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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说说到出版社以后编语文教材的事，继而想，说这方面的教材，难免碰到一些问题，索性把圈子画大些，说说与自己一生经历有密切关系的语文教育。说一生经历，说密切关系，是指先则在小学和中学，有语文（用通用之名）课，“受”教，后则在数处中学教语文，1951年起到出版社，断断续续四十多年，主要是编语文教材，“施”教，总之，都没有离开语文。受教，施教，所求主要是受教之人学会用笔表情达意，这所求是否已经如愿？如果未能如愿，问题在哪里？千头万绪，还是由编教材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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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上班之后，最初接受的工作是编高中语文课本，共同担任此工作的是比我早来的蔡超尘先生，面容和体形都厚重，人呼为蔡公。他长我两岁，出身于辅仁大学，也教过中学，还编过《华北日报》副刊。他是山东高密人，外貌不轻逸而很有才，会唱京戏；围棋已经上段，某次比赛列入前六名；还通书法，推崇他的乡先辈高南阜，能用左手，据我看，若干年，社里职工过千，就书法的造诣说，他应该排名第一。新旧学都扎实，文笔不坏，还能写旧诗。人通达，有见识；记得八十年代中期，他写了一篇有关红学的文章，说贾宝玉算不了叛逆，发表于山西某期刊，可见评价什么，他并不随风倒。处世，对人古道热肠，所以我们能一见如故。也就因此，工作，我们合作得很好，选文，修润，作注解等，向来没有什么争执。也就可以提高效率，记得时间不长就编完一本，呈上，审查一下就发了稿。后来人增多，层次增多，速度就大减，是不是慢工出巧匠，也如积薪，后来居上呢？我看也不见得，计划的翻来覆去就是一证。初期是一本，只收范文若干篇；不久就变为文学、汉语两本；又不久，这两本还没普遍推行，又合并为一本。还有次一级的举棋不定，是否应该政治第一，要不要学文言，如果要，量以多少为宜，应否兼传授语法知识，等等，总是讨论来，讨论去，拿不定主意。翻来覆去，举棋不定，主要来于希望学生学了这门课程，真就能够用笔表情达意，而考查实际则经常是失望，即如高中毕业，不说全体，也是绝大多数文理不通。症结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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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过于复杂，也就一言难尽。难说，还因为连旧时代算在内，直到现在，我们也未能摸索出一种明确且行之必有效的办法。以旧而不很旧的往昔为例，蒙童入学，起初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是以识字为主，加一点点常识教育。然后是四书五经加些杂七杂八的，如《龙文鞭影》《幼学故事琼林》《声律启蒙》之类，这是明的实用主义加一些暗的政治（广义的，包括品德教育）第一。效果如何呢？有些人通了，有些人（可能是多数甚至绝大多数）还是不通。有办法，可是效果不一定，这办法的价值就颇为可疑了。专就这一点说，文就远不如武，比如好武，投奔少林寺，苦练十年八年，总不会路遇流氓，惊惶失措吧？可见人家的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学文的办法还差不少火候，需要改进。怎么改进呢？也确是想了些办法，可惜是症属于不治，用中西药，兼求秘方，甚至到什么庙烧香，结果还是不见起色，即中学毕业，能够写通文章的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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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就没有一点办法吗？曰有，只是讲道理容易，实行就困难很多。这道理，改革开放以前，我是连说也不敢，因为谁也说不清楚，歌颂以外的表达己见的话，说了某一句算不算犯罪。直到八十年代前期，我才随着形势的松动，胆量由无变为稍有一些，于是动笔，写了一本《作文杂谈》（1985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写《作文杂谈》，不写《语文教育杂谈》，因为前者是小字号，对确有志学用笔表情达意的人也许还有些用，后者是大字号，且夫大，就难免靠近政，从旧习，不敢，一也；牵涉的面广，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不好说，二也；结果，必行不通，三也；总之就虽有看法而没有说。