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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位语言学大师。一位是罗常培先生，当时任语言研究所所长。我上北京大学时期，罗先生在中国语言文学系任教，讲语言方面的课，我畏难，没听过。这次在语言研究所相遇，他念同出入北大红楼之谊，还来看看我，寒暄几句。另一位是陆志韦先生。陆先生是学界的大名人，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时移事易，到语言研究所做研究汉语的工作。人中等身材，偏于瘦，言谈举止都轻快，没有大学校长的架子。他在美国是学心理的吧，思路清晰而细密，记得分辨词和词组的界限，考虑到各方面，可谓深入底里。才高，表现为思路（定形于文字）的跳跃，所以读他的作品，就要慢，想想夹缝中省略了什么。人还有刚正的一面，不记得听谁说，某次受批斗，施的一方曾勒令他跪下，他挺到终场，没有跪。人各有见，应该怎样看？我这里不想作制艺文，是以有机会认识这样一位为荣的。再一位是丁声树先生。丁先生也出身于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比我早两年。如其时的千家驹、卞之琳等，在校门内就露了头角。他是前辈，又小有名，在学校我和他没有交往。在语言研究所看见他，是在乒乓球台前。推想是为锻炼身体，他常参加打，却打得不高明。他高大身材，平时寡言语，只是拿起球拍，也说说笑笑。在学术方面，他有如钱玄同先生，有高造诣，作得却不够多。1956年以后，他主持编《现代汉语词典》的工作，用旧说法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实际是完成了一项大事业，即如我，老了，常常提笔忘字，就要翻开这本书，向它请教，也就常常想到他。最后说一位是李荣先生。论年岁，他小于我，因为讲出身，他已经是西南联大。可是才和学，至少我睁眼看，就高不可及。他学的是语言，尤其方言，著作很多，我视为天书，不能赞一辞。单说文章，一次听吕叔湘先生说，审《中国语文》清样，就怕看李荣的，比如为调整版面，想减去一行，反复看，竟是一个字也不能去。这就真可以上比祢衡，文不加点了。说起祢衡，不由得想到另一点的相似，是因有点狂而有些怪。比如上上下下，出入语言研究所之门，像他这样年龄的，只有他，有时穿长袍。我一向认为，怪是赤诚的一种表现，所以愿意亲近他，听他的高论。他少有许可，关于书，他最赏识的是《幼学故事琼林》。人呢，称赞过什么人，不记得了；只记得一次提到郭沫若，他冲口而出，说：“不通，不通，不通！”所说对错暂可不管，像这样的不为时风所左右，心口如一，总是应该点头称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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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盛璋先生。也是乒乓球台前常看见的，人小个头儿，活泼，因为没有架子，拿起球拍，对手就惯于同他开玩笑。他多才，还表现为治学，涉猎的方面广。不久前见一篇介绍他的文章，说他在许多冷僻的部门也有不同凡响的贡献。我只记得他写过考证李清照是否再嫁的文章，根据史料说话，主张确曾再嫁张汝舟，而不囿于保全名节的主观愿望，总可以算是有见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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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得的其三，是关于游的。游是私话，说官话是为了解汉语教学的情况而出去调查。我参加的计有两次：先是1956年11月下旬往济南、泰安两地，同行者为郭翼舟和吕冀平；后是1957年5月中旬往保定、徐水、定兴、涿县、良乡、昌黎六地，同行者为郭翼舟。为什么单说私话？是因为：一，脱离政治的本性难移，不想说官话；二，行之前就确信，调查必没有“真”的结果，因为一切评论都决定于“草上之风”，在上者主张分为文学、汉语，汉语教学就必有好效果，在上者主张合为语文，汉语教学就必没有好效果。