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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信”，还想说一些可以称为既可笑又可悲的情况。信有程度之差。上上品是《使徒行传》中人物，至上说往东走好，出向南之门立刻向左转，没走多远，又传来至上的声音，说往西走好，立即向后转，往西，而不想为什么向东或向西就好。至于中下之士，闻道，反应就没有这样快，——甚至只是惶惑。也可以举两个实例。一是形式逻辑有没有阶级性，某日之前，说没有是反革命，之后变为说有是反革命，因为就是在某日，斯大林说没有，其前都说上层建筑无一例外，都有阶级性。二是林彪是好人还是坏人，也是一日之隔就性质大变。像这类的一刹那就变，要求“尽信”，一般人就苦于跟不上。跟不上也有程度之差，如加右派之冠的诸位就是走在前面的，整风，说诚意接受意见，以便改进工作，他们信了，于是把憋在心里的话都倒出来。万没想到。“言者无罪”之声犹在耳，冠加在头上了，你辩解吗，不低头认罪，处分就更重了。所以，至少是在这件事上，走在后面的诸位就有福了。走在后面有多种情况，其中一种，推想数量不会小，是不信。这就产生一种阴错阳差的情况，是好心人倒了霉，有机心的人占了便宜。这也可以称为“偶然”吗？也真有所谓偶然，我的两位治语法的同行，张君和徐君，都在某学院工作，参加提意见会，张先发言，长篇大论，晚饭时散会，徐的发言推到次日，碰巧，第二天，在《人民日报》上“工人说话了”，徐看到，顿悟，说：“工人说了，我就不说了。”于是变多牢骚为多歌颂，张加了冠，他就还可以坐在家里喝白干。因信而加冠而困顿的张君是门外的，再说两位门内的。一位是凌伶，与我同龄，旧学底子厚，通诗书画篆刻，任图书科科长。其时旧书多，价廉，社里买书舍得花钱，他经手买了大量的国学方面的书。我们交往不少，合得来。可是不知道他何以会不检点，说了逆耳之言，加了冠，发往北大荒。他是湖州人，由江南移到漠北，身体不能适应，受了冻伤，到医院割掉脚趾，入残废之列，才得妇唱夫随，回了太仓。另一位是龙在田，据说通俄语英语，在外语室工作。有在国民党军事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也许在肃反运动中受些打击吧，整风来了，号召鸣放，他就鸣放。记得看过他的大字报，说某运动中整他，他冤枉，我替他捏一把汗。果然，过了不久，他加了冠，成为双料的反。不知道为什么没发出去，在社里劳动，“文化大革命”来了，常看见他在工字楼右边的空地上砸煤。头上有两顶帽子，小红卫兵当然不会放过，对待的办法是用棍子打骂，兼以往脸上啐唾沫。天天如此，他没有娄师德唾面自干的修养，终于有一天过午，溜到街西口外，蹿到无轨电车之下，解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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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信”迤逦而下，我想置身于现在，即差不多四十年之后，再说几句。这一回“真”交心：我是万不得已才说假话的；如果说真话不算犯罪，我同于一切还没有丧尽良心的人一样，是愿意以真面目见人的。以下就以真面目，先说对整风，后说对自己的一些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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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禅宗的语言来说明，用运动之法求改善，是相信有顿悟的可能，立意也许不坏，至于实效，那就成为另一回事。即以整风为例，设想是敲打几下，酣睡的可以猛醒，身上有些小泥点的可以揩掉，所谓朝中一呼，普天之下震动，不合己意者顷刻间变为合己意，岂不妙哉。可是发动之后，事与愿不尽合，或大不合，回报的声音竟有说自己身上也有泥点的。依理，已经宣扬“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就应该平心静气，或对镜，反观诸己，看看有没有泥点。可惜称孤道寡惯了，没有这样的雅量，甚至没有分辨是非、至少是衡量轻重的再思之量，就由不快而大怒。其后又是走老路，用压力求一切不如意变为如意。压力的功效有直接的，是加冠者受苦难，未加冠者战栗，有间接的，是都三缄其口，不再有人敢说真话。表面看，人都服了，但属于假冒伪劣，真想用就未必顶用。所以我还是老脑筋，总觉得还是孟老夫子的想法对，是“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德，德之中有感情，是爱人如己的感情，不是仇视并诉诸压力的感情。严格讲，治国平天下，要靠理智，“众志成城”，信任理智就要远离个人的感情冲动。其实，靠压力进行的运动都来于个人的感情冲动，因为非众志，不理智，所得就必是事与愿违。仍说整风，作为因，果很多，其中之一，也许是最大者，其后许多举措，如“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一个人敢说个“不”字，总是值得还没有忘记国家前途、人民幸福的人想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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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说对自己，算是“一”省吾身吧。