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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语云，人间不如意事常十八九，我们到上海的次日，林先生来，说接办《新闻报》的事不成了，正在筹划编印一种期刊。因为在筹划中，成不成，成，以何种形式出现，都在不定中，我们，说积极些要等待，说消极些可以休息。休息的时间不短，其间经过目见、耳闻、推想，对于林先生及其事业就知道得多一些。他精明，在上海滩的文化界有不小的活动能力。但也不是可以通行无阻，比如办报，出期刊，就像是都阻碍重重。办报的想法落空之后，筹划出期刊，很可能不是来于什么事业心，而是骑虎难下。这骑虎包括已经铺开一个摊（租房、请人等），收就不容易（交代、情面等等）。在上海滩活动，要有钱，这钱是哪里来的？他曾说，他的有些正大的活动，军部里有些人不高兴，这使我们疑惑，他的身份也许与日本军部有关系。这类推想，我和谢溥谦出去散步的时候，间或谈到。当然不便同韩兄说，因为韩兄的为人，是决不会对好友有不信任的想法的。其实，我和谢溥谦，也没有到不信任的程度，加上由义方面说，我们应该从韩兄之后，由情方面说，林先生待我们客气周到，所以虽然背后有些议论，还是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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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之，不能总闷在小楼中，躲在蚊帐里。要出去走走，用上海话说是白相白相。可以括其要为三类。一类，就真是白相，黄浦江，苏州河，外滩，南京路，愚园路，福州路（也称四马路，书业集中地），等等，都到了。另一类，有关高级享用的，都是林先生招待，有华懋饭店吃，国际饭店喝，兰心剧场看，等等。还有一类，虽零碎而可称为大宗，是淘旧书。记得常去的是北京路、爱文义路一带，有些旧书铺，逛，也总能遇见一些可要的，其中不少是英文的。上海逗留不足两个月，买得的书却不很少，现在还记得，英文本《杨柳风》，广仓学会印《散氏盘》拓片，所得都不只一本。由买书又想到装订书，因为一直觉得有意思，也想说一下。是离开北京那天的中午，忙里偷闲，逛东安市场中原书店，遇见一本英译《堂吉诃德传》，开本大，两部七百多页，收一千幅插图，纽约版（未注年限，看形式为19年代），缺点为封面已开裂并脱落，价不很高，买了。也许为了到上海消闲吧，就顺手装在出行的箱子里。记得是七月下旬，与韩兄游爱文义路书店，忽然想起这本书，问书店主人有没有精于装订的。书店主人介绍一位老师傅，姓王，住愚园路六十六弄合泰坊二十四号。我将书送去，要求化破为整，保持原样。过几天取回，果然工很细，比喻为病人，完全恢复健康。谢上天保佑，经过几次流转，这位在蓝色硬封皮上骑瘦马持长枪的堂吉诃德先生，由其骑驴的仆人陪侍，还是安然立在书柜之内。人不可忘恩，所以我每次看到这本书，就不由得想到这位敬业助人的王先生，如果仍健在，该是百岁上下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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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祖传的喜欢对称，要求对称，说了开心的，要接着说点不开心的。想了想，有一件，或说是遗憾吧，是有看看张爱玲的机会，只因为怯于识荆的旧病长久不愈，竟没有看看这位同族才女。说有机会，是因为其时她二十四岁，在上海，初露锋芒，林先生曾提到她。又因为其时她写文章不少，欢迎发表，我们编印期刊，当然可以登门约稿。只是因为对于名人，尤其宝二爷所谓水做的，我总是心动得多，身动得少，结果就“交一臂而失之”。其后是，她先则登上太平洋的彼岸，终于登上净土的彼岸，就真成为时乎时乎不再来，后死者对于先死者，又能怎样呢？说一声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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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才说到编印期刊，这是往上海的本分事，似乎应该加细说。其实则没有什么值得细说的，原因主要是，一切取决于林先生，我们只能吃现成的。这现成的是直到七月中旬，才决定出版个16开、页数不多的周刊，名《上海论坛》。何以如此之晚才决定？据所闻，困难、曲折也不少。但最终总是成了。紧接着是编、印、校、卖。编之前要有文稿，大部分是外来的，我们人生地不熟，由林先生负责约。我们也要写一些，记得主旨是说些与时事不近的看似公正的闲话。跑印刷厂，校，由谢溥谦负责。出版之后如何推销，我们就不管了。这样，勉强支持了三期，连我们也不知道有何意义，迎来八月，两个原子弹落地，局势大变，这期刊未发讣告就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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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和谢君所推想，日本军国主义垮台，林先生的活动终止，我们旁观，像是还有返台湾之意。