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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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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自由与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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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学术空气笼罩下的应有之义，因为我认为很重要，而后来成为稀有，所以想提出来加重说说。自由，意义很广泛，相关的问题也就很多，我在拙作《顺生论》里曾经辨析。那里所说偏于政治自由。比如还有意志自由，是道德哲学里应该讨论的。本篇所谓自由，容忍，同是学术范围内的。这是一种精神或心理状态，具体可分为对己和对人两个方面：对己，一切自己想到的事物的有关真假、对错、是非、好坏的评断，抛开任何性质的权威，只信任自己的理性；对人，别人凭自己理性认为可信而不同于自己的，尊重，即承认同样有他或她的自由。心理状态，也是一种唯心论吗？影响却很不小，比如其大者，所得的知见就容易近真；其小者，即便人有权大权小之别，也不会出现权大者强制权小者遵命讲说违心之论的现象，或惩治讲说不违心之论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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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北京大学的红楼精神。精神，无形，只好拉一些有形的，或说是轶事吧，来显示。轶事，近于鸡毛蒜皮，只是因为用新时代的眼光看，也成为广陵散，所以不避琐屑，说说，以期不及见嵇叔夜的人也能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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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牵涉校长蔡元培先生，所以先说。蔡先生也曾接近西学，并在美学和伦理学方面有所述作，可是不知怎么一来，竟也患了相信自己幻想的病，继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之后，写了一本《石头记索隐》。索隐，是以为小说中的人和事都有所影射，以人为例，在王梦阮的索隐中，林黛玉影射董小宛，已经够离奇了，到蔡先生则进一步做了变性手术，成为朱彝尊。其后胡适先生任北京大学教授，在蔡先生治下，用由西方学来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写了《红楼梦考证》，说索隐派的办法是牵强附会，其实据多种史料，可知所写为作者家中事。对此，蔡先生至少没有口服，怎么办呢？新风是发动属下各色人等批判，使之倒且臭，不敢还言。北大的红楼精神不是如此，即如蔡先生，是承认胡先生有发表并坚持己见的自由，自己不同意，容忍，所以只是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里表示一下自己的与胡先生商榷的意见。而且不只此也，其时胡先生为了更加证实他的自传说，正在加紧搜求敦诚的《四松堂集》。后来天假良缘，居然买到这部书的写本。其后他又见到刻本，情况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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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四月十九日得着这部《四松堂集》的稿本。隔了两天，蔡孑民（蔡先生字孑民）先生又送来一部《四松堂集》的刻本，是他托人向晚晴箱诗社里借来的。……这可以证明我的底本格外可贵了。蔡先生对于此书的热心，是我很感谢的。（跋《红楼梦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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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学术方面的异己，是帮助，是感谢，且不管这样能不能更容易地辨清是非，单就人际关系说，雍容揖让，也总是可怀念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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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件，也与胡适先生有关。其时他用西法治中国哲学史，在北京大学开这门课，并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只成上卷）。对于古人和古书，他从传统，把“老子”或《老子》放在前面。从旧说是信，而以《古史辨》为旗手的考古风是推重疑。疑老子以及其书的年代，主要是钱穆先生，他既有大部头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又发表零篇文章（曾集为《老子辨》），论证老子，其人其书，都是战国时期的。对此，胡先生没有“尽弃其所学而学”，于是就不免于争论。钱先生是以为，自己的主张已成定案，胡先生应该举白旗，表示投诚。