与凌伶、龙在田诸君比，我是幸运者，或用夸张说法，胜利者。但如一切胜利，来之不易。也分为思想和感情两个方面说。由思想而产生战略战术。这战略战术还来头大，曹阿瞒尊重的《孙子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先说知己，是确信自己是弱者，一怕苦，二怕死，还要加上兼怕自己的亲近人受苦和死；对压力呢，不要说没有抗的力量，是连逃的力量也没有。再说知彼，也有来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书本和现实。书本，当年喜欢杂览，除了东方的“学而时习之”，“道可道”等等之外，还看了些西方的。专说西方的，也是杂，其中有些是谈治平的，读了，对于制度、治术之类就略有所知，联系实际说，对于“权”，就不只有所知，还有些怕。再说现实，有所闻，有所见，还是权的问题，常常是不只不能抗，还不能测。这样，知己和知彼相加，趋福避祸之道就成为装作心悦诚服，百依百顺。思想如此，就真换来平安。改为说感情就情况大变。前几年写一篇《直言》（收入《负暄续话》），末尾曾说这种心情，为偷懒，抄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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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一般人，放弃直言而迁就世故，就要学，或说磨练。这很难，也很难堪，尤其明知听者也不信的时候。但生而为人，义务总是难于推卸的，于是，有时回顾，总流水之账，就会发现，某日曾学皇清某大人，不说话或少说话，某日曾学凤丫头，说假的。言不为心声，或说重些口是心非，虽然出于不得已，也总是哑巴吃黄连，苦在心里。苦会换来情有可原。但这是由旁观者方面看；至于自己，古人要求“躬自厚”，因而每搜罗出一次口是心非，我就禁不住想到我的乡先辈“难说好”先生（案有宁可挨打也不说假捧场话的轶事），东望云天，不能不暗说几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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惭愧完了，想想，难道一年有余，就没有一点可以算作不“可怜无补费精神”的吗？用力搜索，也只能找到三宗。其一，大概是1958年，整风的后半段，我和郭翼舟坐在工字楼上西北小屋，无事可做，废物利用，简化不再试用的本，编一本《汉语知识》，于1959年出版。其二，我忙里偷闲，苦中作乐，有时还到书画店看看，就在这时期，从琉璃厂宝吉斋买到一件高南阜（风翰）的书札，六开，左手，至精，语云，自求多福，我的发明，更上一层，还可以化苦为乐，此即其一正也。其三，还是初期，右派之冠可能还没设计，鼓励鸣放，就出现不同形式的鸣放，其中一种是演出此前不准或不宜于演出之戏，我看了一次，是小翠花的双出，双怕婆和活捉三郎，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花旦戏，表现人生的不拘谨一面，大道多歧，似也不无可取。还有可取，是功夫纯熟至于出神入化，其后不鸣不放，就如嵇叔夜之广陵散，再也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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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170604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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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末次省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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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1925年暑后到通县上学，寒假暑假都回家，其时心情是以家乡为“家”，就是不能衣锦而还，衣褐走入家门，看见以摇尾表示欢迎的狗，心里也是安然的。1931年暑后离开通县，走入北京大学红楼，自己没觉得身价升高，可是生活渐渐变为复杂，或者说，不知不觉地增加了独立性，关于家，就像是旧和新平分了天下。但这是就心情说，改为就时间说，情况就大异，是长期在外，间或回家乡也只是住三天五天。唯心论，纵使是三天五天，还多有叶落归根之感，因为父母健在，幼小在生长，就是鸡犬，也没有改变长鸣、摇尾的老样子。1947年土改带来大变化，先是全家逃亡，其后回去，只剩下几间空房，也就不再有自己院里的鸡鸣犬吠声。但人之性，故土难离，又离乡背井谋生不易，也就只好用忍和挣扎的两条腿走路。