用不着推理，就知道随着期刊的灭亡，湖南路的小楼，以及广东厨娘供应的每日三餐，都没有延续下去的理由了。我们也要走。狐死首丘，又因为北京还有个家，有若干熟人熟地，想活就不能离开熟，当然只能回北京。而一有“归心”，紧接着就来了其下的“似箭”。经商酌，我和谢溥谦先离沪；韩兄本之与朋友共患难之义，待林先生行止有定之后再离沪。人世间，散总是比聚更容易，也就更快。于是向有关的人辞行，整理行装，买车票，一切急就章，没有到八月下旬，箱子里带着《堂吉诃德传》，怀着堂吉诃德冒险后“躺在牛车的干草堆上”走向家乡时的颓丧心情，登上开往北京的车。其时，听说因为胜利之后国内反而有争斗，铁路已不能畅通，作为听车摆布的乘客，又能怎样呢，只能盼望运气不太坏而已。果然，到南京下关，车就不再前行。情势是不能走回头路，只好等。幸而时间不长，又继续北上。可是到徐州，又停了，而且谁也不知道何时能够继续前进。准备较长期等，到离车站不很远的地方住旅店。天热，苍蝇多，灰尘多，生活很苦，也就没有想“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的雅兴。在徐州大概耽搁四五天，车继续前进，到兖州，又停了。有徐州的经验在心中，准备耐心等，径直到车站附近，住了小店。耽搁的时间竟长于徐州，六天或七天。急也没用，干脆苦中作乐，游。计看了少陵台、陋巷等地。少陵台在城内东南部，是个土丘，上有石碑，刻杜工部“东郡趋庭日，南楼纵目初”那首诗，还有杜老的画像。这首诗题目是“登兖州城楼”，难道这就是城楼的遗址吗？只好不知为不知。陋巷是颜回的故事，孔子赞扬颜回：“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即使颜回真是兖州人（旧史只说是鲁人），春秋战国年间一条小胡同（其名也不会是陋巷），两三千年之后还会存在吗？这就比曹雪芹故居更加可笑了。由兖州北上，也可算是一种后来居上吧，车都是走走停停，好容易到了济南，好容易到了天津。住济南，因为离家近了，闲情逸致增加，不只游了趵突泉、大明湖等地，还吃了大观园中的砂锅丸子，街头的红瓤烤白薯。济南到天津的一段，整整走了两天一夜。记得到天津已经是定更之后，因为熟人多，就住在那里。离家更近，归心就更强烈，第二天早起，进豆腐房，吃完早点就奔向车站。车仍是不快，但挨到下午，总算到家了。贤妻迎入远来人，“乐极生悲”，乐是人平安，悲是她也知道，紧跟着来的必是生活困难。我呢？是小安慰大发愁。小安慰，是路上颠簸三周，幸而并没失落什么，主要是书，都完完整整地随着我进了屋。大发愁，是不只钱袋空空，而且欠了不少债，还有，语云，树倒猢狲散，未来的月日，还能到什么地方领工资吗？总之，已经到眼前的必是来日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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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使我不禁想到所谓“士”（或读书人，或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阶层的生路问题。最好是躬逢不改朝不换代的圣代，离朝近，离朝远，或帮忙，或帮闲，都可以混个“衣食足则知荣辱”。不幸而躬逢改朝换代，离朝特别近的，有历代史官（可以举欧阳修为代表）设想的一条路，从末帝死，以争取入正史忠义传。离朝不很近或不近的呢？那就会陷入较之农工商远为悲惨的境地，因为俗语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对农工商不会有什么影响；对士就不然，而是必致成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改为用大白话说是立刻就没饭吃。没饭吃不是好事，可以不可以也追究责任？无妨试试。先让因果论者发言，责任当然应该由改朝换代负。可是改，换，事也，而且已过，你哪里去抓它？必欲抓，就不能不想到招来改、招来换之人。人有，可是抓有大困难，以明清之际为例，换下去的，崇祯皇帝，自愿见上帝了，无处去抓；新换上来的，顺治皇帝，金口玉言，说一不二，不要说抓，你敢不绝对服从吗？所以士的阶层因改朝换代而沦为没饭吃，轻则只能自怨自艾，重则还要忍受他骂，“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云云，是也。但礼义廉耻云云终归是唯心的，至少现在当下，燃眉之急是唯物的，如堂吉诃德之冒险失败了，旧秩序的饭碗眼看碎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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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覆鹿亡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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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写因抗战胜利而政局大变这一段的生活，搜索枯肠，却想不出个合适的题目。