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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项总的，就名为大跃进。所求是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放卫星，比如常态能生产一个，要跃进，变为生产十个，百个，甚至千个万个。表现最突出的是农业。各地如何跃，自然只有当地人能知道。只说所闻并还记得的一点点。单位组织去参观，计有两处，徐水和天津附近某村。我看看形势，不参加不至加不积极之冠，就没有参加，因为我既不信能跃，又不愿意看人群发疯。想是未去看的人不少，所以要由去看的人报告所见和所闻。这我去听了。徐水亩产多少，不记得了，只记得棉株长到树那样大，因为生产过多，生活就成为社会主义的天堂式，公共食堂，白吃，顿顿成席（农村习惯，红白事招待亲友，几盘几碗，鸡鸭鱼肉，曰摆席）。天津某村稻田，用合多亩为一亩之法密植，为通风，用电扇吹，计划亩产十万斤。十万还是小巫，据陈毅报告，广东白薯是亩产五十万斤。如何劳动才能有这样的善果呢？据《语文学习》的小于（名金陵？）到通县参加劳动回来说，种冬小麦之前深翻土地，要求深到一米，要昼夜不停地干，不许睡，下种之前施底肥，要家家把食油拿出来，否则次年收麦不分给粮食。结果呢，也是据报告，不再是动员报告，而是反浮夸报告，是徐水，两个月之后就成为都不再有饭吃，天津某村水稻颗粒未收。这证明浮夸有大害；至于为什么会出现浮夸，当然，心照不宣，谁也不敢追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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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之外，还有多种行业，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然都要跃进，语云，隔行如隔山，只好不知为不知，单说己身经历的。做编辑工作，跃而进，只能表现于编写快，出书多。不得不说大话，记得胆量没有农业那样大，没敢说笔下由日一两千高升为日一万甚至十万。出书呢，空想了一些，幸而借都有些常识的光，只是小声吹几句，并没认真地进行。这样，与农业相比，我们就像是在原地踏步。要表示不是在原地踏步，不容易拿出成品，只得用“干劲冲天”来弥补。干劲，在稿纸上也不容易表现，只好乞援于“时间”，办法是不休息。记得差不多是1960年一年，都是晚上和星期日（或上午半天）加班，直到年底，因为早就食不能饱，很多人浮肿，才来个新口号，曰劳逸结合，宣布恢复正常，不再加班。但我仍要谢天命，走入这个出版社，人虽然也要随大流发疯，却疯得不厉害，甚至如梅兰芳之演《宇宙锋》，装疯。何以知之？可以举二事为证。一是只求名不求实，比如实际并不忙，晚上加班如何打发？就只好下午少干点，留一些，让晚上像是有事可做。这情况，估计上下都明白，心照不宣，也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应付过去。二是无论喊得如何响，还是承认人人有睡眠的需要，晚上加班只到九时左右，而不要求通夜。有人会说，总不能连睡眠也不许吧？那我就反问一句，大跃进，如果要求中包括不睡眠一项，人人都在秉烛待旦，你敢独自上床去梦周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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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这样大而复杂的运动，我就没有受到一些影响吗？语云，天塌砸众人，显然不会是这样。计大大小小，也颇可以说几种。其一是唯心的，即确信是发疯、不愿意看发疯，而必须从众，歌颂之不足，还要装疯。言不为心声，行为己所厌憎，用佛家语说是烦恼。幸而已经有十年之久的锻炼，心里存真的，嘴里说假的，以求能活，而且平安，成为习惯，用不着费大力就可以忍过去。其二，还可以再说个唯心的，是发疯引来大饥荒，有些亲属条件更差，未能熬过来，过早地往生西方净土，我是常人，无理由地相信生比死好，看到或听到，就不能免于悲伤。其三，转为说唯物的，是大炼钢铁时期，合理分工，年轻的围着坩锅转，我们年及知命或超过知命的，废物利用，依照分配，午饭后到大街小巷去寻找废铁。大块的早已绝迹，只能搜罗细小的，如锈铁钉之类。这有二难。