这里如篇题所示，是想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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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旧调重弹，这是学语言，不管用口还是用笔，想有成，秘诀只是一个字，曰“熟”。熟来于多次“重复”。如果还愿意加点佐料，那就补说一句，最好能够重复“好的”。以学话为例，如果你有幸也生在红楼之梦中，希望能巧言，就要亲近凤姐或宝钗，不要亲近焦大或呆霸王薛蟠。同理，比如学文言，读汉朝典籍，专就表达说，那就要把《史记》放在上位，《论衡》放在下位，因为前者典雅流利，后者远远赶不上。学写也是这样，要像学武术的拳不离手，学歌唱的曲不离口，也要用多重复的办法直接培养熟，间接培养会。多读和多写有血肉联系，读，所吸收是两种，一属于内容，是作者的情意，二属于表达，是如何（用什么词语、句式以及什么条理）传给读者的；只有吸收了这些，并经过自己头脑里的掺和、比较、选择，拿起笔，才有的可写，以及知道如何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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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样的想法，以及承认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教会学生用笔表情达意，语文课应该做到什么（怎样做是另外的问题）就容易说，总的是让学生真能够多读多写。分着说就不只一项，比如由低而高就会有以下这些。一种，是要定个规程，要求学生不能不读某种数量的作品，不能不写出某种数量的所谓文（不一定是命题作文）。另一种，是通过讲授，灌输学生关于文的各方面的知识，逐渐培养分辨文的高下的能力。再一种，是告诉学生应读什么，可读什么（能够供应读物当然更好）。还有一种，是学生的所作，有典型意义的，要指出优缺点，并说明理由。最后还有个高要求，是培养学生，由有多读多写的“习惯”，上升为有多读多写的“兴趣”，任何人都知道，兴趣的力量之大，是“力拔山兮”的项羽也抗不了的，所以有了这个，则学而必有成就不成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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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以上说的是如意算盘，求真能如意，就必致遇见实行方面的多种困难。试想，强调多读多写，至少是精神上，就不得不换为以学生为主，以教师为辅，比如实况成为，课堂之上，赵小辫读《子夜》，钱小秃读《热风》，与三味书屋还有什么分别呢？时光总不能倒流。于是单说大个头的，就会由轻到重，有这类的困难。其一是读物的供应。多读要多有可读的作品，这在大学，尤其有显赫牌号的，不成问题，中小学，尤其大城市以外的，要求有个像样的图书馆，百分之九十九必做不到。这结果就成为，烤鸭虽然好吃，没有，也就只能啃窝头了。其二还有师资问题。如目前之有课本，准备准备，入教室登讲堂，照本宣科，有些人还未必能应付裕如，换为以学生为主，单说多读，指导，介绍，评论，无边无沿，肚子里东西少就必致无所措手足。所以顾及实际，还是只能仍旧贯，教师和学生都面对一本，到期考要求能及格，便可交差。其三更严重，是学制难于大变。假定没有课时问题，一周依然是上几课时，首先会来的是课本如何编的问题。现在是假定读了这些，就大致可以如愿，换为只是看作举例，大工程还要靠读大量课外的，课本还能这样编吗？不这样编，如何编？比如有一种想法，以高中为例，收三种文章，一种上好（都假定有能力判断），为的教学生知道什么是好，取法乎上；一种多病，作用相反，教学生知道如何避忌；一种至难，教师辅助啃，以期能够更快地提高，这想法也许不坏，行得通吗？又比如主语文之政的有了试试的决心，显然，教师的水平就必须提高，这又是个短期内必不能解决的困难。而且教师的数量要增加，因为上课照本宣科变为陪读陪写，一个人教三个班，一百多人，就办不到了。还有，学生为主就带来自由发展，又会带来程度不齐，一个圈圈里既有骆驼又有山羊甚至小兔，主教育之政者如何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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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多而大，于是如一切其他情况，理想与实际争吵，实际过硬，理想只好让步。