如果容许用我们家乡的俗话，那就可以说是“瞎摸海”或“无头虻（？）”，意为糊里糊涂到处乱撞，最终只能碰一鼻子灰，垂头丧气而归。可是俗，怕与“规范化”的要求不合，又不合会带来难懂，所以纵使是家乡的，也只好割爱。幸而这割去的爱还给留下一点灵机，而这灵机一动，就想到无妨在“垂头丧气而归”这尾部打打主意，于是就冒出昔年所诌歪诗《古稀四首》的最后一联：“覆鹿亡羊同泡影，何须蜀道问君平。”覆鹿，亡羊，结果都成为泡影，可以说是虽不中亦不远矣，就将就着用吧。决定用之后，想到连用两个古典，也许有的人还不熟悉，那就最好还是解释一下。两个古典都出于《列子》，先说覆鹿，见《周穆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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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人有薪（打柴）于野者，遏骇（惊而快跑）鹿，御（迎面）而击之，毙之。恐人见之也，遽（赶快）而藏诸隍（沟）中，覆之以蕉（通樵，柴），不胜其喜。俄而遗（忘）其所藏之处，遂以为梦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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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羊见《说符》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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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子（杨朱）之邻人亡（失）羊，既率其党（亲属），又请杨子之竖（童仆）追之。杨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众？”邻人曰：“多歧路。”既反，问“获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往），所以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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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都是费心计不小，结果却是一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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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题完，改为说其时的情况。先总的定性，是幻想与实际距离过大。幻想，外敌投降了，被侵占的半壁江山光复，情势应该是万象更新，加细说是混乱变为安定，穷困变为富庶，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变不合理为合理，其中的各个人都变走投无路为前途无量。可是实际呢？是战事未停，混乱的范围更大，物价上涨的速度更快，生活仍是朝不保夕。且说这幻想与实际，不只有先后之差，而且有顿渐之别，显然，在早期，指实说是由回到北京起的一年左右，支配自己生活的力量，明的一面是幻想推着前进，暗的一面是实际在扯后腿。这用旁观者清的眼看就成为瞎摸海或无头虻，可怜亦复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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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观是后话，还是说当时。幻想会培育更强有力的欲望，于是照荀子的想法，有欲就不能无求。求什么？又只能是秀才人情，制造机会说说道道，预支现在的说法，是以期主要取得社会效益，连带也取得经济效益。因为有幻想支撑着，也就不觉得这里边还有什么大困难。正如一切常人一样，乐观顷刻之间就化为干劲，并具体化为像是鱼被投入热水中的活动。几乎是天天，找完这位找那位，或招待完这位招待那位。这位那位之中，还有少数是生人，并且住所不在北京的。记得曾多次往天津，其中一次与沈启无先生为伴，一次与南星兄为伴，都是同那边的一些也有幻想的人，或既有幻想又有财力的人，谈编印报纸或期刊的事。不管是北京以内的还是北京以外的，都是殊途同归，坐而言的时候一堆美妙，起而行的时候就变为困难重重。