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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代,辛安亭先生是出版社的副社长,由兰州调来,比我到社晚一些。列为专题写他,是因为我敬重他,于五六十年代之间,他离开社回兰州,1976年在太湖边养病,我还去看过他,想不到其后转为不治之症,于1988年末作古,不知道弥留之际在何处,也就未能去看他,因而有时想起他就特别怀念。他山西人,长我五岁,像是我上北京大学时期(或稍前稍后),他也在北大上学,未毕业就投身革命,到延安。建国以后在兰州教育部门(兰州大学?)工作。想是还主持过编教材的工作,所以为充实中央编教材的力量,把他调来北京;接着以他之介,把王微也调来北京,任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成为我的直接上司。这里单说辛安亭,外貌瘦弱,风度文静,我第一次看见,也许看惯了官场的通行气派吧,推想他必是新分配到某室的小职员,管抄抄写写的,及至听说他是副社长,真是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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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没有交往,但常看见他。他住在出版总署门外以东不远,每天准时上班,一身朴素的制服,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走。到办公室安安静静地看文件和书稿,很少到院里来。来往的路上遇见社里人,认识,必是点头微笑,很少说话。总之,给人的印象是规矩,温厚,用旧话说是“克己复礼”吧。关于克己,还听说一件可以算作轶事的。他家里只夫妇二人,妇也是山西人,姓卫名明,家庭妇女,脚像是先缠而后解放的。所吃不多,但也要购进粮食。粮店离家有一段路,辛安亭总是自己去买,肩扛到家。一次,一个年轻力壮的看见,要替他扛,他坚决不肯,还是很费力地扛到家。由一般处世随和的人看,这样狷介似乎洁身太过,反而不近人情。我的体会,是他觉得位在他人之上,就决不该让别人伺候自己。他的心不容许自己高高在上,指使无位的人惶恐听命,这就是辛安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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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克己复礼的作风,我也亲历一次。其时我在总编室检查科工作。检查科,顾名思义,是书稿编成之后,看看还有没有失误和缺漏,我扩大范围,兼做修润工作。其时正是迷信苏联,事事学老大哥的时期,因而交来修润的,有些是俄语汉译的书稿。我不懂俄语,有言在先,是只管“达”(即通顺,像汉语),不管“信”(假定译文的意思不错)。可惜送来某女士的译文,离汉语习惯很远,改动就不能不大。常情,女士是更重视脸面的,改动大,不好看,于是照韩文公的高论,不平则鸣,辛安亭大概是负责编辑业务的,她就到辛安亭那里诉苦。辛安亭处理什么事,总是一碗水端平,于是找我,说明情况之后,问我能不能少改一些。我说:“我多年审稿改稿,拿起笔不会客气,总要做到自己认为满意才交出去。她不愿意多改动,可以不交我改;让我改,我就只能这样做。”我的态度和言语都偏于生硬,他听了,还是那样平静温和,说:“就谈到这里吧。”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那位女士又来,说细看看,觉得确是比原来好了。他告诉我,意思显然是我做得对,希望我对上次的小波澜不要介意。我和他的公事交往只此一次,但也能感到,他对人,居心总是宽厚,态度总是尊重,在新时代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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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有个很少见的习惯,是心口如一,比如什么事,出于钦定,他人都堂下百诺、至少是隐忍不言的时候,他却提出疑问。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成立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时候,眼所见是家家做家破的准备(如处理贵重家当之类),耳所闻则是一片欢呼声,他为什么事回家乡一次,回来就说,这个办法恐怕不成,因为农村的情况远不像说的那样。为这样的实心话,他受到批判,也许不久就证明他的话并不错吧,像是没受什么处分。是后话,不记得听谁说,他因为思想偏右,心口如一,几乎遇到什么风吹草动就犯错误,重则受到批判,轻则受到批评。不知道是否因为有这样的“缺点”,在出版社也许只是几年吧,他又调回兰州了,听说是到兰州大学做领导工作。王微没有跟着回去,想是因为,虽然也对人宽厚,处理事情稳重,却嘴严,不说不合时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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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加过冠的,又适应新风,对于像辛安亭这样的人,虽然敬重,愿意亲近,却不敢通音问。