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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红楼精神就是重理不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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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由走出校门算起，整整六十年过去了，单就这讲理的学风说，总浮生多半世之账，有没有什么经历和感受，可以看作得或失的？想了想，是有，而且分量不很轻。先说失，是有个时期，时风变为不讲理，以权力大小定是非，为了能活，我就不得不效法七品芝麻官郑板桥，默诵“难得糊涂”，“糊涂”前有“难得”，可见心情是相当苦的。得呢，是如在《怀疑与信仰》那篇小文中所说，“没有忘本”，即拿笔，灾梨枣，总是沿着母校的老路走，讲理，不说违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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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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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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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四年，如果说还不无所得，一部分，或说一大部分，是来自图书馆，所以追记旧事，应该说说图书馆的生活。生活是在图书馆，先要介绍一下图书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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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有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二十五年毕业同学录》，其中讲学校沿革的部分曾经介绍“图书”的情况，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大学（案指京师大学堂）复兴，乃于校舍之后院（即今第二院之后院）设置藏书楼；调取江，浙，鄂，粤，赣，湘等省官书局所印各书，并向中西书店采购新旧图籍，藏之以供众览。”称藏书地点为“楼”，不知是泛说还是实指，如果非泛说，那就是原公主府中路最后一排建筑，十楹，上下两层，五十年代初北京大学迁至西郊海淀原燕京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迁入，通称为公主楼的。这种形式的建筑，就是《红楼梦》第六回贾蓉借玻璃炕屏，凤姐教平儿拿楼门上钥匙去取的那一种，北京还剩下几处，这是其中之一，而且木料是楠木，只是因为它小巧，不能多装人或物，“大革命”过去，出版社休克数年之后复活，拆除了。拆除，我感到加倍惋惜，是因为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是六十年代后期“大革命”正火热的时候，我们不少所谓坏人废物利用，“斯文扫地”，我分得的地段就是公主楼前以及其西侧的一个厕所。现在是想再看看也办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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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何时迁往红楼，我没有见到文献记载，估计是在红楼建成（1917年），改为文科教室之时（1918年，原拟充当宿舍）。红楼有地下室，地上四层，图书馆安置在什么地方，可惜没问过早于我走入红楼的，有人说是一层的西南部兼地下室。至于我离开学校时的藏书数量，同学录中却有记录，是：“中文书籍十七万零四百十五册。日文书籍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五册，西方书籍六万七千六百零三册，中外文杂志四百余种，中西文报三十余种。”我对这个记录有怀疑，例如中文书，就我的印象说，经史子集四部中重要的，包括丛书，馆里都有，总数总当不只十几万吧？且说我入学之前，学校已经把红楼后面偏西的松公府买过来，稍事修缮，前部用作图书馆，后部用作研究所国学门。其后不久，1934年，在府的西南方空地建一所现代化的图书馆，楼房，中间三层，两侧两层，于1935年暑后迁入。所以说起图书馆，我是与松公府时期的共存亡，1931年之前，红楼里的我没见过，1935年之后，现代化的我没享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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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松公府，我的所知也有限，曾经走入的只是第一、二两进：第一进是卡片兼出纳室，面积不大；第二进，一定是原来的什么殿吧，很大，用作阅览室。