胡先生则认为，钱先生的论断，证据还不充分，甚至论证方法还有问题。各不相让，据说有一次，争论竟发展到在教授会（上课前的休息室）上斗口。钱先生说，老子的年代晚，已无疑义，胡先生你还是把旧说放弃了吧。胡先生答，我觉得证据还不够，如果证据充分，我就连我的老子（父也）也不要了。听者都为之破颜。争论，能维持开口笑，在北大红楼是家常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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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件，扩大到教师和学生间的。是某同学告诉我，一次，开有关佛学的讨论会，有几十人参加，其中有胡适先生和哲学系同学韩镜清（同我很熟）。胡先生发言，讲得不少，估计又是他一贯的用历史眼光看吧，韩镜清认为不对，站起来说：“胡先生，你不要说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与会的都一愣，因为这是违反自由与容忍精神的。胡先生不愧为胡先生，停一下，接着平平静静地说：“我自知对于佛学造诣很浅，所说不免多误，但是，能不能让我说完了？”与会的都说，当然要说完了，于是胡先生接着说下去。这件事，我没问过韩镜清，因为我推想，他这一时的无名之火，与长远的北大红楼精神对照，是很快就会悔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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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件，也是教师与学生间的。这次是亲见，不是耳闻。是上俞平伯先生的古诗课，听课的不少。他讲“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说知就是不知，所以风吹而无阻挡，天冷而水不结冰。一个同学站起来说：“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先生仍然平静，说“有”，接着在黑板上写，古书上一处，两处，三处，记得写到六处，都是什么作不什么讲，所谓反训。那位同学又站起来说：“俞先生，你不要再写了，我信啦。”心里有所疑就说是自由，听者不以为忤是容忍，在北大，这是司空见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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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讲的自由说下去。有所见，甚至成一家之言，如钱穆先生把《楚辞》上的地名都移到江北，在课堂上可以任意发挥，不新奇，新奇的是有些胡思乱想，甚至发展成为胡说八道，在红楼中也可以获得容忍的待遇。这方面的典型人物是国文系的教授林公铎（名损）。他古书念得不少，长于记诵，也许天性就有些近于祢衡，二十出头就来北大任教授更助长他的狂气。恕我也狂一次，是据我看，他是食古并未大化。他著作不多，我只见过一本《政理古微》，像是集些传统概念兜圈子。可是他自视甚高，喜欢发怪论，还好骂人。先说骂人，因为是亲见。他上课之前常是喝葡萄酒半瓶，脸红红的。单说有一次，是唐诗课吧，又是脸红红的，走上讲台之后，忽然想到白话和新式标点，气不从一处来，说提倡这个，就是因为自己不通古文，意思是，如果通，就用不着白话，用不着断句。越说火气越大，最后集中到新式标点，说一次看什么文件，里面有他的名字，左旁竟打一个杠子，“这成什么话！”再往下看，有胡适，左旁也有一个杠子，“我的气才消一些。”听到此，学生都大笑。林先生像是很得意，就这样，一堂课已经过去一半。当然，学生中不乏新派，可是，一半由于听听好玩，或主要还是由于惯于容忍，所以竟没有人驳他。还有更容更忍的情况。是听通县师范同学兼北大国文系同学（比我早一年）田春霖说，他上林先生唐诗课，听讲杜甫《赠卫八处士》，说“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是慢待，“这是用黄粱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所以杜甫生气了，说‘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意思是此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想，如果田春霖同学没有听错，这是林先生学阮籍、刘伶之流，故意说怪话，且不管他；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同学都具有容忍精神，所以能见怪不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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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上课的自由与容忍，还有可以说说的。一种是，受课的人数（指注册科注册的）没有限制，如一年级普修，可以多到二百多人；选修课，学科重要且普通，讲授者有大名，选者可以多到几十人，学科蹩脚，选者也会少到一两个人。学校是只要有人选，不管人数多少，就开课。开课，不管必修还是选修，学生还有两种自由，一是点名簿上有名却不去听，二是点名簿上无名却去听。听点名簿上有名的课，经过学期考试，及格，可以得两学分；学分够数，才能取得毕业资格。可是考试，间或也容许自由和容忍插入。也说说还记得的一些情况。一种，如党义和军训，是只要参加就及格。学生心目中所谓正式的课，也有只要参加考试就及格的。