一是难找，如果竟至找不到，每空手回去，就有未用力找的嫌疑；二是午饭后不能休息就带来大苦，因为多年来习惯，脑力工作，午饭后不躺一会儿，下午必昏昏沉沉，不能拿笔。可是决不敢以此为理由，午饭后头亲枕，不去找废铁。转大街小巷，身忙心闲，有时就不免慨叹，在只有压力而不讲理的环境中生活竟是如此之难！但慨叹只能偷着，为了能活，也只能注视地面，寻锈铁钉。其四，仍是唯物的，是除了应该钻入被窝之时以外，无所谓下班，也就不再有自由活动的时间。其结果是除疲惫不堪以外，还感到烦腻，因为时间拉长，并没有什么重要事可做。还可以加个其五，是参加体力劳动，我并未轻视，只是因为拿笔惯了，体力差，不习惯，比喻为让梅兰芳演窦尔墩，也就要吃些苦。记得地点分南北，南是京津铁路安定站西的农场，北是八达岭之下三堡车站略南路东山坡上的林场，都是大跃进的产物。先说小举的农场，记得去过几次，都是乘大面包车，当日往返。干的是农活，种和收之类。跃进的风刮过去就不再去，想是也下马了吧？着重说北的大举，记得先是听动员报告，说是由国务院各部委承担，把由南口到八达岭几十里的关沟建设成为花果山，教育部承担其中一段，要先建房，后植树。后来规定，职工一年劳动一个月，分两次去。照规定，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1959年1月，冬季最冷的时候；第二次是同年9月，一年间山中气候最好的时候。生活条件艰苦，活很累，可是有个优点，吃饭不限量。所记呢，只说苦乐各一。苦是冬季大风，温度降到零下20摄氏度，出去，很有不能支持之感。乐是秋天那一次，利用星期日休息，与北大教育系同学王光汉等三四个人，下行游居庸关云台，寻李凤姐墓。墓虽未找到，也大可以发一次思佳人之幽情，实践一次苦中作乐法。说几句后话，是不知道什么高层人物考虑到什么情况而领悟，没有公开宣布，决定放弃这个花果山计划，连平地起的房子也扔了。人力、物力（包括财力）又赔了不少吧？旧传统，走错路，失败，必不说，其实还有更甚者，是必不承认。最后还有个其六，饥饿，因为分量重，宜于附庸蔚为大国，决定另标个题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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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跃进，记事之外，出于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之诚，还想提两个久藏于心中的问题，请也不忘国家、民族前途的人想想。其一是，全国上上下下，战战兢兢，随着一个人的幻想打转转，明知不可行而不敢表示，且不说合理不合理，专计后果，合算吗？其二，何以竟至容许或有这样的现象存在，不追寻原因，讳疾忌医，对吗？两个问题，多年存在，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就更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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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饥 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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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说多方面跃进，“人不堪其忧”，终于经济规律表了态。这所表之态是“四海困穷”，其中一个最鲜明的是，除少数高高在上者以外，都感到吃饭困难。伟大哉经济规律，神秘哉经济规律！说神秘，也因为我不懂。记得而立前后念西方的，也翻过政治经济学，可是觉得，反而不如知识论、逻辑之类具体，往里钻，像是门户，堂室，都有迹可寻。经济，涉及面太广，变动过于灵活，苦于抓不着个小辫子。于是知难而退，心里说，让高才的人士去钻研吧。可是躲开“学”容易，躲开它管辖的无孔不入就办不到。比如你午饭想吃西红柿炒鸡蛋，清晨提篮去买西红柿，一问价，比昨天涨了一倍，问另一个摊，也是如此，你不放弃吃，就只好忍痛多出钱。神秘的是这涨一倍，并不是某一人所定，或多数人讨论所定。无言而能行，此经济规律之所以能够既伟大又神秘。单说这伟大，而且是无上的，具体说是竟至在最高指示之上。不信吗？