在喊着翠翠：“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睡，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狂了？”三三也是他小说中的人物，又是现实中他对妻子的称呼。从虚构回到现实，“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190]
1706042648
1706042649
1706042650
1706042651
1706042653
沈从文九讲 四、“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
1706042654
1706042655
“吾丧我”；可是沈从文还在“搜寻”，他没有放弃。在“疯狂”中，他差不多可以说始终存在着“自毁”的冲动，但也一直试图着恢复过来。六月底，他甚至抱病写完了《中国陶瓷史》教学参考书稿。试图恢复的意志渐渐占了上风。
1706042656
1706042657
在七月份给旧友刘子衡的信中，沈从文较为平静和“理性”地谈到了自己的“疯狂”：“一个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糊涂到自毁。”他把自己的“疯狂”过程分成两个阶段：“自毁走了第一步，从治疗中被斗争，即进入第二步神经崩溃，迫害狂益严重。回来后表面张力已去，事实则思索套思索，如乱发一团，而一个外在社会多余的精力，一集中到我过程上时，即生存亦若吾丧我。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离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191]
1706042658
1706042659
八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历史博物馆。九月八日，致信丁玲，此举可以看作是把自己从疯毁中救出的主动性行为。丁玲在六月份曾经和何其芳到家中看过沈从文，劝他“抛掉自己过去越快越多越好”。沈从文在信中提到这句话，说自己“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为补救改正，或放弃文学，来用史部杂知识和对于工艺美术的热忱与理解，使之好好结合，来研究古代工艺美术史。”他说放弃写作并不惋惜，“有的是少壮和文豪，我大可退出，看看他人表演”。又说工艺美术史的研究，“这些事目下你们还来不及注意，过三五年就会承认的”。他表示将把余生精力“转成研究报告”，“留给韦护一代作个礼物吧”。这些话都很“硬”，特别是说到自己即将开始的新的事业，充满了自信。他写这封信，向丁玲提出了一个实际要求。当时张兆和在华北大学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经常有政治活动，晚上往往回家很晚，所以沈从文回到住处时，“家中空空的”，他对丁玲说：“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起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192]这封信别的意思暂且不论，仅就他向丁玲提出具体要求这一点而言，已经表明，他在主动想方设法保护自己不致崩溃到无可补救，主动寻求恢复，并且试图创造新的事业了。
1706042660
1706042661
九月二十日午夜，他给妻子写信，表明自己“大体上已看出是正常的理性恢复”，信中说：“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你可不用担心，我已通过了一种大困难，变得真正柔和得很，善良得很。”为此，他“写了个分行小感想，纪念这个生命回复的种种”。[193]
1706042662
1706042663
“分行小感想”指的是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把自己的精神状况的变化和“乐曲的发展梳理”结合起来描述；在此之前的五月份，他已经写过一首长诗，题为《第二乐章——第三乐章》，其中说道，自己的生命，“正切如一个乐章在进行中，忽然全部声音解体，/散乱的堆积在身边”。“这一堆零散声音，/任何努力都无从贯串回复本来。”[194]而现在，当他感到生命的回复时，他感念地说起音乐的作用，仿佛从一个长长的乐曲中获得了新生：“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195]两天后又开始写另一首长诗《黄昏和午夜》，到十月一日完成。
1706042664
1706042665
1706042666
1706042667
1706042669
沈从文九讲 五、“疯狂”与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
1706042670
1706042671
我们很容易把沈从文的“疯狂”视为外力逼压的结果，当时的事实也很容易为这种看法提供有力的证据；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左翼文化人的激烈批判使沈从文心怀忧惧，忧惧的主要还不是这种批判本身，而是这种批判背后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196]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这些因素都是直接的，确实难逃其咎。这一罪责，无论怎样追究都不过分；何况我们也并没有怎样仔细清理过其中的缘由。
1706042672
1706042673
另一方面，从沈从文自身的思想发展来说，也有其内在的缘由。他自己说到于“群”之外“二十年”的“游离”，是“病根”。我们从比较明显的思想征兆来看，至少需要追溯到四十年代前半期沈从文在昆明写作《烛虚》《潜渊》《长庚》《生命》和《绿魇》《白魇》《黑魇》《青色魇》诸篇什的时期；抗战胜利回到北平后，又发表《新烛虚》（后改名为《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从现实学习》等文章，从而使得这种思想状况延续贯穿了整个四十年代。
1706042674
1706042675
沈从文至昆明时期思想上已经出现巨大迷茫，陷入苦苦思考的泥淖而难以自拔。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197]要说“疯”，几乎可以说沈从文那个时候就开始“疯”了：“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198]原本不长于抽象思考的沈从文，却在这个时期思考起“抽象”的大问题来，而他所说的“抽象”，其实总是与具体的现实紧密相连，因此也总是与具体的现实搏战不已，“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199]他的大脑和心灵成为无休止的厮杀的战场，他承受不了，所以“发疯”了。
1706042676
1706042677
……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1706042678
1706042679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啮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唯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200]
1706042680
1706042681
把这一时期沈从文所表述的内心思想图景——如上述一段文字——和一九四九年“生病”期间的“呓语狂言”相对照，我们会在很多地方发现惊人的相似。渴望“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即隐约透露出到一九四九年时已相当明确的“自毁”意识；其时所感受到的在周围人事中的隔绝无援，彻底性也正如后来的体验，如《绿魇》中的情境：“主妇完全不明白我说的意义，只是莞尔而笑。然而这个笑又像平时，是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象征，这时对我却成为一种排斥的力量，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201]他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的日记中提到《绿魇》，说：“五年前在呈贡乡居写的《绿魇》真有道理……因用笔构思过久，已形成一种病态。从病的发展看，也必然有疯狂的一天，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从《绿魇》应当即可看出这种隐性的疯狂，是神经过分疲劳的必然结果。综合联想处理于文字上，已不大为他人所能理解，到作人事说明时，那能条理分明？”[202]
1706042682
1706042683
“惟不应当如此和时代相关连，和不相干人事相关连”，似乎是说，一九四九年的精神状况与时代转折造成的个人现实处境的岌岌可危紧密关联，而并不仅仅是“抽象”领域里的问题。如果说昆明时期的精神危机和一九四九年的“精神失常”有什么差别，可以说前一时期主要表现为“疯”，而一九四九年时在“疯”之外，更表现为“狂”，特别是在“生病”的第一个阶段。在这里，不妨做一点细微的区分：“疯”主要是指思想争斗不休、茫然无所适从的混乱状态，而“狂”则是思想意识十分清醒姿态下采取的带有极端性的言行。一九四九年沈从文的“疯狂”，即是一种极端清醒状态下的“疯狂”，其中包含着一种破罐子破摔般的无畏的勇气。这是针对自身的现实处境而产生的“疯狂”。在当时和以后，都有人认为沈从文夸大了自己的困境，不免显得多疑和怯弱，焉知“狂人”具有不同凡俗的眼睛，鲁迅笔下的“狂人”不就是从常人看了几千年的字里行间看出“吃人”二字了来吗？沈从文也有如此的“狂言”：
1706042684
1706042685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203]
1706042686
1706042687
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事隔多年后读来，很有些惊心动魄的效果，也必须给予认真的对待。当时的见证人之一汪曾祺在一九八八年的文章里就认为：“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四十年前说的话，今天看起来还很准确。”[204]
1706042688
1706042689
[
上一页 ]
[ :1.7060426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