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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他作古前出版的一本书，《自传》。记得曾买到英文原本，不知是否还束之高阁。也买到周兆骏译本，名《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次记得清，是一个学生借去看，未还。手头没有书，只好乞援于可怜的记忆，或说模糊印象吧。其一是他幼年主要靠在家里读书，到十四岁，学会了希腊、拉丁、法、德几种外文，学通了哲学、科学、政治、经济等多种学问。他说他只是中才，只要学习得法，就也可以有成就。这使我有时想到我们的学校教育，总是惯于用多种框框拘束学生，而不容许自由发展，所以费时费力很多而成绩却少得可怜。其二是记他们父子在野外散步时的一次对话，父亲问他某报刊上有一篇文章，他是否看过，他说看过。父亲问他有什么意见。他反问父亲有什么意见，父亲说：“不要信我的，我的看法可能是错的。你要信你自己的。”看到此，想到我们的信条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真禁不住要放声大哭。但幸而余生也不晚，有机会读了穆勒，才能够在钦定的多种教条的围攻之下，我（至少在心中）还是信我自己的。围攻而不疑虑，所靠是理性的力量，依宋儒，天理为人所固有，但能发力则要靠明师，明师不少，而穆勒总是显著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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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1856—1939），奥国心理学家，医生，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我最初接触他，是读他的《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本，商务印书馆出版），时间不记得了，只记得其中讲潜意识，讲性本能，讲梦，都能挖掘到人性的深处，使我对于所谓万物之灵的人，能够有较深入较正确的认识。也就因为钦佩他的洞见人心的目光，阅市，遇见他著的书就买，他著的，或介绍他的，遇见就看。是五十年代前期，我需要养的人多而收入少，不得不清理一部分书换柴米，碰巧有个单位收心理学方面的外交书，就把他著作的几种英译本，连同一些别的，让出去了。只有一种英译本，名《一种幻觉的将来》，一种中译本，名《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译者及出版处所同引论），直到现在还立在书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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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是一门新兴的学问，根基不深，枝干就难免不稳固。譬如弗氏的大弟子容博士，就因为不同意乃师夸大性本能的说法，另立门户了。那么，我仍旧承认弗氏为明师，亦有说乎？说来话长，我早期“究天人之际”，也想明白人是怎么回事。东土（包括佛家的融入东土）的贤哲看人，大多是理想主义者，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佛家，承认人皆有佛性，所以保持自性清净就可以立地成佛。只有荀子唱点反调，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可是在另个地方，说“先王恶（wù）其乱也”，可见先王的性是不恶的，就又靠近了理想主义。弗氏则眼多看平常的人（包括住在病房的人），至少是叙述实况的前半段，就暂时扔开理想主义，说人同样是充满多种欲望的动物，或说具有“野”性，但人都要活，人人都野就难得活，所以又必须以“文”化之（也可以说是又引进理想主义）。野是本然的，如水之就下，很容易；文是人为的，如水之就上，很难，而且千年之功可以毁于一旦。我很欣赏对人的这种看法，——不只是欣赏，而且是信受奉行。信，我还由之演绎出纲领性的，是“不信任主义”。近取诸身，先是不信任自己，因为自己也是充满多种欲望的动物，不以文化之，同样是必致做损人（甚至也损己）的事。由己身推向外，比如我就不信，由传说的盘古氏起，小民坐在家里，会有圣帝明王，英明领导，把幸福送进门来。那么，要活，而且活得好，应该怎么办？只有乞援于不信任（任何人）。不信任而仍不得不“行”（或说过日子），只好变为人人都做主，所谓民主；共同定个规矩，任何人不得不遵守，所谓法治。主，守法，成为习惯，甚至变被动的“不得不”为主动的“心甘情愿”，就成为“德”。所谓以文化之，最高的要求是人人都有德。但这只是希望，希望与失望是近邻，因为追本溯源，人终归是充满多种欲望的动物。所以无论小，讲修齐，大，讲治平，都要稳稳抓住不信任主义。