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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红楼精神就是重理不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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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由走出校门算起,整整六十年过去了,单就这讲理的学风说,总浮生多半世之账,有没有什么经历和感受,可以看作得或失的?想了想,是有,而且分量不很轻。先说失,是有个时期,时风变为不讲理,以权力大小定是非,为了能活,我就不得不效法七品芝麻官郑板桥,默诵“难得糊涂”,“糊涂”前有“难得”,可见心情是相当苦的。得呢,是如在《怀疑与信仰》那篇小文中所说,“没有忘本”,即拿笔,灾梨枣,总是沿着母校的老路走,讲理,不说违心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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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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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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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四年,如果说还不无所得,一部分,或说一大部分,是来自图书馆,所以追记旧事,应该说说图书馆的生活。生活是在图书馆,先要介绍一下图书馆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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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头有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二十五年毕业同学录》,其中讲学校沿革的部分曾经介绍“图书”的情况,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大学(案指京师大学堂)复兴,乃于校舍之后院(即今第二院之后院)设置藏书楼;调取江,浙,鄂,粤,赣,湘等省官书局所印各书,并向中西书店采购新旧图籍,藏之以供众览。”称藏书地点为“楼”,不知是泛说还是实指,如果非泛说,那就是原公主府中路最后一排建筑,十楹,上下两层,五十年代初北京大学迁至西郊海淀原燕京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文字改革委员会迁入,通称为公主楼的。这种形式的建筑,就是《红楼梦》第六回贾蓉借玻璃炕屏,凤姐教平儿拿楼门上钥匙去取的那一种,北京还剩下几处,这是其中之一,而且木料是楠木,只是因为它小巧,不能多装人或物,“大革命”过去,出版社休克数年之后复活,拆除了。拆除,我感到加倍惋惜,是因为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是六十年代后期“大革命”正火热的时候,我们不少所谓坏人废物利用,“斯文扫地”,我分得的地段就是公主楼前以及其西侧的一个厕所。现在是想再看看也办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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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何时迁往红楼,我没有见到文献记载,估计是在红楼建成(1917年),改为文科教室之时(1918年,原拟充当宿舍)。红楼有地下室,地上四层,图书馆安置在什么地方,可惜没问过早于我走入红楼的,有人说是一层的西南部兼地下室。至于我离开学校时的藏书数量,同学录中却有记录,是:“中文书籍十七万零四百十五册。日文书籍一万二千二百七十五册,西方书籍六万七千六百零三册,中外文杂志四百余种,中西文报三十余种。”我对这个记录有怀疑,例如中文书,就我的印象说,经史子集四部中重要的,包括丛书,馆里都有,总数总当不只十几万吧?且说我入学之前,学校已经把红楼后面偏西的松公府买过来,稍事修缮,前部用作图书馆,后部用作研究所国学门。其后不久,1934年,在府的西南方空地建一所现代化的图书馆,楼房,中间三层,两侧两层,于1935年暑后迁入。所以说起图书馆,我是与松公府时期的共存亡,1931年之前,红楼里的我没见过,1935年之后,现代化的我没享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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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松公府,我的所知也有限,曾经走入的只是第一、二两进:第一进是卡片兼出纳室,面积不大;第二进,一定是原来的什么殿吧,很大,用作阅览室。