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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写就那么多也不难。不过要写得好，难。像安徒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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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他的看了七八遍，人都熟了。还是他好。《爱的教育》也好。”[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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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未来，是充满了相当的自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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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没过多久，他即使在“病”中，也仍然十分清醒地意识到，这个文学的未来一下子破碎了：“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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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生病”之前的两个月，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七日，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沈从文还在为文学的自主性而与人辩驳。这次座谈会是在时代的转折关口讨论“今日文学的方向”，其中论及文学与政治“红绿灯”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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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驾车者须受警察指导，他能不顾红绿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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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红绿灯是好东西，不顾红绿灯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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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如有人要操纵红绿灯，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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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至］：既然要在路上走，就得看红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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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也许有人以为不要红绿灯，走得更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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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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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文学自然受政治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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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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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我的意思是文学是否在接受政治的影响以外，还可以修正政治，是否只是单方面的守规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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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这规矩不是那意思。你把他钉上十字架，他无法反抗，但也无法使他真正服从。文学家只有心里有无光明的问题，别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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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但如何使光明更光明呢？这即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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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名］：自古以来，圣贤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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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圣贤到处跑，又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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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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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方面有红绿灯的限制，一方面自己还想走路。[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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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后不久，他即认识到这是一个不需要、也不可能再讨论的问题，因为新的时代所要求的文学，不是像他习惯的那样从“思”字出发，而是必须用“信”字起步，也就是说，必须把政治和政治的要求作为一个无可怀疑的前提接受下来，再来进行写作。看清楚了这一点，他就想到，不能不搁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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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四月，沈从文在精神病院，读到新时代的文学。“昨杨刚来带了几份报纸，可稍知国家近一星期以来的种种发展。读四月二日《人民日报》的副刊，写几个女英雄的事迹，使我感动而且惭愧。写钱正英尤动人。李秀真也极可钦佩。这才是新时代的新人，和都市中知识分子比起来，真如毛泽东说的，城里人实在无用！乡下人远比单纯和健康。同时也看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为一，方能具教育多数意义和效果。比起个人自由主义的用笔方式说来，白羽实有贡献。对人民教育意义上，实有贡献。把我过去对于文学观点完全摧毁了。无保留的摧毁了。搁笔是必然的，必须的。”[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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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可以说，在新的时代里，沈从文的身份不再是一个作家了。但是，“跛者不忘履”，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常常想到创作，甚至很努力地去尝试着写了一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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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堪玩味的是，在他并未有意识地当作文学而写下的大量文字（主要是书信，还有检讨、交代、旧体诗等）里，反倒保留了比同时期公开发表的文学创作更多的文学性。仅以书信而论，按照惯例可以把书信当作广义的散文，当作文学作品看待；其实仅仅如此远远不够。完全可以把书信就当作书信，不必去攀附散文，从而进一步认识书信这种写作形式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文学史意义。在特殊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机制往往是意识形态审查和控制的方式，对照五十、六十、七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散文和同一时期的沈从文书信，我们会强烈感受到一种堪称巨大的反差，感受到书信所表露的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特别时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写作空间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和存在，才保留了丰富的心灵消息，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空间里才得到庇护和伸展，能够对时代风尚有所疏离和拒斥。《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得他一九四九年起的大量书信这样一种“潜在”的写作文本集中面世，至少使得那一长时期的文学史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单调乏味，仅就此而言，便不可以说沈从文的作家生涯到一九四九年就已经结束。书信这种典型的“私人性”写作空间，为通常的文学史所忽视，可是对于特殊时期的文学史有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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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沈从文的“呓语狂言”，也可以看作是特殊的文学文本，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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