也就因为有这种认识，我前几年写《顺生论》，才以“王道”“常情”“民本”“限权”“归仁”“取义”等为题，发了些并不新奇的议论。说不新奇，因为是由弗氏的对人的看法推演出来的，所谓有师承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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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师尊写完，还想附带说一下，算作检讨也好，是这次介绍明师之道，曾找出几本原著看看，才知道在其他篇什谈及，引其中的话语，乃凭记忆，与原文颇有出入。以罗素的《怀疑论集》为例，说打败拿破仑，论功，英国教科书和德国教科书讲得不一样，都贬人扬己，也就都不可信。到此，记得不错，以下把两种都给学生看，以求学生都不信，罗素没说，大概是因为事实做不到，是我凭记忆加的。幸而并没有违背罗素崇奉怀疑的精神。但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失误。又有什么办法！想到昔人，周亮工凭记忆写《书影》，我是读了些书，竟连影子也没有保存好，而命定又不能不涂抹，灾梨枣，每一念及，不禁为之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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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生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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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可以东山吟咏，以天下为己任，或退，茅蓬数息，求此生离苦海，但走向街头看大众，兼透过外皮看内心，就可以领悟，天字第一号的大事是要能活。所以如前面所记述，我走进又一红楼。人间的事，预期的与实现的，总会有或大或小的距离，我这一次则是心情的不得已变为有意外的获得，是多暇，可以杂览。但周围却不是一潭清水。人小，无名无位，志小，只是一月领一次钱换柴米，会使冷眼旁观者气短，也就罢了。还有使人心不静的，是明的争吵，暗的倾轧。说是会生是非之地也许太过，总是不宜于修真养性了。语云，人挪活，树挪死，我想换个地方。可是正如现在许多人住房不如意一样，有志迁而无地迁，也就只好仍旧贯。没想到挨到1942年春，先是传闻教育馆有撤消之议，继而传闻真就成为事实，明令撤消，树倒猢狲散，也就不得不另找饭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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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其时我还有一点点精明，知道未雨绸缪之重要，于是在旧巢未毁之时就谋划筑新巢。依时风，以及考虑己身的条件，应该重操旧业，到学校去教书。向平处跳是中学，向高处跳是大学。想到有不少熟人已经走进敌伪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文学院，就也想先试试文学院。现在诛昔日之心，是如果能如愿，就对于同行列中能向上的，可以显示未居人后，未能向上的，可以显示已在人先。有利，求的劲头儿就大。文学院长是我由师范学校时期就敬重的周作人，可是因为敬重，北京沦陷后，传说他将出山的时候，曾写信给他，劝他不要出山，曾反对他出山，现在到他门前求关照，如何启齿？勉强找理由，是他有名，要爱惜羽毛，我无名，可以只要饭碗，当然，这饭碗要不是从别人手中夺过来的。其实，现在回想，彼时是连理由也来不及想，因为要活，就只能找个自己认为还可以凑合的职业。主意已定，就找门路。依世故，要找人代言，以期自己少脸红，对方可以有个考虑的时间。记得求的师辈有马幼渔先生，有赵荫棠先生，有沈启无先生。没有什么大曲折，但时间不很短，总算成了。名义是国文系的助教，像是薄待而实际是厚待，因为助教是专任，有课没课都拿一个定数，如果换为讲师，拿钟点费，一周即使多到四课时或六课时也活不了。记得分配的课程是中国学术思想，还代人讲过《诗经》课。我多年杂览，几乎没有专业，登高等学校课堂讲课，自知是滥竽充数，心里经常感到不安。是不久前，有个其时的学生，因为读了我的某一本拙作，以其中的作者介绍为引线，来看我。他也是年向古稀的人，谈及昔年听讲的情形，说颇受教益。他这样说，显然是因怀旧而以恕道待人，我感激，也就更加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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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是战争加社会混乱时期，物价总在不断地上涨，所以换了个收入比原来稍多的职业，家有老小，生活还是很困难。