阅览室之后,想当是书库,当然不能进去。再向后是研究所国学门,只知道存古物和清内阁大库档案不少,章太炎并曾在那里讲《广论语骈枝》,我没进去过。进图书馆,记得都是上课的时间。何以上课时间能进图书馆?有能上桌面的理由,是平均一天三小时课,有些时候没有课。还有不能上桌面的理由,是有些课,自己不愿意听可以不去听。不愿意听有不同的原因。如孟森先生明清史,有讲义,上课念讲义,一字不差,领了讲义,当然可以自己看。如林损先生古诗课,上课不定扯到哪里,似乎就不如钻图书馆,所得会多一些。说到我自己,上课时间多往图书馆去,还因为好杂览,书海无边,总有些书堆在眼前,急着想翻翻。就这样,大学四年,回想,钻图书馆的时间,也许超过走入教室的时间吧。若然,则讲北大,说红楼,这红楼就应该扩大,兼包括其后面的松公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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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谈图书馆的生活,由有形到无形。有形,排在前面的是第一进房子,卡片兼出纳室以及司出纳之人。卡片室有卡片柜,可是我的印象,进图书馆看书的,几乎都不查卡片,而问司出纳的那位半老的人。我前几年写一篇题为《北大图书馆》的文章(收入《负暄续话》),提到这位老人,说只记得姓李,后来看到吴晓铃先生也是回忆北大图书馆的文章,才知道这位的大名是李永平。关于这位李先生,我那篇文章谈了不少,照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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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卡片兼出纳室。工作人员不多,我记得的,也是常有交往的,只是站在前面的一位半老的人。记得姓李,五十多岁,身材中等偏高,体格中等偏瘦,最明显的特点是头顶的前半光秃秃的。这位老人,据说是工友出身,因为年代多了,熟悉馆内藏书情况,就升迁,管咨询兼出纳。为人严谨而和善,具有现在所谓百问不烦的美德。特别值得说说的还不是这美德而是有惊人的记忆力。我出入图书馆四年,现在回想,像是没有查过卡片,想到什么书,就去找这位老人,说想借,总是不久就送来。一两年之后,杂览难免东冲西撞,钻各种牛角尖,想看的书,有些很生僻,也壮着胆去问他。他经常是拍两下秃额头,略沉吟一下,说,馆里有,在什么什么丛书里,然后问借不借。我说借,也是不久就送来。还有少数几次,他拍过额头,沉吟一下之后,说馆里没有,要借,可以从北京图书馆代借,然后问我:“借吗?”我说借,大概过三四天就送来。我们常进图书馆的人都深深佩服他的记忆力,说他是活书目。四年很快过去,为了挣饭吃,我离开北京,也就离开这位老人。人总是不能长聚的,宜于以旷达的态度处之;遗憾的是,其后,学校南渡之前,我曾多次走过浅灰色三层兼两层楼房的新图书馆,却没有进去看他。应做的事而没有做,现在后悔也无济于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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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吴晓铃先生的文章说,这位李永平先生早已作古。人往矣,并带走他的记忆力和助人为乐的高尚作风,每一想到,不禁有逝者如斯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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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第二进的阅览室。先说说布局。房子很大,由中间入门。东西都摆着四五个长方形南北向的大书案,一个总有三四米长、一米多宽吧,记得两面坐人,一面可以坐四五个。布局,包括书案和座椅,有定,其余则贯彻红楼精神,多自由而少拘束。这所谓自由,主要是三种。其一是,只要某一座位空着,就可以一屁股坐下,化为私有;说私有,是因为可以长期占用,情况见下文。其二是,借书的数量不限,勉强说限制,是自己面前那一块地盘要容得下。其三是,借的期限不限,如果没有其他人借,一年半年不还也不来催讨。此外再加上李永平先生的送货上门,在图书馆吸收知识的营养,就感到无比的方便。也许是入学不久吧,我走入阅览室,看东北角那个位子没有人,就坐在那里。借书,先是少数,看不完放在面前,下午或第二天接着看。看,由此及彼,总是想看的越来越多,其中还难免有大部头的,于是逐渐,面前的案面上就“横看成岭”,以致对面坐的那一位看什么书,是否写笔记,等等,也是所知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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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读的范围,也大致可以一言以蔽之,是中国古典。