还有，撇开顺风的情况，实事求是，效果要表现在学生执笔为文，通顺的程度上，这岂是一年两年能够看出来的？不可能，还要做，是大家都已经习惯，在上者有什么不可行甚至荒唐的想法，装作心悦诚服，重则可以得福，轻则可以消灾。关于得福，还有由顺风而孳生的奥秘，比如你不喜欢出去开会，分配你去，你就应该装作信受奉行，而碰巧，时为夏季，地为北戴河，你就可以拿出真精气神去游鸽子窝、姜女庙等地，到会场上去“恢复疲劳”。等因奉此，济南等地之行，我们用了半月有余，保定等地之行，我们用了两周，公事，写了调查报告，交上去了事，至今还记得的却是一些游的所得，任其泯灭可惜，所以择我认为可存的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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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济南等地之行。我到过济南，可是没有这次心静，且时间长。也可算作走运，住的地方好，后宰门的明湖旅馆，出向北的店门，西行一箭之远就是大明湖南岸的鹊华桥。我们都看过《老残游记》，由鹊华桥就想到明湖居。问左近闲坐晒太阳的老者，说是在沿湖往西走路南，简陋的建筑，早拆了。自然，不拆也不会再见到白妞、黑妞，所谓“去日苦多”是也。逝者如斯，不免有“前不见古人”之叹。叹完了，还想看看物方面的遗迹，于是找老残下榻的高升店。居然找到，在大明湖南，原小布政司街东口外，一条南北向街路东一短巷内路南，今改为某单位的宿舍。遗迹，最好是能有李清照的，传说在金线泉旁，可惜是距今太远，什么也找不到了。于是只能躲开史，单说游，计前前后后，游了大明湖、千佛山、趵突泉、金线泉、黑虎泉等名胜。语云，听景别看景，果然，看完，印象是不过尔尔，即如千佛山，就俗陋而没有一点山林气。泰山就不同，虽然就海拔说不很高，可是沿路景物变化多，或雄伟，或幽静，驻足凝眸，颇像欣赏名家的青碧山水。惭愧的是我和郭君畏难，只到中天门就向后转，任吕君一个人继续走上去。但我们也不是无所得，是找到经石峪，在石刻的斗大字上坐一会儿，足足发了一阵思古之幽情。还是转回来说济南，我以为，到济南，第一值得欣赏的应该是水。多种泉，水也。同样应该大书特书的是《老残游记》说的“家家泉水”，我就看见不少人家门前有个石砌的小渠，不过半拃宽，泉水在里面流。说起这水，其不同凡响之处是“清”到无以复加。可以举我们的一次闹笑话为证，是到商埠的铭新池去洗澡，到澡盆那里，见盆内空空，就喊服务员，责问还没放水，服务员说有水，用手去摸才知道果然有，这是已经清到不能以目验，推想无锡的惠泉，玉泉山的玉泉，也要拜下风吧？由水又联想到口腹之欲。城西商埠地区有个大观园，性质同于北京的东安市场，其中有个饭馆名赵家干饭铺，米饭（估计是用焖法）和三吃黄河活鲤鱼（一条鱼三种做法，装在一个椭圆盘内）味道绝美，我们吃了几次，至今想起来，限于自己见识过的，还是应该推那一家为第一。还有一家名百花洲饭馆，个体小铺，离鹊华桥不远，我们常去吃，总是饺子，实惠，味道也不坏。主人姓贾，章丘人，朴厚热情，有古风。店里有个小女孩，名小翠，活泼天真，我们吃饭时候常到桌前来玩。其时她七八岁，算算，现在是年将知命了，不会还记得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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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次年初夏的保定等地之行。其时省政府在保定，我们先到保定，是找教育厅介绍地方，目的是看看县级以下中学汉语教学的情况。商酌，迁就交通的方便，由保定北行，看沿铁路的四个县。然后往昌黎，参加本的修改意见会。以下还是略去公事，只说游。我在保定住过将近一年，没有尝新的要求；但正如周大夫之歌黍离，还想看看七七战火之后的旧。混饭吃的地方，育德中学，住过的地方，皂君庙街，操场营坊，以及游乐的地方，莲池，紫河套，马号（商场），等等，都看了，所得只是失落感。还是以口腹之欲为例，曾到马号内的两益馆，想吃昔年的美味荞麦面饸饹条，要，说早没有了。勉强凑一得，是住招待所，同室有个乡下来的，鼾声之大，超过社内公推为呼噜大王的朱美昆不啻十倍，也可以说是一种“观止矣”吧。然后断断续续北行，四县，几处中学，也间以游观，可是留有清晰印象的却很少。