借了挤入文学院的光，有个教大学的小地位和不坐班的闲暇，也借了在育英中学教书的师范同学曾雨田和大学同学李九魁的光，没有费力，就找了两班国文的兼课钟点。勉强可以糊口了，可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何况教国文还要改每周几十篇大多不通的作文，真是疲于奔命，苦不堪言。但是人，算作“天命之谓性”也好，都是有想望和实行两面，依想望，“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仍然不满足，至于被动走入实际，不能得烤鸭，可以安于馒头熬白菜，仍不能得，最后可以啃牛皮，只要还能活，就安于不死。我是常人，奉行的也是这种常人哲学，所以日日夹书包奔走于这个教室那个教室，感到劳累，感到烦腻，也就只能安之，或说混一天说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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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业余，仍会有些时间，或说仍愿意挤一些时间，做自己习惯做的。这仍是老一套的三种，读书、买书和写些可有可无的文章。读书与生计关系甚微，至少是不直接，这里可以不谈。买书呢，与生计有关系，而且是复杂的。买书要花钱，纵使是来于地摊的廉价品，积少成多，比如三元五元，买了油就不能买醋，柴米油盐方面的日用也会受些影响。幸而一，固定的月薪之外，还有不定的外快性质的稿酬；二，家有贤妻，不读书而有“唯有读书高”的传统信念，买书花了不很少的钱而家门之内还可以相安。相安是一种关系，可以称为消极的。还有可以称为积极的，是买书和写可有可无文章的相互促进。其时稿酬的标准不高，但想到一篇不长不短的文章，比如可以换来十几元或二十元，而买旧的鲁迅著作，如常见的《南腔北调集》不过两三角钱，少见的《引玉集》不过一元钱，稀有的《死魂灵一百图》不过两块多钱，还是太合算了。人是善于打小算盘的动物，因而觉得合算，就既高兴买，又高兴写。自然，高兴写，主要原因还是多年来已经养成学而思，有所思就愿意拿笔的习惯。当然，任何时代都一样，思可以无拘无束，写则只能是无大违碍的。又幸而也是任何时代都一样，乱一阵子，稍平稳些就要“永庆升平”，或粉饰太平，办法的一种是编印各种形式的读物，急就章是出版报刊，慢慢来是出版书籍。内容，最欢迎歌颂的，即变换多种花样喊万岁的。也欢迎不喊万岁也不骂骂咧咧的，因为唯有也流荡这样的声音，才可以显示在上者度量大，其统治下的街头巷尾还可以凑合着活下去。总而言之，是沦陷过了一个时期之后，报刊多了，名号，形式，性质，都多种多样。前面说过，鼓楼时期，以认识张子杰的因缘，我曾用一些与时事无关的文章换来一些稿酬，补贴日用。语云，物以类聚，就在鼓楼时期的后一阶段，由张子杰以及他编的报刊向外扩张，认识一些也在报刊界活动的人物。其结果自然是登门要稿的主顾渐多，有文不愁卖，诌文的量也就渐渐大起来。这情况直到离开鼓楼以后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值得不值得具体说说？比如都在什么名堂的报刊、用什么笔名发表过什么文章，想了想，还是不值得。理由很多，只说一个主要的，虽然没有说非本心所想的，而所写究竟不是什么名山之业，也就不值得藏之名山。再说个幸而，几乎百分之百，经过多次变乱，都飞往无何有之乡了。剩下的一些是记忆，泛泛的是灯下雕虫的苦心，具体的是通过文字交了一些朋友，其中有的作了古，有的直到现在还今雨也来。过去的就都让它过去吧。还是话归本题，谈生计，是借了卖文的光，除了可以集一些书之外，还使仰事俯畜的家庭生活减少了不能算很小的经济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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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语云，胳臂扭不过大腿去，无论如何，那是乱世，人的微力充其量只能使收入增加一些，而不能阻止物价上涨。而上涨就会引来生活困难，其后随着来的还可能是天灾性质的疾病。物价上涨是不可免的，可怕的是还有加速度。疾病是可免的，可是天不佑下民，记得单是长女就手臂骨折两次。人都知道钱有用，而在食不能饱、有病须治疗的时候就更知道钱有用。可是钱之来又谈何容易！不得不挣扎，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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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课的一条路不能再开辟了，因为时间和精力都不允许再加码。写可有可无的文章也一样，因为还不愿意高明人和熟人看见齿冷，产量也就不能过大。