也就仍是编课本，上课，教师和学生都面对着，以求这一味药能有变不通文为通文的奇效。事实自然是未见奇效，怎么办？曾设想用折中之法，是课本，教法，都历史长，来头大，不动，另编些课外读物，兼作为举例，以期学生能够在课外多读些，并以之为引线，如果有志甚至有兴趣，知道再读些什么。记得是八十年代早期，我有这个想法，并接受这个任务，编三本文言的课外读物，名《文言文选读》。三本的分工是由浅入深，每一本都是由古到今，共排列一百八十个题目，收文长长短短共三百篇。选文求方面广，质量好，可读；注解详，以求自学无困难；重点是在“解说”中评介古籍，以期读了能够进一步找大量的书更广泛地读。又是理想不坏，可是由印数（第一本不少，可是与中学生的数量比，还是微乎其微，第二、三本就更差）上看，真买了照方服用的却很少。以常情推之，编了文言的，也应该编现代语的，这时间虽短，可是反而难，原因之一是作品多，之二是还要包括外国的。因为难，也就没编出来。这关系不大，因为如文言的，开了处方，也必是很少有人照方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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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转回来，说说学校都在用的语文课本。我参加编辑工作，断断续续不少年，几乎都是“等因奉此”，分配什么做什么，不表示意见。不是没有意见，有而不表示，是因为：一，确信必无用；二，比如选用某某有高位的人的作品，我说并不佳，还会有大祸临头的危险，所以总是奉行多年的明哲保身之道，多说不如少说，少说不如不说。现在是情况有变，就无妨补说几句。先说一个争论多年、至今仍旧拿不定主意的大问题，是学不学文言。对于这个问题，1984年我写一篇《关于学文言》，字数超过万言书，谈了问题的许多方面。现在可以化简，但仍不能丁是丁，卯是卯。先说个常理，是学语言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难，关键在于方法，具体说是用多重复之法求熟就不难。那么，假定方法对头，不难学通，学还是不学好呢？我认为还是学好，因为有通旧事、欣赏等大用。可是多年以来，学校的实况是不得法，因而就枉费了大量的人的大量的精力和时间。那么，干脆就不再设这样的课好不好？不能不想到另一个顾虑，是下一代，连学会文言的机会也没有了。所以左思右想，还是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且行好事，不问前程。再说一个也是翻来覆去说个没完的问题，是选材和讲授，应该不应该政治第一。没有人敢直说不应该政治第一。所以只能绕个弯，说应该政治性与艺术性并重，或胆再大些，说语文是工具课，首先应该让学生学会运用语言。但不管怎么说，几十年来，单由选材方面也可以看出来，仍一贯是政治第一。以文言为例，入选的诗文，绝大部分与阶级斗争能够拉上关系。万一不容易，就用曲解之法，如《诗经·伐檀》的“不素餐兮”，解为非肉不饱通不过，就说是反语，意思是：“说是不白吃饭，实际是白吃饭。”这样一来，诗文入选的所凭，事实上就不再是艺术性，课文质量的下降也就可想而知。想提高吗？有些篇就要清除出去，这有些篇之中，当然有出于高位之手的，谁敢说不好？不要说出于高位之手，就是出于高位之口，又有谁敢说个不字？怎见得？举一事为证，是1962年，中学语文编辑室编完《古代散文选》中册，选了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送呈某部审查。某部之长说应该增选《正气歌》，这是他只想到政治第一而没想到此歌不能算散文，可是谁去提醒呢？没有人敢去，于是“散文”之选就不得不收一首“五古”。再一个问题是语法应该占怎样一个地位。五十年代前期，推想也是学习苏联吧，语文一分为二，成为文学与汉语。汉语的重点是语法，这是想走近路，以明理代替多重复。试验虎头蛇尾，不久又合二为一，合久必分的路究竟如何，谁也不知道。但希望像是没有放弃，所以合二为一之后，里面塞入不塞入语法，如果塞入，量多少合适，就又成为问题。俟问题之解决如俟河之清，只好走想象中的最稳妥的路，容纳，只是一点点。五十年代前期，为挣饭吃，我弄过一阵语法，但一直认为，它有学术价值，值得研究，但是想借有关它的知识之助写通文章，就必不能如愿。阑入教学范围，还会引来恶果，是教师以此为法宝管制学生，或辨词性，或析句，弄得学生晕头转向，就更没有时间和精力读写。最后，由编课本下行到教师的教课本，推想也是五十年代初的学习苏联，有所谓几段教学法，在一篇课文之上翻过来滚过去，胶柱鼓瑟，以致总是喊分量过重，应该减轻负担。我的想法，像课本上那些文章，绝大部分让学生自己看看就可以了，用不着教师多费唇舌。