也勉强凑，说两处。一处是第一站的徐水，只记得吃第一顿的招待饭，觉得盛馒头的盘子很别致，灰黄色，细看，才知道是一层灰尘，也可以说是一种“观止矣”。可是就是这个徐水县，不久之后就出了大名，大小人物都去参观，取经。据说大跃进，一跃就跃到玉皇大帝的南天门，棉株都长成树，粮食更不用说，产量增到数学家也说不清。吃饭当然不要钱，单此一项就成为全世界的奇迹，因为如北欧的一些福利国家，吃饭也得花钱。唯一的遗憾是好景不长，也是不久之后，就都不再有饭吃，花钱不花钱反而成为无关紧要的事了。再一处是到了涿县，住城外东北方第一中学，晚饭后无事，与郭君为郊野之游。东行，因为远望有个土丘，上面有房屋和塔。走到，上去，知道是个废寺，名清凉寺。房屋残破不堪，院里有个金大定年间的碑却很好，字可入逸品，也许不见于《金石萃编》一类书吧？可惜我没有拓的工具和技艺，只能望碑兴叹了。还有更深的叹，是西房三间，竟有一个人住，其时日已下山，土丘前有老树，上有乌鸦叫，不知怎么我就想到岑寂，无依，直到出世间的冰冷。就在这时候，我更加感叹，知的“无”，行的“舍”，终是太难了。离开涿县，良乡停一下，我们回到北京，但只是一停，就往天津，再东北行到昌黎。在昌黎，没有游，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但关于口腹之欲，也可以说一点点，那是听人说，有一家卖葱油饼，是昌黎名产，应该去尝尝，我们去尝了，记得是个小铺，在一条街的路南（？），味道果然不坏。又近午到站下车，见手端竹盘叫卖熟对虾的不少，都是一角钱一对。用我们家乡话说，人就是贱骨头，一角钱一对，我们竟连看也不看，及至三十年之后，变为二三十元一只，我们羡其名，反而很想分得席上的一只，回家“骄其妻妾”（引四书文，如引今代之最高指示，不敢更动，实际是只有妻而没有妾）。在昌黎无游，但昌黎之外却有游，那是忙里偷闲，乘火车往返，到北戴河海滨看看。我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海，水无边，波涛大，一时惊为奇观。又那里的滨海土地为石质，没有泥沙下流，所以能够保持远近一片浓绿。塘沽就不然，站在海河口东望，一片昏黄，与北戴河相比，就有西施、东施之别了。写到此，想到适才说的第一次见到海，有的人迷信小说家者流，会以为我是健忘甚至故意“将真事隐去”吧？所以这里要掏心窝子说，第一次到北戴河，确是在1957年5月29日的中午，相伴者是长于我四岁的男子汉郭翼舟。其时郭君年过知命，我年将知命，两个半老泥做的，不够浪漫吗？那就请只醉心浪漫的诸才子诸佳人仍旧耳食去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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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内容说，这一篇说“得”，还应该有个其四，是写了一些有关语法的，换来一些供孩子上学的钱，因为情况复杂，而且有其他牵扯，附庸宜于蔚为大国，就只好留待另一个题目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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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小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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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约十年以前，我曾求人刻一个闲章，文曰“几度红楼”。此章有浪漫的一面，是身在杜工部的茅屋而幻想大观园的潇湘、栊翠。但主要还是写实，不提后话，到五十年代初，我出入红色之楼已经有三度，北京大学红楼是一，鼓楼是二，本篇说的小红楼是三。这小红楼是教育部（其前身先为郑王府，后为中国大学）内的一处不很大的建筑，在中路（原王府正殿一路）以西，两层，坐西向东，其略东坐北向南是一座高五层的大楼，大概名红星楼吧，是教育部的办公地点。