剩下的一条路是各时代一些头面人物惯于走的，是托靠一些社会关系，或者说由有位者关照，闭门家中坐而也能分得一些残茶剩饭。几年以来，由于涂涂抹抹，我与活动于所谓文化界的一些头面人物有些来往，而这些人，有的就同一些有位者有或远或近的关系。这情况使不费力而分得一些残茶剩饭的机会成为不难得。如何对待呢？曾经退避，因为想到，上课吃粉笔面，卖文稿，总可以算是在岸上，至多是临渊羡鱼，至于以器与名假人，以换取一点点可怜的伪币，就是跳下去了。可悲的是生活越来越困难，在活命与洁身自好之间，本诸“天命之谓性”，我还是只能不再思三思，先顾活命。具体说是，接受友人的关照，先后两处，挂个闲散的职名，每月可以领一些钱和一些粮食。这在当时，由生计方面考虑，也许竟是可行的。有时甚至想，生为小民，任何时代，总会有大大（受侵略、战争、改朝换代、运动之类）小小（压榨、欺凌、抢劫、偷盗之类）的人祸送来各种苦难，抗，也许很难吧？那么，想想办法，在不吃别人肉、不喝别人血的情况下，求能活过来，就不应该吗？通常的答复是两歧的，农工商可以，士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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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竟沦为知识分子！但既已有知，想退回去住伊甸园是不可能了。那就无妨顺水推舟，想想这类问题也好。于是想，先是千头万绪，如乱丝，继而一理再理，终于理出个头绪，或说集中为两种认识，可惜都不是称心如意的。以下依次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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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皇甫谧《高士传》一类书所写的高士及其节操是“理想”，因而与一切理想一样，由价值方面看，可以斩钉截铁地说是好的；由能否成为现实方面看就不能斩钉截铁地说，而要说是难能的，纵使非绝不可能。这来由仍是前面说过的，活命与洁身自好常常难于两全，而“天命之谓性”总是偏向活命，抗天命必是很难。其结果呢，可叹，就成为，找高士，到书卷里容易，到街头巷尾就不容易。那么，就扔掉理想吗？也不然。可行之道也有理想的，是没有各种类型的害群之马制造人祸；这必难实现，就只能反求诸己，能企及固然好，不能，心向往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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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易代之际多数人咏叹的气节如春日之花，望日之月，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可见生而为人，纵使个别的心比天高，就绝大多数说，还是永远站在地上，把活命和活得舒服看作第一义的。何以这样说？可以举史实为证。明清易代，新的一朝不只易姓，而且是异族，正是最宜于讲气节的时候。顾亭林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到易代的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新计岁法三十一岁，誓死不仕新朝，人人誉为好样的。侯方域生于万历四十六年，比顾亭林小五岁，易代之时二十六岁，剃发，投考，中副榜，不要说别人，连自己也认为无面目见人，著作结集，题曰“壮悔堂”。而不久之后，如鼎鼎大名的王士禛，生于明崇祯七年（公元1634），比顾亭林小十九岁，易代之时十岁，剃发，投考，顺治十二年中进士，官至刑部尚书，作古之后谥文简，就不再有人说他没有气节，应该与侯方域并列。还可以举个比王士禛大三岁的，徐乾学，易代之时十三岁，也是剃发，投考，中进士，做高官，没有人耻笑且不说，连他的舅父顾亭林像是也视为当然，如《亭林诗集》卷三《答徐甥乾学》尾联云：“今日燕台何邂逅，数年心事一班荆。”显然感情是很热乎的。这就是世态，可以见人心的世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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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些有什么意义呢？不知别人怎么样，我是感到人生，由呱呱坠地到盖棺论定这一段路，只要不太短，总是苦于坎坷太多，而表现于心情，就成为理想与现实相碰，理想的迅速破碎。难道这就是定命？