写教案，分析，讲解，出题，解答，都是浪费；而浪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大可以用在有成效的地方的，那是多读和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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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于牢骚的空论说得太多了。行孔老夫子之道，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而一反躬自问，就不免悲从中来，是如我在某处所说，回顾，学语文，教语文，编语文，用语文，几乎一生没离开语文，检查成效呢，先己，“欲立”，“欲达”，像是离所希望还很远，后人，“而立人”，“而达人”，就更是十万八千里。想到这些，忽而冒出京剧的唱词一句，曰“一事无成两鬓斑”，也就只好“安之若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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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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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劳我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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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大宗师》：“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记得六十年前最初读《庄子》，就喜欢这几句话，以为总括得好，南柯一梦，贫贱荣华，喜怒哀乐，千头万绪，取其大同，不过凭机遇而有生，生之后，死之前，奔波劳碌，并不知为何要奔波劳碌而已。话说得好，还可以发微。人生是一，分而为四，两端的一和四没有什么可说的，盖赋与形体是天命范围内的事，天命，除了畏之以外，我们不能把它怎么样；死呢，既来之，能息不能息，死者本人总是不能插嘴了。剩下中间两个，二和三。三的“佚我以老”，几年以前我还真想过，并写了一篇《无题》（收入《负暄续话》），说是这想法也不能普遍适用，比如说，泛论，就会有的人如此，有的人不如此，特指，大致是就身说常常如此，就心说常常不如此。四减去三个，只剩下一个“劳我以生”，至少是在一般小民的眼里，可以称为普遍真理了吧。因为普遍，用作文题，单说在我回忆的“碎影”中，就像是戴在哪一篇头上都可以。不过如人之有赵大、钱二、孙三、李四，总不当都称为赵大，所以量体裁衣，还是决定划归这一篇专用；其他篇，内容也可称为劳我以生，甚至更宜于称为劳我以生，也就只好戴另外一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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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我以生，生用世俗义，指生活，或精简，指活。是因为想活，才不得不劳。这说的是常态，我是常人，就安于常态。推想还不至有人瞧不起，因为如果发瞧不起的高论，就必须在发之前，拿出自己偏偏不想活的铁证。还可以顺着常态，加细说下去，是活有内涵多端，古人举其大者，曰饮食男女。饮食和男女有复杂而错综的关系，比如说，由饮食开篇，可以说，一定要食后不饥，饮后不渴，才能顾及男女。可是男女之后，男女双方都活着，而且不免要生小的或男或女，就又不能不回到饮食。以上这些看似空话，却有不小的功用，是可以证明我之劳，轻说是不得已也，重说是理所当然。且说五十年代初，我由面对学生变为面对书稿，生活的负担情况是，家门之内，上有岳母，六十多岁，妻，年甫逾不惑，女四，长念初中，幼刚入小学，家门之外有母亲，年过古稀，七名，清一色的女性，成年的没有职业，未成年的没有工作能力，而也是都想活，也就要我一个人供应饮食。一个人的有限收入支持八个人活，几岁的儿童也知道必办不到。但想活却不能打折扣，因而办不到也得办。怎么办？显然，唯一的路是我多劳，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工作。这情况就成为话归本题，劳我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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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表明，这劳的情况并不是自五十年代始，但一只脚不能踩两只船，这里就只说五十年代初走入出版社这一段。