但幻想总是不会因为碰几次壁就降温的，缩小到我己身，是反而升了温。这是与人合力编印的计划还没有成，就想自己编印。记得是多次与南星兄坐在小屋之内做白日梦，并且拟了期刊之名，以及内容的梗概。自然，其结果必又是一场空。温还曾升得更高，是先开书店，然后以书店为据点，编印期刊。这里应该大书一笔，是这次的白日梦真就向现实移近，不只在西单商场租了地址，而且拟了店名，取自《山海经》，曰“烛龙”。但梦终归是梦，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不很久就清醒，放弃了。又是一部堂吉诃德冒险的故事，及至躺在牛车上往家乡走，回顾，还会觉得有什么所得吗？勉强凑一项，是曾想编印个杂文的半月刊，名“天上人间”，事虽未成，这名字却是可爱的。后来想，事未成也不无好处，如谢溥谦，知难不退，出版《文艺周报》，只是两三期吧，夭折，赔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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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被幻想支配的生活比喻为飘在半空，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不能在半空，要回到地面。这是说，为了能活，还是应该有个按月领工薪的地方。是借青年学子的光，重庆（或昆明）的接收人员还没到，文学院还要开课，我凭余荫，分到一些钟点，记得是教散文习作。是胜利之年的年底吧，接收的人员来了，因为学校的名和地都未离开原北京大学，来接收的也是北大旧人，陈雪屏和郑天挺。为了礼貌，或更为了饭碗，我们曾进谒，以表示希望得到照顾之意。因为西南联大还有待迁回的文学院，“必也正名”，这里的文学院之名撤消，改为临时大学补习班，我想是借了红楼出身之光，这过渡型的大学表示继续聘用。所任之课改为国文。后来，不记得以何因缘，让我兼教史地。这是求守门之犬兼捉老鼠，也因为其时我已经往市立四中任课，还要为一些报刊涂抹，就把这史地课让与熟悉史地的田园丁（名农）。总之，就是这样借文学院的余荫，在红楼一带，我又混了一年。1946年，西南联大合久必分，三家各回各的旧地，革故鼎新，北京大学又开门营业，像我们一些既无学又无名的，当然只能另谋生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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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生路，还要说说，就在瞎摸海，飘在半空的时候，自己幻想的报刊虽然如梦幻泡影，成为现实的报刊，单说近在眼前的，北京、天津两地，却为数也不少。编报刊的，有些是熟人；有些本不相识，经过熟人介绍，也就成为熟人。这结果，可以想见，老习惯，手痒，就可以换来一些稿酬。还有欲手不痒而不可得的情况，仅举二事为例。其一在北京，是南星兄编月刊《文艺时代》，就曾要求每期交长文一篇。另一在天津，多年来有来往的张、马二君编《新生晚报》（当然是日刊），就曾商定开个栏目名“周末闲谈”，由我独力承包。此外在北京，有约稿关系的报刊还有不少。现在回想，其时是少知（甚至是无知）助长了胆量，发展了狂妄，于是想不到揽镜自照，而就写写写。就内容说，都写了什么？因为光复了，希望的成分增加，而希望，任何人都知道，总是与失望为近邻，所以就一变而为牢骚。牢骚来于对某些事，连带的还有某些人，不满，这就最容易意味着，对于另外一些人怀有幻想。又是幻想！但过去的也就罢了。这里，因为是回顾一个段落的困难生活，由不定期稿酬而来的小利就像是值得大书特书。尊为“大”，是因为，纵使未能如孟老夫子理想的“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衡门之内的老中幼，计已多到七名，却都平安地活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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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我的实况显然就优于覆鹿亡羊，因为还不是“究竟无所有”。那么，这篇的所说不就成为文不对题了吗？也不然。来由是，对于个人迷信，我虽然经常畏而远之，可是有时想到昔年，披星戴月，甚至偷课前之暇，连缀成自信为自由之谈，到头来无论原稿还是印件，都成为黄鹤一去不复返，也不免于烟消火灭，可怜无补费精神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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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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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业，指教书。