阅览室之后，想当是书库，当然不能进去。再向后是研究所国学门，只知道存古物和清内阁大库档案不少，章太炎并曾在那里讲《广论语骈枝》，我没进去过。进图书馆，记得都是上课的时间。何以上课时间能进图书馆？有能上桌面的理由，是平均一天三小时课，有些时候没有课。还有不能上桌面的理由，是有些课，自己不愿意听可以不去听。不愿意听有不同的原因。如孟森先生明清史，有讲义，上课念讲义，一字不差，领了讲义，当然可以自己看。如林损先生古诗课，上课不定扯到哪里，似乎就不如钻图书馆，所得会多一些。说到我自己，上课时间多往图书馆去，还因为好杂览，书海无边，总有些书堆在眼前，急着想翻翻。就这样，大学四年，回想，钻图书馆的时间，也许超过走入教室的时间吧。若然，则讲北大，说红楼，这红楼就应该扩大，兼包括其后面的松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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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谈图书馆的生活，由有形到无形。有形，排在前面的是第一进房子，卡片兼出纳室以及司出纳之人。卡片室有卡片柜，可是我的印象，进图书馆看书的，几乎都不查卡片，而问司出纳的那位半老的人。我前几年写一篇题为《北大图书馆》的文章（收入《负暄续话》），提到这位老人，说只记得姓李，后来看到吴晓铃先生也是回忆北大图书馆的文章，才知道这位的大名是李永平。关于这位李先生，我那篇文章谈了不少，照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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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卡片兼出纳室。工作人员不多，我记得的，也是常有交往的，只是站在前面的一位半老的人。记得姓李，五十多岁，身材中等偏高，体格中等偏瘦，最明显的特点是头顶的前半光秃秃的。这位老人，据说是工友出身，因为年代多了，熟悉馆内藏书情况，就升迁，管咨询兼出纳。为人严谨而和善，具有现在所谓百问不烦的美德。特别值得说说的还不是这美德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出入图书馆四年，现在回想，像是没有查过卡片，想到什么书，就去找这位老人，说想借，总是不久就送来。一两年之后，杂览难免东冲西撞，钻各种牛角尖，想看的书，有些很生僻，也壮着胆去问他。他经常是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说，馆里有，在什么什么丛书里，然后问借不借。我说借，也是不久就送来。还有少数几次，他拍过额头，沉吟一下之后，说馆里没有，要借，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然后问我：“借吗？”我说借，大概过三四天就送来。我们常进图书馆的人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说他是活书目。四年很快过去，为了挣饭吃，我离开北京，也就离开这位老人。人总是不能长聚的，宜于以旷达的态度处之；遗憾的是，其后，学校南渡之前，我曾多次走过浅灰色三层兼两层楼房的新图书馆，却没有进去看他。应做的事而没有做，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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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吴晓铃先生的文章说，这位李永平先生早已作古。人往矣，并带走他的记忆力和助人为乐的高尚作风，每一想到，不禁有逝者如斯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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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进的阅览室。先说说布局。房子很大，由中间入门。东西都摆着四五个长方形南北向的大书案，一个总有三四米长、一米多宽吧，记得两面坐人，一面可以坐四五个。布局，包括书案和座椅，有定，其余则贯彻红楼精神，多自由而少拘束。这所谓自由，主要是三种。其一是，只要某一座位空着，就可以一屁股坐下，化为私有；说私有，是因为可以长期占用，情况见下文。其二是，借书的数量不限，勉强说限制，是自己面前那一块地盘要容得下。其三是，借的期限不限，如果没有其他人借，一年半年不还也不来催讨。此外再加上李永平先生的送货上门，在图书馆吸收知识的营养，就感到无比的方便。也许是入学不久吧，我走入阅览室，看东北角那个位子没有人，就坐在那里。借书，先是少数，看不完放在面前，下午或第二天接着看。看，由此及彼，总是想看的越来越多，其中还难免有大部头的，于是逐渐，面前的案面上就“横看成岭”，以致对面坐的那一位看什么书，是否写笔记，等等，也是所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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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的范围，也大致可以一言以蔽之，是中国古典。