到出版社工作，坐在办公桌前，面对书稿，优点很多。最大的一个是可以不再面对群众，其次还有，不像上课、改文那样实砍、紧张，有事有病请假，用不着补课，等等。但有个大缺点，是坐班，比如上午八点上，下午五点下，加上来往路上奔波，几乎是，除了星期日以外，所有整天的时间都不能灵活运用，或说干自己的。不幸的是，要八口之家能活，必须有些时间干自己的，挣些工资以外的钱。就是说，不得不劳上加劳；具体说是下班之后要上另一种折跟头打把式的班，必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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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日入之间在班上，兼课的路不通了。多写稿多卖稿，这条路基本上堵死了，因为鼎革之后，报刊的百花或百草争荣现象没有了，变为车同轨、书同文字，我既无渊源，又无能力。可怜的是，除了白纸上写黑字，卖与恰有此需要的什么人或什么单位以外，我一无所能。形势是只能靠也就必须找这样的门路。幸而还认识一些也惯于率尔操觚的，物以类聚，居然就找到一些写成黑字可以换来些微钞票的机会。计有三宗，都非性之所好，但饥不择食，也就不能不有如演戏，明知是戏，还要尽全力去唱，去念，去做。记得一宗是为某种课文作注解，另一宗是选编旧小说的读本，谁组织的，都有什么人参加，主顾是什么单位，都恍恍惚惚了。总之是费的时间和精力（包括路上跑）不少，所求只是换一些柴米油盐，而自知必没有传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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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两宗都是短工性质，照计划做，做完交工，结束。还有一宗不然，是照设想，可以绵延下去，而且，如果顺利，还会或大或小地发展。这是什么？因为还有意外的下文，这里就不得不有话即长。还是四十年代初，我以写些杂文出卖的因缘，认识其时编《中国公论》的张域宁和马秋英。谈得来，交往渐多，成为可以称为相知的朋友。张有创业的兴趣和魄力；马是张的忠实助手，还忙里偷闲写小说。对我都很厚，知道我穷困，总是想些办法关照我。1945年迎来抗战胜利，他们到天津（张是天津人），创办了《新生晚报》。可以算作互相利用，他们为我开辟了每周刊一次的专栏，先是名《周末闲谈》，以后改为《一夕话》。我有胡思乱想和乱说乱道的习惯，小报，地盘有限，写来不费力，而积少成多，变为稿酬，也就可以补贴一些日用。总有两年以上或三年吧，政局又大变，报纸不能办了，他们又不得不改行，外考虑环境，内考虑能力，决定并实行，在北京，与人合伙，开个大众书店；并作为书店事业的一部分，在天津办个《语文教学》月刊。对于语文，对于语文界的人士，他们生疏，又是互相利用，他们希望我多出主意，并在约稿、审稿方面给予帮助。月刊聘有几位编委，推想我是既有名又多有实的。我也就一如他们过去的编《中国公论》和《新生晚报》，凡是我能做的，就都担起来，劳而不怨。记得还应他们之约，去了几次天津。繁重的工作是在北京，主要是约稿，要各处跑；稿到手，有些要动笔；稿刊出，有些人还要登门送稿酬。总之，为他们这本《语文教学》，我费的时间和精力简直难以数计。而所得呢，不过是（写文换酬不计）编辑费每月三十元而已。但我不能辞其劳，因为：一，对于友人，能尽力总是以不推卸为是；二，如果没有这项收入，也许孩子上学，中午带的一块小米面丝糕都无着落，所以纵使疲于奔命，也就只好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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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班之外的劳，还有个不疲于奔命的，是参与编《现代佛学》月刊。这件事也是说来话长。解放以后，北京成为政治中心，许多旧时代的名流陆续到北京来，其中有些是亲近佛教的，人总是难于放弃其所好，于是在信教自由的大帽子之下，就想到振兴佛教。如何振兴？容易想到的，也是容易做的，是印个定期出版的本本，让有兴致信受的人在上面吆喝几句。学新风，先要开会。记得第一次是在东单新开路陈铭枢家里，我因为编过《世间解》，周叔迦先生约我参加了。以后经过商讨、筹备，不很久，《现代佛学》月刊就问世了。编委不少，既有名又有实的，主编巨赞法师之外，我也辅助做些工作。其间巨赞法师曾南行，我就代主编。没有占用过多的时间，却有获得。其一是见到一些名流，如叶恭绰、李济深、唐生智、吴贻芳等。其二是也可以小有收入，即除了写稿得稿酬以外，每月还送编辑费二十元。二十，数目甚微，但在三反五反中挨整停发工资（详情以后谈）的时候，就力大可以救命。