人民教育出版社初成立，算是出版总署的一部分，可是编印教材就不能离开教育部门的领导，估计是与教育部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所以到1952年的6月，干脆就迁入教育部。楼不大，主要安置编辑人员，出版方面的职工安置在南面不远的石驸马大街。我在检查科，算编辑人员，就到小红楼上班。计在这个红色小楼待了三年（1954年2月起每周一半往语言所，至1955年3月止），到1955年6月迁到景山东街。三年，风风雨雨，也该有些可记的吧，列个题目，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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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环境说起。北京的王府，建筑格式大致相同，郑王府也是这样，中间一路是殿堂，最后有两层的后楼。据我所知，这样的后楼，除佛住的大寺以外，只有王公的府第有，满清逊位后存世的已经不多。物以稀为贵，所以我到那里上班，院里转转，看见它，就不免有得见丁令威城郭如故之感。遗迹还有更值得看的，是西侧的一个小花园。有没有芳名或雅名，不记得了。面积不大，大致是方形，北面高基上建房，西端转南迤逦而下，下部中间还有山洞，像是还有水，其前植一些花木。这都没什么奇怪，所奇者是入其内就觉得有一种阴森之气，说严重些是不禁毛骨悚然。这感觉也许有一半来于传说，是北京有四大凶宅，郑王府是其中之一，列为凶，就是因为在这个小花园里，常有婢妾之流来上吊。但不是都来于传说，还是说感觉，园北是部的图书馆，我有时到那里去，穿过小花园，总是觉得气氛阴冷，不宜于流连。不记得听谁说或看什么笔记，说这个小园，同于麟庆宅中的半亩园，都出于李笠翁之手。如果竟是这样，这位写《闲情偶寄》的，又如果出于有意，难道是一阵发奇想，反他的闲情主义吗？就是这个小园，算来也是三十年以上不见了，经过“大革命”，还能存在吗？连类而及，再说其身后的图书馆，我进去的次数不很多，因为是初建，藏书不丰富，但有一本，清楚地记得曾借出来看。那是一本英文的《罗素哲学》，美国一书店出版。内容别致，是前部，由许多名家评介他哲学的各方面，后部，作者谈他读后的意见。翻看目录，评介知识论的竟是爱因斯坦。先看这部分，至今还记得罗素回报文的第一句是：“承爱因斯坦先生评论我的知识论，我感到荣幸。”这是把学识看作至上，掩卷，想到我们的对有力者山呼万岁，对无力者多方整治，不禁为之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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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之后想说说人。我是戴着贪污分子的帽子走入小红楼的，新时代，推行的处世之道是两极分化，对有加冠之权的是绝对服从加歌颂，对被加冠的是划清界限，哪怕关系是父子、夫妻之类的，因而我就除公事之外，几乎同任何人没有来往。那么，这写人的部分如何才能完篇呢？用挤之法，想到三个人，也无妨说说。第一位是部长杨秀峰。说他，还有点远的因缘，那是我上通县师范时期，听说时间略靠前，他在女师范教历史，教得好，为人正派，思想开明先进。果然，三十年之后，升了高官，还有不少书呆子气。重要的表现是严于律己，说所见或所闻的三件事。一件，也因为住得不远吧，上班，总是步行，后面一个人提着书包，跟着他。另一件，是什么小运动，领导要带头检查，他挖空心思，说出去，住宾馆，曾凭证由小卖部买几包纸烟，惹得台下听的人都破颜为笑。还有一件，是听说，部里来一批剩余物资，职工可以看单子，先圈后买，他出去了，家里人圈个大件，是冰箱吧，他回来，坚决退了，说：“这种高级用品，要尽人家买，咱们不能买。”我见了听了这些，想到通县的一点点同住之雅，心里感到安慰。第二位是黄秀芬。是个女的，其时二十岁上下，在小学语文编辑室工作。大概就是为小学语文的事，我初次和她交谈。人小个头儿，略丰满，可以算是漂亮。更突出的特点是和气，表现为唯恐人家不高兴。我受到意外的优遇就愿意多说几句，没话找话，问她：“你是北京人吧？”她说不是，是福建人。问什么时候来北京的，她说不到一年。我大吃一惊，因为闽粤一带人，改说普通话，时间不长，让我这半老北京听不出是外地人，确是个奇迹。