幸而亲友邻里还有些不阶级的旧思想意识，明或暗，援之以手，渐渐，也就又建立个仍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家。我是中间人物，其表现之一是，对上一代，封建主义，要生养死葬；对下一代，社会主义，尽完养、教义务之后，不求还报。这样，父母在家乡，除不断寄点钱之外，有时就还要回去看看。不能勤，也总要不少于一年一次。眼所见不同了，但旧形貌还多有，就还可以温昔年的美梦。1952年又来个大变化，父亲于元旦之晨病故，依旧礼，家无主，就更不像儿时的家了。记得曾劝母亲移北京住，她仍是农民的感情，由清光绪十几年就食息于其地的这个家，纵使已经残破不堪，还是舍不得。在这种地方，我是唯心论加自由主义者，也就不勉强。幸而家里还有长嫂等，思想没有进步为社会主义，晨昏，三餐，不改旧家风，敬老，照顾，我就可以放心到另外一个家，去专心吹整风之风。当然，每年还要找机会，到家乡去看看。由1952年到1957年，如果恰好是一年回去一次，那就是共回去六次。本篇是说1958年的一次，何以偏爱这一次？是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家乡改为吃公共食堂，不久就成为都吃不饱，胞妹在天津，亲骨肉连心，把母亲接到天津去了，以后就不再有回家乡省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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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帽戏演完，改为说这末次省亲的情况。时间选在2月16日，旧历丁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这一年十二月小），想是因为在运动中，请假不方便，所以利用春节的休息日子。其时公路和汽车都远不如现在，我六时起床，由北京乘长途汽车沿京津公路东南行，只能坐到家乡之西略偏南二十里的大孟庄。然后向东开步走，十几里，过侯庄子马姓表妹（三姑母之次女）家，扰了午饭，休息一会儿，再向北走，约下午五点钟才走入家门。母亲当然格外高兴，因为儿子回到跟前，在一起过年。长嫂等也一如既往，热心关照。次日是旧年的最后一天，本来有旧梦可温，如东行一里到河北屯镇，东南角空地炮仗市听鞭炮声，街中心路南关帝庙内看年画，可是估计也许不会有，又因为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就没有去赶集。这更重要的事是看亲长和一些熟人。我们张姓是外来户，一分为三，青壮大部分外出，老一辈（我的叔父辈）还有些。南院二叔父最孤单，二婶母土改时被打死，儿女都不在跟前。去看他，尽量少提旧事，只问问目前的生活情况。说是自己做饭吃，一天烧一次火，晚饭吃点剩的。问为什么不到天津四弟那里去吃现成的，也是因为舍不得这几间房。三叔父与我父亲是胞兄弟，为人很像我祖父，朴实温和。三婶母是续弦，漂亮，精明，待我也很好，我每次回去，定招待我吃一顿饭。张姓三家，只有三叔父家还多有些旧风貌。二十年代与我父亲分居，三叔父分的是老宅，外院南房靠西一间，推想就是我降生的地方。里院北房西间，我随着母亲住过，一直记得西北墙角垛着制钱串。东间是祖父住的地方，记忆更清晰，是冬夜，我们孩子们围着他，听他讲黄鼠狼的故事。后来，1920年前后，他就死在这间屋里。这里，我何以又有兴趣翻这旧账呢？是因为1971年我被动还乡，这旧貌已经化为空无，改为新建的一排北房，房前成为菜园了。所以可以说，这次入内看叔父、婶母，是与儿时住处告别的一次，只是当时未料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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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出村，往西南不及半里的冯庄，看刘五田表叔和韩大叔（人称傻韩）。刘表叔是我大祖母胞弟刘舅爷的儿子，多年在天津同源彩染坊任经理，我1935年到1936年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以及其后常到天津办事或小住，多得他关照。他思想未能安于“不识不知”，信一种道门曰一贯道，解放后加了反动会道门之冠，到茶淀改造了几年，放还，表婶早归天，一个人度日。情况自然就非复当年，总得靠忍过日子了。此次一面，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听说处境日下，身体不能支持，一次往水井旁取水，倒地死了。傻韩的情况正好相反，昔年，一直到我上大学，他都在我家做长工，所以与我有同吃同劳动之雅。他在天津拉过洋车（天津曰膠皮），常同我谈他愿意拉窈窕淑女不愿意拉肥头大耳商人的壮举。解放后，他虽然未能迎娶个窈窕淑女，却总是有了妻室，院里还拴着一头牛。我回家，总要去看他，因为他虽呼我为二先生，却还是把我看作当年在棉花地里一同说说笑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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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冯庄回来，已经是晚饭之时，看本村的熟人只好往后推。