就这样,将近二十年,我和他天各一方,只能“隔千里兮共明月”了。也曾听人说,他身体一直不好,推想必是有时工作、有时休养吧。是1976年的春天,我早已由干校放还,应南京郭翼舟兄和苏州王芝九兄之约,于4月15日到南京,由他们二位陪伴,游南京、扬州、无锡、苏州、杭州诸地。18日到苏州,住在芝九兄家,游各名胜。知道辛安亭在太湖边养病,26日游光福、司徒庙、邓尉山等地,我们三人就乘车到太湖桥,登山,往铁路疗养院去看他。他精神还好,只是显得衰弱,例如那一天天气很好,我们穿得薄还觉得热,他却穿很厚的衣服。态度还是那样温厚,见到我们,不只很高兴,还表现为很感激的样子。他夫人卫明女士也在,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也是那样温厚,总是想方设法招待我们。其时已经是中午,疗养院的开饭时间已过,还是非留我们吃饭不可。我们也乐得享受一次厚意的温暖,就吃了食堂补做的肉丝冬笋面条。我们问他的病,是肺气肿,说休养一个时期,好多了。饭后,我们辞出,他们一定要送,站在高处看着我们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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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年,出版社休克近十年之后,恢复工作,我也回到社里,参加编《古代散文选》下册的工作。干校结业,王微的组织关系也回兰州大学,人却还在北京住,编文选的这个摊儿就由他担任主持之名,由我负责编注之实,我们常见面,也就不断听到辛安亭的消息。他身体还是不好,可是不忘革命事业。大概是八十年代中期,我编注完《文言文选读》三册的时候,他还主持编了一种旨在对年轻一代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文言读本。选编过程中曾征询我的意见,出版后寄给我一本,印象是内容丰富,书本厚,还没细看,不记得谁借去看,不还了。其后就听到不吉利的消息,是患了不治之症,正在多方求医。其间也曾到北京来,当然也就要到出版社来。他不忘旧谊,主动约他还记得的人见面,问候,叙离别之情。其中有我,记得还一起照了相。其后,我当然关心他的病情,问几次,都说还平稳。究竟人力不能胜天,最后传来消息,他作古了,想是在兰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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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想到他,并想到一些大问题,如立身处世、治国平天下之类。他是老革命,终生不忘救世的弘愿,可是不疑人如敌而爱人如己,即不以压力对人而以仁恕对人,难道这就不能除旧布新吗?总是值得不鄙的肉食者好好想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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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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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汉语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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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或写,多次提到机遇,说想到机遇就感到可怕,因为已然者不可改,未然者不可知,而穷达、顺逆、祸福、得失、苦乐等都像是由它那里来。关于机遇,限于己身,可说的也太多了,这里只说与汉语课本有关的。记得由1954年2月参加编写起,到1958年4月汉语课撤消止,连续四年多,经历的事不少,所得也不少。纵使够不上千头万绪,也总是百头千绪,说就要从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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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是中学语文课分为文学、汉语两门。分,仍有头,是:一,希望这门课有高效率,主要是学生毕业后能用笔准确通顺地表情达意,可是效率总是高不上去;二,其时任何事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这件事自然也不能例外,他们是分为文学、俄语两门,推想这必是灵丹妙药,于是决定分为文学、汉语两门。一分为二上课,先要有教材。编教科书是大事,要请专家主持其事。文学选定吴伯箫,社内的副总编辑,由延安来的文学家兼作家。