我昔年读书的情况,记得别处也说过,是可以按学校的小中大而分成阶段:小学主要看旧小说,包括文言小说如《聊斋志异》之类;中学(师范学校)主要读新文学作品,包括翻译作品;大学藏书多,容许在古今中外几项里选择一项或两项,因为其时考古的风过硬,就主动(也许应该算被动)选了古。对于古,我虽然生于清末,也因为生在偏僻而贫困的农家,却很少获得旧时代的熏陶。比如没有留过发辫,没有入过私塾,以致走入大学之前,除半部《孟子》之外,不要说四书五经,而是连三百千也没念过。所以走进北大图书馆,钻古典,就带有补课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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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翻书,就我自己说,有如有些新人物的旅游,游什么地方,首先决定于自己的兴趣,比如喜旧,就到埃及或罗马,喜新,就到纽约。其次决定于导游之类的书,比如说万里长城不可不看,就到中国。其三决定于耳闻,比如到了北京,游了故宫,听说小胡同也不少可看的,就驱车到铁狮子胡同(今曰张自忠路),眼穿朱门往里望,想象昔年陈圆圆的倩影,发无可奈何的思古之幽情。落实到书也是这样。兴趣如何形成,是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只好接受而不问原由。想不到可接受的又太多,比如由“古”一缩而缩到“古物”,再缩为“碑帖”,再缩而兼转移就成为“古砚”,于是而小的,就借米芾《砚史》,大的,就借清官修的《西清砚谱》。再说其次的导游书,是目录。我听了余季豫(名嘉锡)先生的《目录学发微》课,知道远有八史经籍志,近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近有张之洞《书目答问》,以及各书的特点和得失,单说分量最轻的《书目答问》,按图索骥,也足够折腾一阵子。至于其三的耳闻,那就更是“知也无涯”,比如有志钻钻《先秦诸子系年》,就会掉在汉魏以前的书海里,钻钻《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先生著),就会掉在佛学的书海里。总之,专限于古,可看的书,或减缩到自己认为需要看的书,仍是无限之多。大题只好小做,挑挑拣拣说一些概括的情况。由正宗说起,那是传统读书人都要翻翻的,即经史子集四部中名声比较显赫的。通旧学的人都知道,这数量也太大,但又不能减缩,只好勤借勤还,以求都从眼前过一遍。过,其中有些,或特别感兴趣,或认为不当匆匆放过,就多费些时间。举例说,翻重要的丛书,记得对于《汉魏丛书》就特殊对待,大致是从头看到尾的。还常常围着兴趣转,比如喜欢书法,就由卫夫人《笔阵图》一直看到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喜欢古董,连哈同印的《艺术丛编》(几十大本)也借来,翻一遍。还有时候是出于好奇,借一些未必想看的书看看,例如听说馆里以五百元高价收一部康熙版《金瓶梅》,就也借来,意思是开开眼。记得只费一个小时,连潘金莲大闹葡萄架的插图也看了,觉得实在没意思,立刻还了。就这样,少断多续,在图书馆坐下四年,说句自我陶醉的话,对于我国古典,总可以说是略有所知,比我见闻的一些人,连《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之类都没翻过,就敢自诩为专家、教授,或可以少一些惭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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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少不是没有。这是另一种性质的,如《汉书·艺文志》论杂家时所批评:“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指实说只是泛泛的看看而没有求专求精。泛泛看,所得至多只是博。而博,读书人都知道,是给专和精垫底子的。我呢,就算是得些许的博,也只是垫了底子,其上却是空空的。也就因此,我就不能如我相知的几位,如张政焰先生,精于上古,成为考古专家;邓广铭先生,精于中古,成为宋史和辛稼轩专家;周汝昌先生,精于近古,成为“红”人。悔吗?一言难尽。但影响却是不小的,那是离开红楼之后,我曾经见异思迁,或加重说,“尽弃其所学(古典)而学(人生哲学)”,如果在图书馆中已能专精,改行就不容易了吧?至于改好还是不改好,人生或真如邯郸一梦,得失是难得用算盘珠来决定的;再有,即使算清了,时间不能倒流,又有何用?正是,生前是非谁管得,记下来也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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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前辈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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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辈,主要指比学生年长,非学生而出入红楼的一些人。