那是钱玄同先生的音韵课，记得上学期终了，我去课堂参加学期考试，响过钟，钱先生走上讲台，把一叠考卷放在讲桌上。学生自己去拿自己那份考卷，四道题夹在考卷里。钱先生则一坐下就打开自己的皮包，拿出文稿之类，在看，在写，永远不往下面看。我打开考卷，看考题。旁边一个同学小声说：“马马虎虎答三道就成了，钱先生向来不看考卷。”后来证实，考卷收齐，钱先生果然就直奔注册科，扔下考卷就回家了。适应这种特殊情况，学校刻一个木戳，文曰“及格”，注册科收到未评分的考卷，只要卷面有名，就加盖及格，计入学分。钱先生这样做，显然是认为，学识方面造诣的高低，并不能由考卷上反映出来。这样的看法，据我所知，学生中也有不少人有。也就因为有这样的看法，规定有考试，教师，学生，都常常以逢场作戏的态度来应付。比如还记得，一次考大一普修英语，我不愿意去，就托陈世骧同学代办，他入考场，拿并答两份考卷，教师钟作猷先生未必不知道，只是因为有红楼的自由、容忍精神笼罩着，他就视而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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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说说也许只见于北大的更大的自由与容忍的现象，是对校外人的门户开放，即非本校师生也可以随意走入某教室去听课。据我所知，对于非校内人，不掏学费入教室听课，学校并没有容许或不容许的规定，事实是容许，这只能是在北大，学术自由的风太硬，本位主义的小家子气就不能有存身之地了。若然，这种现象，也许在民初就司空见惯了吧？且说我入学的那几年，自己亲见，以刘半农先生的古声律学为例，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听，到学期考试才知道，选这门课的只我一个人。还有更离奇的，是抗战胜利以后，学校由昆明回来，梁思成先生开中国建筑史课，曹君家琪约我去听最后一次的杂建筑，记得用幻灯介绍，有桥、塔、花园等。讲完，梁先生征求如何考的意见，没有人答话。最后弄明白，原来堂下坐的二十几个人都是旁听的。学校开课，如此容忍，也许太过了吗？至于我的私心所愿，是母校永远这样大大方方的才好。可惜时移则事异，过去的就永远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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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讲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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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娘家，也如今代之有些人求“发”，没有够，所以写了自由与容忍之后，还想深追一步，求精神之根底的精神，于是想到“讲理”。讲理有世俗意义的，小两口吵架，一方火气盛，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另一方会说，“你要讲理”，这理通常是习俗认可的某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比如放到道德哲学课的讲义里，是否合理就要另说。这是否合理的“理”是深一层的，或深几层的，其表现也许不异于习俗，但要由“思辨”来。本篇所说讲理的理，是由思辨来的理，求得，不易，而只要肯求，它就会在知和行方面有大建树。求，得，都是一种珍贵的精神状态，也因为后来成为广陵散，所以想提出来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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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不可见，说，就不像广告家吹自己产品那样容易。从哪里入手呢？想到七年前的旧事。那是1988年，母校北京大学过九十岁生日，当然更应该有各种纪念性的活动。活动之一是组织一些人写以“我与北大”为主旨的纪念文章。承编者不弃，让我也滥竽充数。比如母亲过生日，不管自己成器不成器，登堂拜寿总是不能辞谢的。于是我想写什么。我与北大，我想分而治之，或写北大，或写我。而凑巧，在此之前，由于怀念，关于北大的旧人和旧事，我已经写了不少，都收入《负暄琐话》。剩下可以写的只有“我”？当然，祝寿不当说泄气的，于是搜索枯肠，求自己的所得，甚至可以摆上桌面的。居然就找到，或只限于治学，是学会了怀疑和追根问底。标题加大，是《怀疑与信仰》，因为想到培根的名言“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自知造诣有限，只能有始无终。但这“始”也不是无所得，那是不轻信，是直到现在我还珍而重之的。单说这怀疑和追根问底。二人同心，作为一种精神，至少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各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小的。只说两点。一是不信任何权威，如旧的子曰诗云直到上谕之类，新的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指示之类，因为依照怀疑精神，都可以问，或说必须问：“你信，它就真正确无误吗？拿权威以外的理由来。”而经常是拿不出使人人心服的理由，更经常是不许问。问，结果常常是不信，有什么好处吗？由浮世的利害方面看，也许没什么好处。至于说到治学，求真，那就只能走这一条路。二是有所知，因为都问过所以然，所以就比较靠得住。