汉语选定吕叔湘,因为不久前,他和朱德熙合写了供大家学习的《语法修辞讲话》。吕先生是中科院语言研究所的人,主持编汉语课本,社里送一顶副总编辑的帽子,名义上也就成为社里人。估计开始组编写班子必在我参加之前的两三个月,因为我第一次去,已经在语言研究所的院内设置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办公地点。那是面西大门内以北的几间西房,室内放几个办公桌。吕先生之下还有负全面之责兼动笔的,是张志公。此外还有语言研究所的陈治文,也是负责写;吕先生的夫人程师母,说是只管抄抄写写。以参加时间早晚为序,我排行第五。其后调来参加编写的还有来于哈尔滨的吕冀平,来于福州的洪心衡,来于苏州的郭翼舟,来于北京的徐枢。办公地点曾两移,先移教育部(在西单北二龙路郑王府)内小红楼,再移景山东街原北京大学第二院的工字楼。移小红楼的时候,程师母和陈治文不参加了。移景山东街,编写工作结束前后,洪心衡、吕冀平、徐枢也陆续离开,最后剩下张志公、郭翼舟和我,并入语文室工作,还是偏重编汉语知识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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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调我去编汉语课本。选定我,像是没有来由,因为:一,我没研究过语法;二,如果人只能分作光彩和不光彩两堆,我是属于不光彩那一堆的。不知为不知,是至圣先师的主张;我则有更进一步的悟解,是与己有关的许多事,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与其知道,不如不知道。先师俞平伯词有句云,“闻道同衾还隔梦”,同衾人另有梦,你想知道,问,如果有如庄周,“梦为蝴蝶”,据实陈述,可皆大欢喜,如果所梦非草木虫鱼之类,那就还是以不问为好,盖不知心里可以安然,所以我至今还是没有问。言归正传,是从受命兼编汉语课本之后,每周的公务我就分而治之,出同一家门,骑同一辆自行车,一、三、六西南行,到西单北进大木仓口,入教育部小红楼内的检查科,做检查书稿或修润书稿的工作;二、四、五东南行,过北大红楼,进东厂胡同转北到太平胡同,入语言研究所之门,做编写汉语课本的工作。以下专说这东南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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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先生我见过几次,张志公先生同我很熟,程师母和陈治文先生则是初次见面。感觉都富于文气和古风,所以名为上班,却颇像到相知的书斋里小坐,心情是愉快而安然。吕先生学问和文章为人所共见,用不着说;为人则是多交往之后,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借用孟子的话说是不失其赤子之心,朴实,真率,没有一点学者架子。见面,当然要谈谈工作。重点是编汉语语法的教材(还有文字、语音等方面的知识),动笔之前,先要决定采用什么语法体系(包括语法术语),因为汉语语法虽然还很年轻,却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推想吕先生是了解我乃十足的门外汉,所以布置工作,开卷第一回是温课,即看看已问世的语法(主要是现代汉语)著作,然后考虑采用什么体系。这就我说是急来抱佛脚,因为不抱就没有能力动笔,也就只好抱。幸而这方面的著作并不很多,连外国的以及住在外国的也算在内,举其大要,不过是高本汉、赵元任、马建忠、陈承泽、刘复、黎锦熙、何容、王力、吕叔湘、语言研究所(合编《语法讲话》)等若干家。记得上班就翻看,大致用了两三个月,该看的都过了目。所得呢,是存于心的三种:一,他们都讲了什么;二,由看法不同而来的一些问题;三,孰高孰下的一点己见。是后来,还多了一些深的悟解,可以总括为两种。其一是学这一门知识(不求通晓深一层的理论)比较容易,即如我这中下之才,合为全月计,只是一两个月,也就可以在人前夸夸其谈,在纸上说三道四,让惯于耳食的人看作门内汉了。其他门类,不要说入室,就是升堂,也总是非几年苦功不可。其二,语言现象,作为文化的一种重要成分,当然有研究的价值。但语言来于约定(如此约,如此定,大致有规律可循)俗成(俗是由偶尔变为通行,有脱离规律的任意性),想学好,就不能多寄希望于语法知识,就是说,语法知识的价值主要是学术性的,不是实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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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编,主观的想法是学术和实用兼顾。动手写,就要变主观为客观,这,学术的关不好过,实用的关更不好过,因为,比如体系和术语,虽然很难做到天衣无缝,究竟还可以尽人力,至于学了真就能够变笔下的不通为通,就只能听天命了。这学术和实用的二分法,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认识,至于吕先生和张先生二位,其时大概还是合二为一的。实用不可见,或说还要听下回分解;尽人力,现在当下,就只能在体系和术语的选定,以及讲说的详略上下功夫。