这样的人,声名和地位不同,可以高到校长、名教授,低到看门、打钟、打扫房屋的工友。我出入红楼四年,难免与这些人相视而笑,也就会留有一些印象。印象是我的,依照个人迷信之理,任其湮灭可惜,所以也想说说。但说就不能不挑挑拣拣。原因不止一种。其一,我未能免俗,也势利眼,因而,比如说,在楼梯中间遇见胡适先生,印象清楚,出楼后门看见某工友先生正在打钟,印象就不那么清楚,不清楚,想吃而无下口处,只好放弃。其二,减缩到师辈,单是听过课的也就太多,只好行买西瓜之道,选大个儿的。其三,大个儿的,如我昔年所写,收入《负暄琐话》等书的那些位,事也嫌太多,全面写,就像是想在桌面上建筑楼群,不可能,也不成体统。怎么办?忽然想到元白上人的浮光掠影楼,何不也只掠个影?只是掠,就有如照相,对准某部位,喀嚓一响,完事,其他,即使还有金花烛、玉镜台,也不要了。自然,所照未必是人人都爱看的,但希望不会是人人都不爱看的。以下依次照,照到自己也没什么兴趣了,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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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仍是势利眼,所以第一个写他。他是浙江余姚人,美国留学,当过教育部长,我入学时候他四十有五,比胡适大五岁,应该说是老人物了。与北京大学的关系不浅,蔡元培先生长校,多时多次不在校,他曾于1919年(即五四运动那一年)、1920年、1923年共三次代理校务,到1930年,蔡先生长中央研究院,不能北来,他就受命正式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江浙人体型,通有的清秀之外,还要加上瘦,所以背地里,有的学生称之为蒋猴。他不任课,也不记得听过他什么讲话、训话之类。很少同学生交往,有时狭路相逢,印象总是笔挺的西服革履,严肃认真,像是有许多大事待他处理的样子。四年之久,我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写信却有几次,是每学期开学,注册之前,要写一封请求缓交学费(十元)的信。纸一张,字三行,第一行为“校长:”不低格,第二行为“请求缓交学费。”低格,第三行最重要,为某系几年级学生某某,再低格。信很多,照例由校长总批一个“准”字,就算作办完入学手续。他也确是不闲吧,看见他每天上午到第二院西路校长办公室来办公。印象更深的是中午,他的夫人陶曾榖必坐着小汽车来接他回西四北毛家湾的家吃午饭。据说陶也是美国留学生,嫁高仁山,高与蒋是好友,高不幸早作古,改与蒋结合的。我们学生都见陶次数不少,娴雅而秀丽,如果容许比,不小心求证而大胆假设,在师辈的诸多夫人中,名次必也如其夫君,最后标一个“长”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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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还不摘下势利的眼镜,先写这位博士,因为内,他是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外就更了不得,至少在文化界,如梅兰芳,真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这就会给笔带来困难,因为必写不胜写。困难还有另外的。一,虽不是写《春秋》,也难于躲开春秋笔法,即事与措辞都寓褒贬,而不管褒或贬,都会引来有些人的不愉快。二,我前些年写《负暄琐话》,曾以“胡博士”为题谈了一些我认为可以说说的,即使轶事可传,也不当效邻居二大妈之颦,一件事翻来覆去说个没完。那么,多难之中如何闯出一条路呢?而一想就想到五十年代的“批”,奇文汗牛充栋,也许不再有人有雅兴洛诵了吧,何不学某作古名士,也翻一次案?说干就干。想只选一件,是解放前夕的东南行。其时他任北京大学校长,行止当然有选择的自由,据说曾公开表示,必走,原因是道不同。走,对不对,显然要看站在什么地方说话。这诸多地方,“个人安危”总当是一种吧?且说是五十年代,批胡之风刮到十级以上的时候,我就曾首先想到个人安危,觉得(只是心中的活动,当然不能说)胡先生不愧为识时务之人,或说有见识,且知而能行;如果不知,或知而未能行,其情况就不堪设想了。过甚其辞吗?可以想想陈寅恪先生。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引“大革命”中“第七次交代底稿”,陈先生自己写:“当广州尚未解放时,伪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多次来电催往台湾。我坚决不去。”坚决,不知道心里想的是否仍为“三纲六纪”,总之是未东南行,十七年之后就迎来“文化大革命”,交代,批斗,抄家,相继而至,多种折磨,痛苦万分,终于挨到1969年秋,积满八十岁,解脱,见上帝了。我没有机会问陈先生,只好说自己的“私”见,——还是只论胡先生,因道不同,坚决走而不留,也就躲过批斗、抄家等事,总不当算作失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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