每一念及，不禁为之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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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上海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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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一个题目“生计”所写可以看出，其时我的生活情况是为能活（包括妻女能活）而奔走，而挣扎。天塌砸众人，人祸同样也是伤害众人。但人之常情，关于苦乐，人总是先想到自己。《易经·系辞下》：“易穷则变，变则通。”于是我想，或只是感到，不应该再这样混下去。有两种机遇使这穷则思的“变”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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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前一种属于送的。记得前面曾提到，我有个师兼友的熟人于澄宇先生，曾在北京师范学校任教，学问不坏，人狷介，也就难免不合流俗。其结果自然是经常穷。这“穷”还兼有古今二义，古义是不能达，多碰壁，今义是常常缺衣少食。我们住得不远，有些来往，也谈得来。是1943年后半年吧，他也是穷则思变，不知以何因缘，到西北转了一圈。是未有所遇吗？不久又回北京。回北京以后，记得是过了旧年的正月，曾来看我。他谈到外出，情况却含含糊糊。我不便多问，就心照不宣作别。三个月之后，现在还记得是1944年5月13日，侵晨，天还不很亮，全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开门，冲进来的是持枪的日本宪兵。问明姓名，说有事，让我跟他到队上去一下。还翻一下抽屉，拿走一本日记。仓促出门，上车，车绕西城，才知道被请去的还有友人毕奂午和发现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地质学家裴文中。未被蒙目，知道车是驰向前门外，至珠市口转东，走不很远，到路北一个门前停住。进去，被关在西院坐北一排平房的一间里。时间不大，就被传到一间行洗澡（把人的头部按到一个水池的水里）之刑的小屋里。见于澄宇先生裸体站在水池中。审问的是捕我们的那个宪兵，后来知道名河端富秀，是个中国通，能说流利的汉语。于先生不愧于先生，见我进来，慷慨激昂地对审问者说：“你抓他做什么，没有他的事。我们不过见一面，我只说到外面看看，也没有出路，就回来了。此外什么也没说。”审问者沉吟一下，把我送回牢房。房里还囚禁几个人，难友，同难相怜，只几分钟就熟了。也就了解许多事。这个宪兵队部原来是天津会馆，是北京有名的人间地狱之一，任务是消灭抗日活动。于先生曾往西北，有抗日活动的嫌疑，所以被抓进来。抓我和裴文中，目的是调查于先生的底细，因为我是于先生的朋友，裴文中是于先生的亲戚。拉我去让于先生看看，目的是暗示于先生，他们已经知道真相，不必再隐瞒，没想到我们反而借此通了气。其后不久，又传我一次，问于先生跟我说过什么，我照于先生的述说重复一遍。以后若干天，又传问我几次，问的不再是于先生的事，而是文学院的学生情况。我说我只有上课时候看见学生，下课就回家，同学生没有来往，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我还是这样说。这样，过了整整六周，大概觉得再囚禁下去没有什么意义了，这位河端魔鬼传我去，说可以放我回去，但以后有什么情况要告诉他，并问“怎么样”，我不说话。相对沉默了一会儿，他还是把我送出大门，让我走了。到家以后，家里人都痛哭，邻居多来慰问，可不在话下。意外的是，于先生以及毕、裴二位都早已放出来。我才明白我是受了教学与大学生有接触之累。这累还有余韵，是连续几个月，这位河端魔鬼曾上门访问几次，仍希望听到什么情况。我装作在家养病，不出门，他终于绝了望，才不再光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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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旅途上，入一次地狱是大事，事后回顾，有没有值得说说的？曰有。一件是关于经历，我算是眼见身受与平安、幸福、温暖、诗意恰好相反的一面，那是恶意加残酷，而这恶意、残酷以及与死为邻，都是人（也不得不称之为人吧）自己制造的！我没看过目连戏，推想必有刀山、油锅等等，但那是戏，在与阳世性质不同的阴间。而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地狱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恶有恶报，他们失败了，投降了，这苦难的回忆就可以一笔抹杀吗？我是多虑主义者，有时就想到我们本土之内的各朝各代的酷刑，莫非真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吗？