记得在这方面,由于常常举棋不定,甚至后想的推翻先想的,耗时间不少。但终于不得不动笔,最后也就只能择一而从。未必是博善而从,譬如析句,成分指单词不指词组,我就认为一定要带来很多麻烦。大计决定以后,人力逐渐增加,上下一齐动手,因为是教材,不能不慎重,编写工作不慢不快地进行。一册,二册,三册,四册,陆续印出来了。还是为慎重,先交一部分学校试教,然后推广。可惜的是,试教,推广,这文学、汉语的二分法究竟好不好,很难证明,调查,问人,人各有见,正如一切其他的大小事,好不好,可行不可行,最后只能看在上者的脸色。不知道是谁表示了反对意见,文学、汉语出生不久就都停止,合为语文一种,已编成的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成为新古董,陈之高阁了。勉强说,汉语课本还有余韵,是汉语课停止之后,人(郭翼舟和我)和书(课本)废物利用,由吴伯箫(领导语文室的副总编辑)布置,编了一本《汉语知识》,正式出版发行,也许有一些人买了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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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凡事有得必有失,这句话经常对,却不是永远对,即如我参加编写汉语课本的几年,回想,算得失之账,至少是自己觉得,是只有得而没有失。得还不止一种,而且有的分量不轻,所以就不能不多费些笔墨。为眉目清楚,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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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关于学的。我一向认为,凡是可信的学问(言外意是有不可信的,如用《易经》占卜,用气功治病之类),多学一种比少学一种好。我一生用语言(说和写),有机会亲近语法,可以有大得,是较清楚地了解语言是怎么回事;还可以有小得,是小名小利,小名者,有的人宽厚,开语法学者的名单,会大笔一挥写上我,小利者,可以写以语法为题材的文章换有大用的钱(以后还要专题说)。其二是关于人的。是借编写汉语课本的机缘,我认识一些人,至今还记在心里,以得识荆为幸的。由内而外说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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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先生。关于吕先生,我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吕叔湘》,收入《月旦集》),主要是谈他的治学和为人,都值得学习,这里不想重复。还说些什么呢?我想,是应该加说,我多有机会学而没有学,或没有学好。可是借吕先生的光却不少。能够参与编写汉语课本可能是最大的。其次是八十年代初,我写了几篇谈学习文言的文章,愿意借此换些小名小利,把文稿送给他看,他不只通读,提些修改意见,而且惠以书名为《文言津逮》,写了序。(198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后不久,承他不弃,让我同他合编《文言读本续编》,完稿,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1988年),我就真是附骥尾以传了。曹公孟德有句云:“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我这里说一点点与吕先生的交往,也只是心念旧恩而已。附带说说吕先生夫人程师母,她朴实、温厚,性格之好,在旧时代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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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公先生。由五十年代前期起,到不久前我往医院看他止,连续四十年有零,我们的交往,以及他给我的帮助,太多了。多,万言难尽,也就只好走间道,只写一点点我认为值得说说的。有几个熟人,都小于我九岁,他是其中之一。但他年龄虽小,处理世事的本领却高于我千百倍,以是,碰到大道多歧,我不知道应该走上哪一条的时候就找他。他总是能够衡量轻重,明确指出应该如何如何,而照做,虽然未必冠冕,却总是平安的。这就可证,我们的交谊已非一般。还可以补说个小事,以形容这非一般。是在凤阳干校接受改造时期,我和他都是常常受批受斗的,记得一次他受批斗,是因为过节,根据通知,买了剩余的酒。而就在这之后,我们碰巧在一起吃饭,看看左近没人,就共同喝了我珍藏的二三两剩余的酒。真想不到,在无理可讲的压力之下,犯“法”竟也成为至乐。何以称为至乐?是暴风刮过之后,我们曾对坐喝茅台,却感到,外,酒之味,内,心之乐,都远不如彼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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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冀平先生。