除夕，儿时是最兴奋的时候，与三五小朋友，手提纸灯笼，到满是灯火的长街去放鞭炮。累了，回家，屋里院里也是灯光通明。现在不同了，至少是家门之内，变为岑寂。幸而年将及知命而早已知命，也就没有什么不安然。又早已没有守夜的习惯，因为更习惯的是渴望现在当下的时间尽快过去。一夜无话，依旧俗，元旦不能晚起，因为侵晨本村男性会结大队闯到院里拜年（女性初二上午，三五为群，扭入室内拜）。大队一眨眼就过去。之后，吃过早饭，还会有些人，为了表示敬重和亲近，单独来，入室拜。接待，也不免劳累，但在这个日子口儿，读《乡党》之篇，心里总是热乎乎的，也大有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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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礼如仪过去，可以抒私情了，是去看有些怀念的熟人。每次回家必看的计有几位，由（住处）近及远说说。排在第一位的总是隔一户的西邻王家。弟兄五人，长与我同龄，刚成年故去。行二的名福顺，人朴厚，与我关系最深，总是视我为亲兄长。他的妻室也是朴厚超过一般人，见我走入，看得出来，是心里比口说的还要热。孩子多，很穷困，是名副其实的家徒四壁。可是我愿意到这样的屋里多坐一会儿，所求呢，是这个世界还有善意，还有温暖，也就还可以安心活下去。万没想到，大概是不久之后吧，女的下地劳动，脚被什么刺破，医疗条件差，得破伤风死了，其后不到一年，男的也随着走了，带走了此后就难得再见的品德，扔下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再两位是斜对门的石家，叔石卓卿、侄石俊玉，都是小学同学，叔石卓卿长我一岁，并且是同班。叔侄个性相差很远。叔规矩，懦弱，娶个运河边陈庄的姑娘，长身玉立，眉目含愁，在村里拔了尖儿。他只念了小学，功课好，记得我们还曾有争第一的英雄事迹。小学毕业后困守家园，曾帮助本村一布商赶集卖布，因而可以常吃烙大饼、炒肉丝。这福气也给他带来小祸，是后半生馋而食无肉，懒而必须干农活。更大的不幸是这娇美的夫人先他而去，其后由壮而老，不得不到儿子屋里吃饭，而长媳非《列女传》中人物，经常在饭桌之旁指桑骂槐。他，如不少人的受批受斗，只好低头，听说也活过古稀，自愿去见上帝了。其侄石俊玉属于没出息一类，不知何谓规矩，得乐且乐。可是天官不赐福，娶个我外祖父那村杨家场的姑娘，很难看，后又得病，如样板戏中之反面人物，脸色变为黄绿。也因为家中无可留恋，长年到外边跑，而总是无所遇。有时过北京，必来看我，对我是一贯尊重，亲近，也就不客气，讨三块五块作饭费或路费。到新时代，路更窄，无声无息地死在家里，也许年未及知命吧？再说一位，是偏东斜对门的薄玉，也是小学同学，略长于我。他生活是两栖，农忙时在家，农闲时到北京，在西直门内草厂做关东糖。我去看他，是不敢忘同窗之谊，其实感兴趣的反而是他的令堂，村中官称薄二奶奶，为长于说闲话的三巨头之一。另两位是绰号大能人的石某某和剃头老婆子。这合于曹公雪芹的高论，女性占了上风。单说长于说闲话，是据村里人说，如果这三位巧遇于街头，就是立着说，三天三夜也不会收场。此亦一种马拉松也，可惜跨入新时代，有祸从口出的新规，连这三位也就不再张口，广陵真散矣，念及不禁为之凄然。最后还要说一位必看的，是背后官称为怪物老爷的石侠。他是张宗子《五异人传》式的人物，我曾以“怪物老爷”为题，写他的高风或轶事，收入《负暄续话》。就是己之文，翻来覆去抄也有骗稿酬之嫌，所以这里只说，去看他，在他的窗纸破了不糊的“空”堂里对坐喝清茶，就会有他已经打破逐鹿、雕虫之类的羁绊，而自己则“未能免俗”的感受，虽望道而未之“见”，能够“闻”不是也比未曾闻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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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省亲，除了看人之外，还赶了一次集。是石俊玉的令弟石俊金陪着去的，也许因为是新正，卖者、买者都很少。这也关系不大，重要的是想看一次旧貌，踏一次故土，看了，踏了，也就如愿以偿了。也有个小不足，是返途，过药王庙（小学所在地）之门而未入。是不敢入，因为由门外往里望，昔日的建筑都不见了，还是闭眼走开，保留一些旧梦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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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已经是回家的第四天，北京还有“风”等着，应该尽快起程，因非家乡的家。原拟20日由原路返京，听说大孟庄路不通，改为21日，与薄玉等结伴，北行十几里到刘宋镇，乘长途汽车回来。