联想及此，我感到痛心。痛心之情还常常上升为“理”，可以算作另一件，是想到人之性，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大概是错的，至少是理想成分太多；实事求是，应该相信精神分析学家，说人同样是具有多种欲望的动物，有欲望就求满足，于是有权有力（最尖端的是政治力量）就不惜整人甚至杀人以利己。这样看，日本军国主义干的多种坏事不只是他们一己的错误，而且是人类恶劣根性的悲哀。所以绝顶重要的事不只是压倒一个军国主义，而且是以“德”化动物的顾己不顾人的野性；至少是建立一种制度，使其中所有的人都没有滥用权和力，为利己而危害他人的能力。也是理想主义！还是转回来说实际，是我对北京的生活更感到心烦，因而穷则思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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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力量说完了，接着说迎。机会由韩刚羽（名文佑）兄那里来，要由他那里说起。韩兄中学阶段念北京师范，毕业以后考入清华大学英语系。大概才念两年，与一位住在鼓楼西的王姓女士相恋，王姓女士有始无终，他心如磐石，“不可转也”。难忍之苦，男性的对应办法，就彼时（三十年代初）说是或死或逃。韩兄有没有想到一了百了，我没问过他，事实是（最后？）他决定逃，求变换环境可以换心。地点当然是越远越好，想到广东潮州有个熟人，来不及先联系，就提起个小包南下。幸而这熟人仍在潮州，他没有扑空。在潮州住半年，沸腾的感情会降点温，也许还要加上其地不宜于久居，他决定北行。先到上海，两手空空，只好过流浪生活。住小店，交个也过流浪生活的朋友，台湾嘉义人，名林快青。同境遇相怜，合得来，成为患难与共的好友。在上海又住了半年，他再北行，到天津，通过考试，到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师。我1935年也到南开中学，与韩兄成为同事，于1936年暑假一同被辞退，一同回北京。记得是1942年或1943年，韩兄接到林快青从上海来的信，曾到上海去看林，说林在上海混得不错，成为文化界、交际界的名人，甚至与抗战地区的人士也有来往。林并曾来北京看韩兄，如范式之登堂拜母。是1944年末或1945年初，林给韩兄来信，说他将接办上海《新闻报》，希望韩兄，并约一些有编写经验的人去。韩兄约我一同前往，我仍如往常之多幻想，以为变就可能有所遇，也因为与韩兄相交几年，已成为共患难的朋友，就答应结伴往上海。决定一同前往的还有韩兄的门生谢溥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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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上海的创新之行，相识中也有不以为然且明白劝阻的，因为木已半成舟，也就只好如箭之在弦，不得不发。家里人是惶惑，既担心远行会不利，又怕滞留北京会失掉亨通的机会。说实在的，至少是我，到整装的时候，也感到有些茫茫然。可是人，大至中原逐鹿，小至北里追香，百分之九十九是由冲动决定的，其时我们是已经冲动而继以决定，所谓义无反顾，也就只能（尤其对韩兄）装作若无其事，静候至时起程。时间公道，没有照爱因斯坦说的那样变慢，于是到了出发的6月22日，记得天已昏黑，与韩兄和谢君一齐登车。由北京到南京是熟路，没什么可看的；何况多半是在夜里，应该梦见周公之时。其时车慢，竟在车上过了两夜，东方发白之时才到浦口。由南京东行往上海是生路，又赶上大白天，可看的不少。印象深至今不忘的是过镇江北望江面，好像万顷碧波浮在地表，使人不能不惊叹帝力之大。更不能忘的是过苏州，先北望，见虎丘，继南望，见城内佛塔，不由得想到桥畔帆樯，楼头佳丽。颇想下车：到（玄妙）观侧、阊门等地流连一会儿，可惜车不停，幻想随着景物的消失破灭了。补说一句，这幻想成为现实，已经是三十年之后，时间不留情，昔日的佳丽，也是欲求不知命而不可得了。还是抛开幻想，说现实，是车于下午五时余到了上海北站。先在吕班路会东道主林先生，然后，为了身心早踏实，到下榻之地霞飞路底湖南路（旧名居尔典路）。那是坐东向西的一个小院，院内有个两层上下各四间（？）的小楼。院门对着一片玉米地；由楼上东望，可见一些柳树和稀疏的平房人家。环境可算安静，但也有躲不开的吵闹，那是成群的蚊子，入夜真就其声如雷。幸而床头都有蚊帐，“屡战屡败”之后可以退守。楼不大，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单说我们三个之外的人，有半老男听差，中男管事，中女厨娘，青女秘书。何以要俱全？因为曾预想，要以这座小楼为据点，干点文化事业，求得大名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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