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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其实是“超人”式的“精神界之战士”，他的觉醒是从身在其中的世界中脱离出来，独自觉醒；然而，这是一种“尚未经过将自身客体化的‘觉醒’”，处于脱离现实世界的状态，因而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无从担负起变革现实世界的责任。因此需要获得再一次觉醒，回到社会中来。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伊藤虎丸针对鲁迅的狂人形象论述道：“获得某些思想和精神，从已往自己身在其中不曾疑惑的精神世界中独立出来，可以说是容易的。比较困难的是，从‘独自觉醒’的骄傲、优越感（常常伴随着自卑感）中被拯救出来，回到这个世界的日常生活中（即成为对世界负有真正自由责任的主体），以不倦的继续战斗的‘物力论’精神，坚持下去，直到生命终了之日为止——这是比较困难的。”因此，“以‘觉醒狂人’的眼光彻底暴露黑暗社会的《狂人日记》这一篇小说，如果从反面看的话，那是一个患被迫害狂的男人被治疗痊愈的过程，也必须看作是作者脱离青年时代，并且获得新的自我的记录”。[211]从鲁迅个人的精神发展来说，通过《狂人日记》，鲁迅为早年所形成的类似于安特来夫式的封闭的孤独的内面世界，打开了一扇向现实和环境开放的门，因而从此获得的新的自我，就是与环境共生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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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代主义持有强烈批评意识同时又表现出非凡洞见的文学理论家卢卡契，在《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考察到，病态心理的意义是所有现代主义文学的中心问题，重要的现代主义作家穆齐尔关于他的小说《没有个性的人》的主人公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面对一个简单的选择：一个人或是随波逐流（入境随俗），或是变成一个神经病人。”卢卡契指出，取决于社会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每个时期都给病态心理加上新的重点、不同的意义和艺术功能，如果说自然主义对病态心理的兴趣来自美学需要，企图以此逃避日常生活的沉闷和枯燥的话，穆齐尔的话则表明，病态或精神失常已经成了反对社会现实的一种道义上的抗议。鲁迅的狂人也正是以他的狂对他所置身的历史和时代宣战的。然而，卢卡契敏锐地发现：“对于穆齐尔和许多其他现代主义作家来说，病态心理成了他们艺术意图的目标及最终目的。但是在他们的意图深处带着一个固有的双重困难，它来自内在的意识形态。首先缺乏明确性。这种由于转入病态心理而表现出来的抗议，只是抽象的姿态；它对现实的否定只是一般的和概括的，没有具体的批判。这一姿态决不会导致任何成效，只是逃遁到空空荡荡的世界里去。”狂人的失败也正可作如是观。卢卡契接着指出：“在穆齐尔的作品中，作为新类型的意识形态基础的东西——遁入神经失常作为对社会罪恶的反抗——在其他现代主义作家作品中，成为不可变更的人类处境。”[212]就是在这里，鲁迅与卢卡契批判地概括的某种现代主义类型分道扬镳了，他没有让他的狂人坚持他的狂并以此作为空泛的批判之所——在另一个意义上也正是逃避现实之所，而是让他清醒地认识到他的失败，并且进一步从狂中走出来，走进复杂的现实中，从而与他置身的环境恢复有机的联系。回到现实中，然后才能展开可能产生成效的现实行为。鲁迅轻描淡写地交代的狂人的痊愈，不可不谓是意义重大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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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恢复，也正是意义重大的新生。恢复不仅仅是恢复了现实生活的一般“理性”，变得“正常”；而且更是从毁灭中重新凝聚起一个新的自我，这个新生的自我能够在新的复杂现实中找到自己的独特位置，进而重新确立安身立命的事业。从表面上看，这个新生的自我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像“疯狂”时期那么决绝和激烈了，其实却是更深地切入了现实中，不像“疯狂”时期，处在虽然对立然而却是脱离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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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生的自我是从精神的崩毁中痛苦地诞生的，唯其经历了崩毁，他的诞生才越发痛苦，而一旦诞生和确立起来，就将是难以动摇的。“它分解了我又重铸我，/已得到一个完全新生！”[213]这样的诗句，不是空话。沈从文的后半生，可为新生证实。他在这个后半生，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从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绝不是明哲保身的庸俗哲学所理解的人生取舍，这种哲学，看不到极端痛苦的精神崩毁，看不到从崩毁中极端艰难的新生，当然更看不到这个新生自我平凡朴素外表下的生命的安定、丰富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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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第七讲 土改家书：从个人困境体认历史传统中的“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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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简单的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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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沈从文随同北京的土改团，启程参加四川农村土地改革。这个团大概有六百多人，先乘火车到汉口，然后分坐两只船到重庆，再分散下乡。沈从文十一月四日到重庆，分在第七团四队，十一月十三日到达产糖的内江县第四区烈士乡驻地。一直到次年二月下旬，土改工作才告结束，到重庆开总结会，再乘船到汉口，换火车回北京，到家里已经是三月上旬。前后四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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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九四九年初“精神失常”，到秋冬逐渐恢复；一九五〇年三月进华北大学政治学习，不久随建制转入华北革命大学，至十二月毕业，后回历史博物馆工作。参加土改之前，曾就此事问丁玲的意见，“丁玲所谈‘凡对党有利的事就做，不利的就不做’，在他心中留下深刻印象”。[214]平心而论，土改川南农村之行，尽管条件艰苦，沈从文的身体也一直为病痛困扰，但大致上要比在革命大学期间愉快得多。革命大学学习空洞的理论，而土改却是实际接触山川风物和现实人事，同为“教育”，沈从文显然更愿意接受后一种；同时，他内心里还有一个隐秘的愿望：希望借此亲身参与历史变动的机会，尝试寻找与新时代相结合的文学方式，重新开始写作，恢复自己用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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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的四个多月，沈从文写了大量家书，对他此行的经过、闻见、感触、思想，有细致详尽的描述，为了解此一时期的沈从文留下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书信所包含的信息涉及诸多方面，丰富复杂，不可简慢对待。