总之，在红楼混四年，我虽然未能“终于信仰”，因为学会怀疑和追根问底，就算作所得只是不信吧，我还是认为大有所得也就不悔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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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所得是不信，这里还要补充几句，因为1988年以后，我不自量力，写了一本《顺生论》，讲了不少有关“人应该怎样活”的看法，说应该如何如何，显然是有所信。难道我真就能够“终于信仰”了吗？难言也，因为由一个方面看是有所信，由另一个方面看，这所信并不根深蒂固。具体情况是这样，借用《礼记·中庸》的成说，我接受“天命之谓性”的“性”，而不问“天命”是怎么回事，它规定的“性”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形而上的价值。在此阶段，“天命之谓性”在我的心目中，与佛教的净土、基督教的天堂不同，所以还不配称为信仰。但接受这句之后就会顺势下行，同样接受“率性之谓道”。这“道”是“朝闻”之“夕死可矣”的“道”，自然要影响知和行，知会分辨是非、好坏，行会决定如何立身处世，所以说是有所信也不能算僭妄。与《怀疑与信仰》那篇文章相比，我写《顺生论》，思想的大格局没有变，只是表白得比较全面，比较细致。这不变，这比较全面，这比较细致，饮水思源，都来于北大红楼的精神面貌，“讲理”。这是自我陶醉吗？古语有云，当仁不让，干脆就再费些笔墨，说说有关讲理的一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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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要说清楚，其时，红楼之内，人对人，无论治学还是交往，都习惯于讲理，大概没有人把它当作一个课题，研究所谓“理”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然更没有想到这些。后来，比如现在，想到这些，是因为而立之后，问学兴趣转变，扔开《龙筋凤髓判》之类，改为钻研《纯粹理性批判》之类。钻研，有所悟，这里，借这所悟，就可以为讲理之“理”加个小注，也可以夸大言之，称为阐微。计可以分作三个方面。其一是求知方面，不无条件地接受传统，听信权威。从正面说，凡有所肯定，都要找到充足理由。所谓充足理由，是要合于思想规律，举例说，接受一个全称肯定判断，一定要在不能找到任何特称否定判断为真之后。或干脆简而明地说，是信任自己的（纯粹）理性。其二是在立身处世方面，用中土的话说是待人如己，借用康德的话说是服从自己的实践理性，把别人也看作人。其三是凡有所信，都承认它的普遍性，这是说，不当如俗话所说，“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甚至己所不欲（如挨整），偏偏施于人（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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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讲理的精神状态笼罩之下，表现于日常生活，颇有值得说说的。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下手。先说正，是人人觉得自己有独立的人格，有所信，是经过自己思考，认为可信的；有所不信，也是经过自己思考，认为不可信的。这样的自我感受，还会发展为多种心理状态。比如大而言之，会感到有足够的场地供自己驰骋，自己（至少在精神方面）是自由的。小而言之，是多多少少会孕育一些狂气或傲气，因为尊崇的是自己头脑里的理性，一切世俗的都是自郐以下，就难免看不起。不过对于自己周围的人就要换为尊重，因为“能近取譬”，自己有一套，推想别人也必有一套。尊重别人，最突出的表现，是有些名教授，如胡适先生，与学生交谈，也是姓张称张先生，姓李称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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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反面，是不以力（包括声名、地位等）压人，因为讲理与动硬的不相容，讲理惯了，就会以动用手中之权，压而使人服为耻。有个外来的例，我在《红楼点滴四》（收入《负暄琐话》）一文中曾提到，可以说明这种情况。为省力，抄现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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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从哪里刮来一阵风，说（军训）必须整顿，加强。于是来个新教官，据说是上校级，南京派来的。上课，态度大变，是要严格要求，绝对服从。开门第一炮，果然像对待士卒的样子，指使，摆布，申斥。这是变太极为敲扑，结果自然是群情愤激。开始是敢怒而不敢言。不久就布阵反击，武器有钢铁和橡胶两种。钢铁是正颜厉色地论辩，那位先生不学无术，虚张声势，这样一戳就泄了气。橡胶是无声抵抗，譬如喊立正，就是立不正；但又立着，你不能奈我何。据说，这位先生气得没办法，曾找学校支援，学校对学生一贯是行所无事，当然不管。于是，大概只有两三个月吧，这位先生黔驴技穷，辞职回南了。他失败，从世故方面说是违背了“入其国，先问其俗”的古训，从大道理方面说是违背了红楼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