我昔年读书的情况，记得别处也说过，是可以按学校的小中大而分成阶段：小学主要看旧小说，包括文言小说如《聊斋志异》之类；中学（师范学校）主要读新文学作品，包括翻译作品；大学藏书多，容许在古今中外几项里选择一项或两项，因为其时考古的风过硬，就主动（也许应该算被动）选了古。对于古，我虽然生于清末，也因为生在偏僻而贫困的农家，却很少获得旧时代的熏陶。比如没有留过发辫，没有入过私塾，以致走入大学之前，除半部《孟子》之外，不要说四书五经，而是连三百千也没念过。所以走进北大图书馆，钻古典，就带有补课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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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翻书，就我自己说，有如有些新人物的旅游，游什么地方，首先决定于自己的兴趣，比如喜旧，就到埃及或罗马，喜新，就到纽约。其次决定于导游之类的书，比如说万里长城不可不看，就到中国。其三决定于耳闻，比如到了北京，游了故宫，听说小胡同也不少可看的，就驱车到铁狮子胡同（今曰张自忠路），眼穿朱门往里望，想象昔年陈圆圆的倩影，发无可奈何的思古之幽情。落实到书也是这样。兴趣如何形成，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好接受而不问原由。想不到可接受的又太多，比如由“古”一缩而缩到“古物”，再缩为“碑帖”，再缩而兼转移就成为“古砚”，于是而小的，就借米芾《砚史》，大的，就借清官修的《西清砚谱》。再说其次的导游书，是目录。我听了余季豫（名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课，知道远有八史经籍志，近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近有张之洞《书目答问》，以及各书的特点和得失，单说分量最轻的《书目答问》，按图索骥，也足够折腾一阵子。至于其三的耳闻，那就更是“知也无涯”，比如有志钻钻《先秦诸子系年》，就会掉在汉魏以前的书海里，钻钻《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先生著），就会掉在佛学的书海里。总之，专限于古，可看的书，或减缩到自己认为需要看的书，仍是无限之多。大题只好小做，挑挑拣拣说一些概括的情况。由正宗说起，那是传统读书人都要翻翻的，即经史子集四部中名声比较显赫的。通旧学的人都知道，这数量也太大，但又不能减缩，只好勤借勤还，以求都从眼前过一遍。过，其中有些，或特别感兴趣，或认为不当匆匆放过，就多费些时间。举例说，翻重要的丛书，记得对于《汉魏丛书》就特殊对待，大致是从头看到尾的。还常常围着兴趣转，比如喜欢书法，就由卫夫人《笔阵图》一直看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喜欢古董，连哈同印的《艺术丛编》（几十大本）也借来，翻一遍。还有时候是出于好奇，借一些未必想看的书看看，例如听说馆里以五百元高价收一部康熙版《金瓶梅》，就也借来，意思是开开眼。记得只费一个小时，连潘金莲大闹葡萄架的插图也看了，觉得实在没意思，立刻还了。就这样，少断多续，在图书馆坐下四年，说句自我陶醉的话，对于我国古典，总可以说是略有所知，比我见闻的一些人，连《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之类都没翻过，就敢自诩为专家、教授，或可以少一些惭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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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少不是没有。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如《汉书·艺文志》论杂家时所批评：“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指实说只是泛泛的看看而没有求专求精。泛泛看，所得至多只是博。而博，读书人都知道，是给专和精垫底子的。我呢，就算是得些许的博，也只是垫了底子，其上却是空空的。也就因此，我就不能如我相知的几位，如张政焰先生，精于上古，成为考古专家；邓广铭先生，精于中古，成为宋史和辛稼轩专家；周汝昌先生，精于近古，成为“红”人。悔吗？一言难尽。但影响却是不小的，那是离开红楼之后，我曾经见异思迁，或加重说，“尽弃其所学（古典）而学（人生哲学）”，如果在图书馆中已能专精，改行就不容易了吧？至于改好还是不改好，人生或真如邯郸一梦，得失是难得用算盘珠来决定的；再有，即使算清了，时间不能倒流，又有何用？正是，生前是非谁管得，记下来也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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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前辈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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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主要指比学生年长，非学生而出入红楼的一些人。