其后我们交往很多，直到在干校挨整，一同和泥抹墙，我才知道，在语言的天赋方面，上帝给她的，不知道超过一般人多少倍。例如福建话若干种，她几乎都会，凡是她到过的地方，只要住三个月，就说当地话，当地人听不出不是本地人。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竟局促于一个出版社，编大狗叫、小狗跳之类终其身。这有时使我想到社会问题的一种，是如何才能人尽其才。人尽其才来于人人有机会自由发展，而说起“自由”，在尾部会加上“主义”的时代，又有谁敢想呢！再说个第三位是李克俊。是总编室的一个普通职工吧，三十多岁，身材偏于高，枯瘦。好活动，尤其书方面的，记得曾组织卖书的事，还求马叙伦部长写个牌子。没有视我为贱民，同我来往，像对故交一样。我知恩思报，记得曾送他一本钱玄同先生著的《说文部首今读》，他立即由西单商场淘一本辜鸿铭的《清流传》（用英文写的）作为回报。万没想到，1955年6月下旬出版社迁景山东街之后不到十天，他自杀了，据说是出了什么问题，可能是胡风问题吧。人生百年，终于不免一死，但在人的观感中，自然动手（用不治之症）与自己动手（用数尺白绫）终归不能等同。分别在于前者不可免而后者可免。由治于人的绝大多数人看，还不只是“可”免，而且是“应”免。如何免？就理说很简单，不过是不“使民战栗”而已。胡风问题使一些人战栗，但其中有“强”者，可以用自打自骂加忍之法保住命；李克俊走了数尺白绫的路，可证是弱者。我更弱，是直到现在才有胆量写这么几句，以表示还没有忘记他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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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完，还可以说点杂事。语云，自求多福，挑挑拣拣，想只收赏心悦目的。这也有一些，是因为到小红楼上班，经常出入大木仓口，近水楼台，也就有所得。所得也许不少，可惜绝大部分由记忆库里溜走，只能说两件还记得的。先远后近。大木仓东口过大街的东面是西单商场，还有些旧书店和旧书摊，旧习难改，有机会就去看看。以常情推之，零零星星的，总会买一些。其中一种是戚本《红楼梦》有正书局印的大字本，只有上函（脂批都在上函），价才一元，买了。其后几年我又买到全套的小字本，库存新书，一部三元，有个学生也爱（乾隆年的）红书，就送她了。另一种是书画之书，迷恋文物的人会视为珍品的，清嘉道年间金石家张廷济写的一件手迹。先说来路。大木仓东口外偏北路西第一家是个私营小书铺，一间门面，铺主姓刘，健壮，面黑，人称黑刘。货来路杂，有旧书，间或还有旧书画，像我这样的人当然就愿意过门而入，看看有没有可要的。是一次入内，问有什么新货，他拿出个裱好的卷，打开看，横幅，藏经纸色洒金笺，朱丝阑，先是张廷济赠瑞少梅（名元，铁保之子）的两首七律，字作行楷，很精，后有三个人的和诗，其中一人是张的长子张庆荣，诗都规矩，字工整。我多年浏览法书，喜欢张廷济的金石气，收了几件，这一件写自作诗，更有特点，当然愿意收，问价，才一元，收了。到执笔的现在，四十年过去，其间还经过“文化大革命”，箧中的长物损失不少，这一件却还保存着，就算作出入小红楼三年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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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要说一件可以称为“士冠礼”之尾声的事，是1953年的夏季，仍是在小红楼，宣布解除管制，依运动法之法，我又成为“人民”。其实实质性的变动并不很大，只是少写几次汇报、多参加一些会而已。但就是这一点也来之不易，因为，也是依运动之法，先要面对稿纸，表示有罪，而且服罪，然后面对群众，表示有罪，而且服罪。显然，这仍是帝王在上，赐死也要谢恩的旧套，只要翻过史书，就不会感到新奇。但究竟是一次灾难，过去了，如果不掐头去尾，则应该说是起于1952年2月的受命交代与大众书店以及《语文教学》的关系，终于1953年8月的当众宣布我复位为“同志”，时间恰好是一年有半。《论语·阳货》篇记宰我问三年之丧的事，说“期（读jī，一整年）已久矣”，所以接着说“期可已矣”，我会不会追随这位“朽木不可雕”的人物，说一年有半过于长了呢？