在这里，我们并不全面处理此期的全部书信，只选其中夜读《史记》的一封，参照其他信件，来体会他这个时期的情感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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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九讲 二、声声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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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是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写的，这天是旧历腊月二十九日，前一天沈从文的信中就说到过年，但他过年的方式是：“用温习旧年来过旧年。”[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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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写给全家人看的，称呼是“叔文、龙、虎”。这一时期沈从文的家信，给妻子的最多，给孩子的次之，妻子和孩子一起的只有四封，而这四封信，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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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工作队同人都因事出去了，我成了个“留守”，半夜中一面板壁后是个老妇人骂她的肺病痰咳丈夫，和廿多岁孩子，三句话中必夹入一句侯家兄弟常用话，声音且十分高亢，越骂越精神。板壁另一面，又是一个患痰喘的少壮，长夜哮喘。在两夹攻情势中，为了珍重这种难得的教育，我自然不用睡了。[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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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居住和休息的环境。隔壁的夜骂，其实他早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就向家人报告过了，那时的描述还要具体：“隔壁住了户人家，半夜有鼠咬门板想进到我们这边来，那边有个妇人就喃喃的骂：‘你妈来个……’，并摇动床铺，捶床边，还不济事，就用个竹杆子乱打，各处都打到。木桶，缸子，家私，门板，各处都打到。可是耗子大致是在什么柜桶后边，理会这个竹杆子总不会打到身上。床上人带骂带打时，它就停停，竹杆子一停，它又动作，这么搞了半夜，一切正像是为了款待一个生客而举行。住处四铺床，住五个人，其余到县里开会去了，就只我听了半夜。特别是那种半醒半梦到骂声，听来有异国远方感。大致三方面都闹得十分疲倦时，才告停止。醒来头重心跳，在院子中看屋后白雾茫茫，竹梢滴着重露……这时读杜甫，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217]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信又说到隔壁老夫妇每夜必吵架，而白天不声不响，“生命如此真可怕”，“只有左拉有勇气写它，高尔基也写过它”。“从争辩中可见出生命尚极强持，但是白天看看，都似乎说话也极吃力，想不到在争持中尚如此精力弥满，且声音如此刚烈，和衰老生命恰成一对照，奇怪之至，也可怕之至。因为理解到这种生命形式如何和一般不同，实在令人恐怖。”[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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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二年沈从文私下尝试创作了篇幅很短的《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之一》，写到隔壁的这一家：“第四家成分不定，三口人，老夫妇已过六十岁，青年二十六岁。这一家是十月里才从乌龙寺搬下来的。原是个道士，看守庙宇管香火，做了点庙里庄稼。乌龙寺改了保国民学校，这一家人才下了山。……白天一家三个人就坐在灶房里煮豌豆烤烤吃，一句话也不说。每到半夜，总是忽然吵闹起来。有时老夫妇对骂，有时又共同骂孩子，声音和一个钝刀子在空锅里刮一样，刮刮又停停。骂得个上气不接下气。老的还半夜咳嗽，直到天明……”春节过后，老道士死了，当天就埋，“一院子都照常，只有晚上去毛房，在屋外竹林子那边，看到一点东西，一个竹杆子扎好用白纸糊成的小灯，里面有个小碗，装了点油，有一苗苗火光，象征生死之间的一点联系，别的再没有什么”。[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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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骂老鼠也好，骂丈夫和孩子也好，夫妇吵架也好，沈从文不厌其烦地写这些，为什么呢？只是要抱怨影响和干扰了自己吗？如果完全以自己的生活为中心，那么这些东西就只是自己生活的环境，不免就会从是否于自己有利来做出评价；如果不那么自我中心，就会意识到，这也是生活，另外一种不同的生活。沈从文对这种生活在不同的时刻感受有差别，但意识到这本身是一种生活，需要去理解这样的生命形式，则是一致的。哪怕这种生活和生命形式可怕到只有左拉和高尔基这样的作家才有勇气写它。事实是，沈从文这个被认为是“唯美”的作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到这种令人难受的声音，在一月十三日，他还写到另一种哭骂声：“闻隔壁三岁小孩子哭得伤心，难受得很，大人不管，就听他哭下去。我就一面听着这种哭声和那个妇人骂孩子声，一面两肋痛着，在摇摇灯光下写这个信。手足的血都缩到胸部。”[220]所谓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可不像在书斋里说说那么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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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理解另外一种生活，另外一种生命形式，非但不风雅，而且可能是可怕的、痛苦的和沉重的。刚到土改驻地接触了一些人事不久，沈从文就给妻子写信说：“一个人，如果真正理解到另外一种人的生命（灵魂）式样时，真是一种可怕的沉重，我一定要好好重现到文字中。……我看到苦难的一面，又看到新的生长的一面，我看到这些东西，却进而要来重现这些东西，为了一种责任，我不免有点茫然自失……”[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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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味的是，在遭遇了这样的生活之后，他说：“这时读杜甫，易懂得好处和切题处。”什么“好处”？“切题处”在哪里？他没有说下去；那么这次他在“两面夹击”情形下读《史记》，会读出什么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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