论年岁,我同这位小吕先生,相差二十有余,可是他调来北京,在同一室工作之后,没有几天就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口,谈得来,还要加上无话不说。笔,也是合得来,一直到合写文章换砂锅白肉钱。单说砂锅,白肉,是因为他特别爱吃这一味。他还好游,为公,同游过大明湖、泰山等地可以不说;还有私,是同游圆明园遗址的西洋楼(正名远瀛观)等地。汉语停了,他故土难离,回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人远了,情谊却还是如共朝夕之时。值得记下来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八十年代前期,我写了些回忆的小文,集为《负暄琐话》,当然想出版,可是人微言轻,谁肯接受呢?语云,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只好寄给他。是靠他明写序文,暗大吹捧,哈尔滨才有个出版社认赔钱印了。另一件,是缘于半个世纪前的一段经历,有人在背后反反复复说抑人扬己的话,他怕我旧病复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来信一再说:“要沉默,而且到底。”我觉得这才是“爱人以德”,值得长记于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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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爱人以德,还要大书特书一件,是“朋友”的“与朋友共”,具体说是因为他,我才得结识张铁铮先生。他和张先生是同住哈尔滨的多年好友,好到一生结交许多人,排队,最近的一名,吕的一方必是张铁铮,张的一方必是吕冀平。解放以后,张先来北京,到《教育报》,吕略晚来京,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他们仍如在哈尔滨,有机会就一起喝啤酒,外加砂锅居的砂锅白肉。人之性,吃喝时必佐以闲谈,于是就说到我。记得第一次是张先生来看我,也如与吕,我们很快就成为忘年的莫逆之交。五十年代晚期,吕先生回哈尔滨,至少是形迹上,我和张先生就成为最亲近并常聚会的朋友。情谊有浅的,是对坐闲谈,上天下地,同喝白酒,同为郊外之游等等;还有深的,是风风雨雨之时,唯恐对方不能安身立命。到八十年代,风雨停了,我们还合力,编注了三本《文言文选读》。书完成,见面的“理由”少了,可是他至多隔两三周,必推门而入,照例说:“我没事,只是来看看您。”不幸是天不给他好身体,心脏出了毛病,以致只能在家里静养。通信通电话不难,只是我有时进城,坐办公室,就再也听不到他的叩门声了,想到世上稀有的像他这样的古道热肠,心未远而不能常会面,不禁为之凄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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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治文先生。论年龄,陈先生也是小字号,可是人老练,学问扎实,为人同样是古道热肠,我敬重他,愿意同他交往。我们在语言研究所相处时间不很长,只是一年多,可是情谊很厚,比如他知道我喜欢欧词,就把他有的影印宋刻欧的词集送给我。他的更大的恩德是介绍我拜谒他的尊人陈保之(名邦怀)先生。陈老先生镇江人,在天津文史馆工作,其时为了整理文字学方面的书稿,常到北京来,来就住在语言研究所。第一次见,印象是高身材,消瘦,质朴如三家村的农父。交谈,雅驯,更多的是谦和。这样的风度当然会使人愿意亲近。时间稍长我才知道,陈先生原来精通旧学,尤其专的是古文字。也就因为治学偏于稽古,还精于文物鉴定。此外,诗词也写得好,没有新时代的气味;书札和文稿用毛笔写行写楷,劲而秀,使人想到姜白石。可是“良贾深藏若虚”,给人看的一面,像是不会什么的样子。我一生见到学术界的前辈不少,其中有两位,是世俗之名远不如学业之实,一位是顾随先生,另一位就是陈先生。两位还可以相比,是顾先生还有些名士气;陈先生呢,如果一定也要说有什么气,那就是乡土气。我说句狂妄的话,是陈先生这些高不可及的造诣,我都看清了,所以就愿意常趋前请教。早期,他在天津,1976年地震以后他来北京住,我总是有机会就去问安,不敢说想学什么,是亲謦欬感到心安。使我心不安的是不以后辈待我,比如去看他,辞出,他一定要送到大门以外。有时还送我估计我会喜爱的长物,记得有方药雨(名若)画的南塘读书图、顾二娘制砚的拓片等,可惜那幅图,因为上有罗振玉题,“大革命”中怕惹来杀身之祸,付之丙丁了。八十年代后期,陈先生年九十,作了古,我为又少一个师表而很悲伤。幸而还存有他的不少手迹(包括书札),以及两三种书。书的一种是1989年齐鲁书社出版的《一得集》,收考证文百余篇,我总是放在书橱中的易见处。何以要这样?是有时拿出来翻翻,可以助我保持“自己毫无所知”的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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