曰不然，因为四五年之后，大批的士加右派之冠，有不少是经历了二十年才复位为同志的，则采纳李笠翁的退一步法为养生秘诀，我就应该谢天谢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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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旧二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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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说我供职的出版社于1955年6月迁到景山东街。依“昔孟母，择邻处”的三字之经，就我个人说是三迁，也就成为最后之迁。不再迁，住的时间就会长，计到目前执笔时为止，已经超过四十年。“人生七十古来稀”，八十必更稀，在一个处所过了一半，就是平平静静，由壮及老，也当有不少可记的吧，何况自1956年以后，更大的暴风雨纷至沓来，难得平静呢。但是，仍由己身下笔，我是借了内，无名无位兼谨言慎行，外，有幸碰到个比较温和的环境（热爱扬鞭甚至扬刀的小英雄很少）之光，虽然未能得平静，却实实在在得了平安。昔人一饭之恩终身不忘，况水深火热之后今日仍能安坐寒斋写些回忆之文乎？所以我回顾这景山东街的断续四十年，心情的主流是安慰，是感谢。心情好，就愿意多唠叨几句。也确是应该多说几句，因为这第三次之迁，已经不再是飘流，而是有回家之感。何以言之？是因为这新迁入之地乃母校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第二院（理学院及校办公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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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我不能减少恋母之情，介绍新环境，愿意从旧状貌说起。我是文学院学生，在第一院（通常说的红楼）上课，可是与第二院的关系不少，——还应该加上更早。开始上课听讲之前，投考报名，录取看榜，报到交费，都是在第二院。上课之后，普修课，听讲演，以及不时的集会，在大讲堂，也是在第二院。直到见识见识学术界名流，如地质学家葛利普，数学家奥斯古，以及校长蒋梦麟的夫人、公认的江南佳丽陶曾榖，都要到第二院。如果从新风，查三代，第二院还有独占的光荣历史，是清末维新，立京师大学堂，拨乾隆四女儿和硕和嘉公主府为校址，就是这个地方。地在景山之东，街名马神庙（确有庙，推测原在路北，建公主府时移东口外），民国年间改景山东街，“大革命”后改沙滩后街。出版社迁入时，院里的格局同于旧二院，只是变清爽为杂乱。因为房子多，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挤进来，占东路靠南的方形两层楼（原北大数学系）和西路一部分宿舍。出版社部门和职工多，房也多，就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大致是，编辑部用东路偏北的工字形楼（原北大生物馆），出版部用大门内、大讲堂外由东到西的筒子平房（原北大物理、化学实验室），图书馆用西路最后一层房，食堂用大门内的西房，其他用作职工宿舍（带家属或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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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改为由己身下笔。工字楼上下两层，大门向南，后面向西有角门。检查科占大门内楼下偏东一间，门向北。中学语文编辑室占楼上西北部，文学人多，占偏南的大屋，汉语人少，占偏北的小屋。我的固定座位在检查科，为兼编汉语，有时要上去，到汉语室打游击。在楼下坐了差不多两年，不知道为什么，这为了提高产品质量的检查科撤消了，科之长隋树森先生转文学室，我变游击战为阵地战，入汉语室，即楼上西北小屋。