这样的人，声名和地位不同，可以高到校长、名教授，低到看门、打钟、打扫房屋的工友。我出入红楼四年，难免与这些人相视而笑，也就会留有一些印象。印象是我的，依照个人迷信之理，任其湮灭可惜，所以也想说说。但说就不能不挑挑拣拣。原因不止一种。其一，我未能免俗，也势利眼，因而，比如说，在楼梯中间遇见胡适先生，印象清楚，出楼后门看见某工友先生正在打钟，印象就不那么清楚，不清楚，想吃而无下口处，只好放弃。其二，减缩到师辈，单是听过课的也就太多，只好行买西瓜之道，选大个儿的。其三，大个儿的，如我昔年所写，收入《负暄琐话》等书的那些位，事也嫌太多，全面写，就像是想在桌面上建筑楼群，不可能，也不成体统。怎么办？忽然想到元白上人的浮光掠影楼，何不也只掠个影？只是掠，就有如照相，对准某部位，喀嚓一响，完事，其他，即使还有金花烛、玉镜台，也不要了。自然，所照未必是人人都爱看的，但希望不会是人人都不爱看的。以下依次照，照到自己也没什么兴趣了，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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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仍是势利眼，所以第一个写他。他是浙江余姚人，美国留学，当过教育部长，我入学时候他四十有五，比胡适大五岁，应该说是老人物了。与北京大学的关系不浅，蔡元培先生长校，多时多次不在校，他曾于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一年）、1920年、1923年共三次代理校务，到1930年，蔡先生长中央研究院，不能北来，他就受命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江浙人体型，通有的清秀之外，还要加上瘦，所以背地里，有的学生称之为蒋猴。他不任课，也不记得听过他什么讲话、训话之类。很少同学生交往，有时狭路相逢，印象总是笔挺的西服革履，严肃认真，像是有许多大事待他处理的样子。四年之久，我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写信却有几次，是每学期开学，注册之前，要写一封请求缓交学费（十元）的信。纸一张，字三行，第一行为“校长：”不低格，第二行为“请求缓交学费。”低格，第三行最重要，为某系几年级学生某某，再低格。信很多，照例由校长总批一个“准”字，就算作办完入学手续。他也确是不闲吧，看见他每天上午到第二院西路校长办公室来办公。印象更深的是中午，他的夫人陶曾榖必坐着小汽车来接他回西四北毛家湾的家吃午饭。据说陶也是美国留学生，嫁高仁山，高与蒋是好友，高不幸早作古，改与蒋结合的。我们学生都见陶次数不少，娴雅而秀丽，如果容许比，不小心求证而大胆假设，在师辈的诸多夫人中，名次必也如其夫君，最后标一个“长”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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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不摘下势利的眼镜，先写这位博士，因为内，他是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外就更了不得，至少在文化界，如梅兰芳，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就会给笔带来困难，因为必写不胜写。困难还有另外的。一，虽不是写《春秋》，也难于躲开春秋笔法，即事与措辞都寓褒贬，而不管褒或贬，都会引来有些人的不愉快。二，我前些年写《负暄琐话》，曾以“胡博士”为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可以说说的，即使轶事可传，也不当效邻居二大妈之颦，一件事翻来覆去说个没完。那么，多难之中如何闯出一条路呢？而一想就想到五十年代的“批”，奇文汗牛充栋，也许不再有人有雅兴洛诵了吧，何不学某作古名士，也翻一次案？说干就干。想只选一件，是解放前夕的东南行。其时他任北京大学校长，行止当然有选择的自由，据说曾公开表示，必走，原因是道不同。走，对不对，显然要看站在什么地方说话。这诸多地方，“个人安危”总当是一种吧？且说是五十年代，批胡之风刮到十级以上的时候，我就曾首先想到个人安危，觉得（只是心中的活动，当然不能说）胡先生不愧为识时务之人，或说有见识，且知而能行；如果不知，或知而未能行，其情况就不堪设想了。过甚其辞吗？可以想想陈寅恪先生。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大革命”中“第七次交代底稿”，陈先生自己写：“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坚决，不知道心里想的是否仍为“三纲六纪”，总之是未东南行，十七年之后就迎来“文化大革命”，交代，批斗，抄家，相继而至，多种折磨，痛苦万分，终于挨到1969年秋，积满八十岁，解脱，见上帝了。我没有机会问陈先生，只好说自己的“私”见，——还是只论胡先生，因道不同，坚决走而不留，也就躲过批斗、抄家等事，总不当算作失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