没想到这一别，不久母亲离开，这故土的家就基本上没了，其后十有八年，唐山地震，这故土的房屋倒塌，家就彻底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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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跃进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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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57年前期到1958年后期，笼罩全国的风云是整风。这是运动，鉴往知来，谁（甚至包括发号施令的人在内）也不知道将如何发展；除极少数人以外，还不知道是否会整到自己头上。但总得活，也就只能谨慎加相机应付，往下过。因为还有“相机”，有些人头脑发热，一阵兴奋，忘了谨慎，以致祸从口出，加了冠。随着时间的流动，发展的情况逐渐明朗，加了冠的大部分散而之四方，不再说话了，未加冠的也经一事，长一智，知道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总之，胜利的果实是，除颂帝力、唯命是从之外，不再有别的。推想这就会给人一种幻觉，是这样的大一统之力有大用，应该顺水推舟，利用。所求呢，是变慢条斯理为一日千里，以期从速实现社会主义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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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千里的精神是跃进，真要跃，就还要有措施。这很多，只能举其大端。跃要人跃，想是因为考虑到这方面，所以由组织方面下手。于是传来消息，说是要成立人民公社，都不再小家小户柴米油盐，改为吃公共食堂。这是大变，因为，至晚由有文献记载的殷虚书契起，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一日三餐，日入而息，都是在家门之内。现在是要加入公社，不在家门之内起火，究竟如何运行？又是谁也不知道。只好“多闻阙疑”，嘴里说好好好，心里打鼓，随大流而见机行事。古谚云，城中好高髻，城外高一尺，这次像是农村也跑到前面。总的情况如何，没有能力询问，也不敢询问，怕疑为找缺漏，居心不良。只是由天津胞妹家传来一点点消息，是由1958年8月起，母亲改为吃公共食堂，很快就感到吃不饱，大外甥是母亲养大的，听到就心急如火，骑自行车，带着一兜馒头，到家里，自己一路饿着，把母亲接到天津，过不多久，三叔父和三婶母也出来，到女儿家寄食。其余外面无处投奔的呢？人都自顾不暇，也就只能不知为不知了。其实就是近在眼前的北京，我的所知也很少。像是没有雷厉风行地动，比如成立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至少是我住的那个街道，就述而不作，每日上班，还是回到家里吃饭。但都相信不久就会变，因为一贯是有令必行，而且先闻后见，西城区福绥境建了样板居民楼，八层，住室都没有厨房，楼的第一层如康有为《大同书》所想，无界，用作公共食堂。这将大变的情况不能不反映于民心，是很多富厚之家处理不易隐藏或转移的家当，只举一例，是德胜门内某空地，硬木家具堆得满坑满谷，听一个人说，几间房之家，花几十元钱，就可以使各屋都变为花梨、红木、紫檀。可是谁也没有后眼，比如现在，一件像样的要几万，后悔当时没买就晚了。当时不买，或有而不留，是因为，纵使读过《礼记·礼运》，向往大同，人之性，还是不能忘掉自己。所以这二公（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即使立意不坏，也总是过于脱离实际，必不能通行无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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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项措施是大炼钢铁。所谓大，是家家炼，人人炼，而且求快，一声令下，总动员，日夜干。已有的铁矿、钢厂如何飞跃，不知道；家家，人人，原来与冶炼毫无关系的，就要拼凑多种条件，原料，燃料，设备，技术，等等，闻令的当日就动起来。谁也不敢说困难，并要进一步，装作没有困难。实际是有困难，怎么办？只好为能演出而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比如原料，据所闻，农村是砸锅，还可以加说个理由，是吃公共食堂，各家的锅已经无用，应该废物利用。据所见，或所经历，就更可怜，是搜罗星星点点废铁，直到踏长街寻铁钉子。燃料呢，找不到煤就烧木料，干木料不够就伐树。然后是费力弄到个坩锅，如我所见，比人头还小，许多人围着烧。一天两天，三天五天，也许居然由坩锅中倒出一块，如手指大小，为钢为铁自然只有天知道，大炼的人群就狂热地庆祝胜利。这是千金，竟是万金买一笑（笑话之笑，嘲笑之笑）！可是没有人敢嘲笑，因为那就成为反最高指示，现行反革命。隔着肚皮，完全出于善意，会有算账的吧？那就会发现，实际是以须弥换芥子，过于不合算。算也罢，不算也罢，反正谁也不敢表示有一点怀疑的情绪。就这样，全民随着幻想如醉如痴，炼，炼，炼，直到不吃五谷杂粮更有大力的经济规律表了态，才用时移事异的形式（不是知过必改的形式），不言不语地停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