其后约半年，也停了，人并入语文室，座位依然，不记得过多长时候，座位也移到大屋。在这个大屋，坐到1969年8月，工作早停了，终于教育部连带出版社，也撤了，人都到朱元璋的龙兴之地凤阳干校去“学习”。我不得不与这母校的二院告别，而一别就是十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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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在女霸江青等人倒台之后，长期抽疯不得不变为清醒，白卷英雄过时了，又启用教育。孩子们需要上学读书，就仍要有人编书。人民教育出版社复活了，干校结业，早已处理的职工陆续回社。我是1979年初回社，真成为废物利用。其时虽尚未改革开放，却已是走向发展，以前的乾隆加清末民初的建筑落伍了，要改为与天兼与空地争地盘，靠外的房屋都拆掉，改为楼，人入内工作的五层，书入内立或卧的七层。还有人入内过柴米油盐日子的，后部两座，都是五层，前部偏右两座，都是三层。中路最后的公主楼（公主住西路大房，所以应理解为公主府的楼，十间两层，楠木骨架）拆了，改为加宽向东伸展到府墙的两层红砖楼。岔出一笔，这公主楼院，是“大革命”“斯文扫地”时期我受勒令之命清扫的，想不到十几年之后，楼和院都化为空无，闭目想想往昔，心里也不免热乎乎的。且说我废物得利用之时，新楼还没交工，我就随着语文编辑室，先在香山饭店，继在西苑饭店，上班，直到1979年的接近年终才回到旧二院，据说是照顾老朽，分配在二楼，而且是阳面。在这座楼里也曾三迁。一迁到同层的斜对面，自然有北窗而无南窗，所以曾效辛稼轩《永遇乐》词“北固亭”之颦，自封为北顾楼。再迁降了级，到一楼，仍只可北顾，但有大优点，是入室之前可以免去登楼，所以曾得到许多来客的称颂。可惜好景不常，大概是为了调整或交换房屋，又须三迁，而且是连升三级，到了四层的阳面，也有优点，是除了多有上下楼锻炼的机会之外，住在社里，侵晨入其内，东南望，想象霞光之下即出生之县，可以温若干旧梦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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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才说住在社里，就还要说说，在旧二院，除了工作有个座位之外，由1981年5月起，还多了个可以卧治的地方。这是在工字楼大门内以西转南有两个南窗的一间，先是安置由辽宁借调的两位女士住，两位女士工作结束，回辽宁，为了照顾我和孙玄翁二老，就把这一间给了我们。从有了这个白天可以休息、夜里可以梦见周公的地方，我就不日日挤公交车，早晚就可以多干许多事。大致过了两年，玄翁回晋南运城，我就成为单干户。这样住到1988年4月，工字楼改造，成为高级的办公室，我迁现3号楼地下室的招待所，住了差不多两年，迁到靠府北墙的5号楼楼上，就是前面说的那个由公主楼扩大的红色砖楼，因为是红色，也就可以在那个“几度红楼”的闲章中占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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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的说说，这曾是公主府、曾是京师大学堂的一个院落，自1955年起我故地重游，前前后后，出出入入，竟延续了超过四十年。心情呢，上面说，是有回家之感，是安慰，是感谢，难道就没有不如意的吗？当然有，因为整风，大跃进时挨饿，“大革命”中清扫厕所、请罪等，都是在这里过的。但我有个严分内外的理论，是那些无理无礼的荒唐事是外来的，或说由上边压下来的，并非旧二院之内的土生土长。而在之内，大致说，人，通情达理，地，争上游，宜于干点什么，研究点什么（因为有个好图书馆），甘居中下游，也可以养生。所以依狐死首丘的心理，我生地的故居早已化为空无，那就把这旧二院看作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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