上一个题目所讲，是迷醉于幻想，想编印报刊，直到开书店，这是不甘于到学校去当孩子王。可是大的局势，小的局势，使我的头脑中增加了自知之明，领悟想活，还是只能到某一个学校去当孩子王。这是退守，不光彩吗？其实也是自古而然，以至圣和亚圣为例，都是先则幻想，得其君就可以治国平天下，及至周游列国，处处碰壁，才回到实际，说“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总之也是甘心教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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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战国时期，教书要有学识，因为大多是自己坐在家中，学生找上门。现在大不同，是只有所谓学校的组织，有组织就要有说了算的头头，想教书，就要通过头头点头这一关。这是说，比学识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关系。显然，我不得不操旧业，教中学，就也要靠社会关系。通过社会关系找个饭碗，难易的情况不一样，我这一次是偏于易的，不是由于自己有什么优越条件，——或者说，幸而有一个优越条件，是几年来与南星有较多的交往，也就有了较深的友情。南星与我是通县师范同学，我比他高一班。考入北京大学，我学国文，他学英文，我还是比他高一班。毕业以后，因为赶上国土沦陷，我们的生活都困顿，语云，同病相怜，又因为我一直喜欢他的诗人的气质，钦佩他的诗文的造诣，所以关系就越来越密切。记得前面也曾提到，梦之时，一同幻想编印《天上人间》之类的期刊，觉以后，他编《文艺时代》，我就给他写文章。时移则事异，一切都成为泡影之后，其时虽然还有临时大学补习班的钟点，名称的“临时”足可以预示，这是不久就会失去的，所以未雨绸缪，应该尽快建造新的一窟。而碰巧，南星的北大同班同学有的从西南飞回，而且不只一位。且说其中的一位，姓田，腾达而未大腾达，接任了第四中学的校长。是缺人还是愿意带一些自己的人，不知道，只记得是1946年年初，南星就答应去教英文，接着就介绍我去教国文。第四中学在地安门以西，厂桥略南，西什库后库，离我家不远，主要还是这是个靠得住的饭碗，所以就“从速”（说不上“欣然”）答应了。课程是三班，每一周要口讲指画十几课时，每两周要改一百多篇作文，为了活命，也就只好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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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忍，来由主要不是好逸恶劳，而是因为，我一直认为，这种课堂式的学文的方法必是劳而少功。可是一个人的私见又能怎样呢？也就只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糟糕的是，我有时又不安于人云亦云。这是说，多年来的一贯胡思乱想加常常嘴不严的习惯未能警惕而革除之，有时上课堂，由课文连类而及，就未免说一些不合规范的话。不合规范，如果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范围内的，关系不大，如果阑入时事范围，显然，问题就会化为严重。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其时也是处处安插寻访并定时汇报异端情况的正统人物，于是经过传递，在校当局的眼里，我就成为，至少是非言听计从的人物。何以知之？是承什么人委婉地告知：“有的学生反映，虽然讲得不坏，有时喜欢说闲话。”闲，言内意是所讲非讲课文所必需，这里显然有言外意，怕越描越黑，只好以相视而笑，心照不宣了之。了之之后呢？短期内也许知所警惕吗？后来想，还是借了同出身于红楼，又为南星所推荐的光，1946年上半度过，依例，暑假期间可以变动人事，可是学校还是表示继续聘用。暑后开学，仍是每一周十几课时，每两周一百几十篇作文，可不在话下。有变化的是大环境，内战的局势紧了，物价上涨的速度快了，连带的胜利从而万象更新的美梦断了，冤有头，债有主，除少数正统人物以外，心里当然都有些、甚至很多不满。物不得其平则鸣，我不免也就面对学生说些愤激的话。其后当然是汇报，因为异端的味道更加浓厚，得到的回报不再是委婉的劝告，而是“不要在课堂上谈国事”。稍通世故的人就会知道，我的对应之道最好是主动离开，以免校当局不好办（辞退，碍于情面；不辞退，难于交差），或自己丢脸。学期结束，又凑巧，文学院的同事也多有交往的田君仲严（名聪）来，说贝满女中有初中修身课，问去不去教。饥者易为食，又因为修身可以不改文，轻松，就欣然答应。有了新校可栖，立刻就表示不再往四中任课。学校顺水推舟，表示同意，面子上维持个好合好散，我业依旧，只是换了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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