也就因为可以救命，这一项业余工作，我说不准算犯法不算犯法，内心一直忐忑不安，而终于藏在心里，未自我举报，直到1954年，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月刊由协会接办，编委会解散为止。总之，现在回想，仍是伤哉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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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越渴越吃盐，就在这时期，我还经历了两次丧事。一次是1951年的5月29日，我到出版社不到四个月，我一生最亲近的通县师范同班同学梁政平因肺结核病死了。这位同学，我前面写过，比我小两岁，为人柔弱，加上内向，郁闷而少表现，小家庭一妻一女，虽比我负担轻却收入更少，穷困，还经历过失恋之痛，多因结一果，就成为日渐沉重之症。由二十年代后期相识，我们一直亲如手足，他关心我胜过关心他自己，记得最后一面，我到东直门内去看他，他不提他自己的病，只是说：“你住在后海边，要常去水边转转，好身体比什么都重要。”他知道我身不由己，也许还担心传染，让我快些走，我们就这样永别了。重病的时候，他女儿来借过几次钱，我当然要尽力，实际只能是家里人再少吃几口，让给他。现在是他走了，其时还通行入棺土葬，我只得第一次向单位开口，借工资，给他买了贱价的棺木，算作送行。他是第二天清晨被送回昌平县马池口村茔地入土的，要经过鼓楼西大街我住房的后身，新社会，学习一个连一个，我自顾不暇，晨起，只能面对北墙，心里说一声：“平弟，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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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1952年的1月1日，父亲在故乡病故。1947年夏日土改，全家逃来北京，住将及两年，于1949年春回去，前面已经谈过。回去，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状态，当然都非复昔日。但人同样是善于适应的动物，比如家徒四壁，看惯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善。总之，就我的所闻和所见下断语，父母、嫂、侄等回去，共炊共食变为分炊分食，日子像是过得也不坏。是1951年12月下旬吧，家乡来人，说父亲病了，自己说恐怕熬不过去，让我回去。我问什么病，说只是不想吃东西。我推想，既不是急病，延迟几天必关系不大。其实推迟回去，是想：一，安排一下手头的杂事；二，回去可能要办大事，那就不能袋内空空，自己没有，只好乞诸其邻，绕道天津，找张、马二君。说时迟，那时快，到由天津乘长途汽车奔向家乡的时候，已经是1952年1月1日的侵晨四点多。路不佳，车慢，到村边下车已经是七点多。未入村就遇见村里人，告诉我：“来晚了，五点多就咽气了。”入家门，看父亲的遗体已经放在北房东屋的木板上。母亲坐在西屋，面容冷静，并且说：“死了也好，省得我老是担着心。我一个眼泪也没掉。”问有没有遗言，母亲说：“总盼着你来，说有话跟你说，问他有什么话，他不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总难免有遗憾，带着到地下也就罢了。接着是商酌如何葬死者，通知近亲友，买木料做棺材，等等，除多处花钱以外，还要从旧俗，着孝服，见亲长等就下跪。忙乱了三五天，死者入土了，还有大问题，是如何养生者。幸而还有农村的可取的旧，生活质朴，晚辈服其劳而心情安然愉快，母亲还愿意住在故居，我经常往家里带些钱，能够换些柴米就可以了。父亲为人直率刚正，只是有大缺点，嗜赌博如命，自知多伤财而不能改。母亲生活整饬，安静寡言，对人厚，能忍让，几乎全身都是优点。她舍不得故居，我只好争取多回去看她。这样延续了几年，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来了，在家乡不再有饭吃，她才忍痛离开家，到我这里住。但她没有忘记那个家，幻想有那么一天还能回去。可惜她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日下，终于在北京的后海北岸，带着离乡背井的遗恨，于1963年春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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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既往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