可以纵看历史，横看五洲，许多专制统治者，咳嗽一声，四海之内震动，可是仍不敢向经济规律挑战；如果发疯，竟敢倒行逆施，与经济规律对阵，则至多一两个回合，必“弃甲曳兵而走”。因为就是秦始皇，权大于天，滥用，也只是强迫人民去筑长城，修阿房宫，造兵马俑，而不敢说“你们都去死”。原因之关键者是都死了，“权”就不再有用武之地，而经济规律则赫然一怒，能够使人民难得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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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泛论是想说明，为什么跃进跃得时间不很长就不言不语地下了马。下马是出于万不得已，上马靠幻想，比喻是玻璃瓶，实况是石头，两者一撞，幻想就碎了。实况，全国各地，表现万端，语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又因为耳食不如身受亲切，所以想只说自己的一点点饥饿经历。我生于中产的农家，又受天之祜，离开家之前，没遇见大荒年，所以，虽然许多想吃的吃不着，却总是能够勉强果腹。离开家之后，三十年风风雨雨，外多动荡而内多穷困，可是粗茶淡饭，总没有感到困难，或说还没有经历过饿得难受。经验考零分，未免遗憾，勉强凑一次，是1926年春天避兵乱，与郭士敬同学由通县回家，路上买不到吃的，饿得想到村里去乞讨的感受，但也只是多半天就过去了。而大跃进，是食不能饱，估计不少于两年。有人，也许是小说家者流吧，说多一种经历，拿起笔就可以多一种手法。这大概是真的，不过我不只一次说，我是常人，无大志，一怕苦，二怕死，如果一定要有饥饿的经历才能写好饥饿的小说，我是宁可不写这样的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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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可以编造；不写小说就只能如马、班之著史。写实况，缩小到我，而且是自己的。这也不很少，由何时说起呢？想到一种情况，是若干年来，农村的人总是往城里挤，根据不合时宜的人性论可以推断，是都市的生活条件好于农村。这情况也鲜明地表现在饥饿的程度（时间长短、饿殍多少等）上。仍说家门之内，母亲因食不饱而移住天津，时间是1958年10月，我住北京，也感到食不能饱，大概要晚一年左右。不能饱属于内，是只有天知、地知、己知的事，所知是浑身无力，渴想吃荤的（红烧肉、炸油饼之类）甜的（糕点之类），将到饭时就起急，恨不得立刻端起碗。还有属于外的，是买食品（尤其肉类）难了，接着牛奶不能订了，粮食定量还要减。肚子不好受，影响心里也不好受，但不能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实际是真有其事，怎么办？许多人是用高价之法买一些较好的营养，记得杨丙辰先生就曾劝我这样做，而且助以人生之道的理论，是保命第一，要舍得花钱。我同意他的理论，但信受而不能奉行，因为有困难，而且不只一层：近的一层是没有多余的钱；远的一层是，即使可以挤出一些钱，七口之家（其时长女已工作，不在家），比如破釜沉舟，买半斤高级点心，往嘴里送，想到那六口都在饥肠辘辘，实在咽不下去。总之是理论上并非毫无办法，而实际只能忍，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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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家门之内就还要尽点人力，求合理合法。合理，是求仅能得的一点点食品（主要是粮食）仍大跃进，显身手，一斤能够发挥一斤多之力。记得最小的女儿从小学学来一种蒸饭法，是米一斤，蒸熟能出五斤。在当时，这是比气功还玄妙的奇迹，就照做，结果呢，根据反物质不灭（即不能无中生有）的定律，饭中多的那些水分终归不能代替粮食，饥饿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再说合法，是因为人的定量相差不多，而饭量则相差不少，主要是两位母亲，年高，吃不多，如果吃大锅饭，我们下两代就会多吃多占。这不合法（人各有粮食定量之法），我们先进，其时就实行法治，办法是同锅而分炊，以早饭为例，都是粮一两，出锅，七个人平分。显然，二老就感到差不多，我们下两代就只能拖着半空的肚子各干各的去了。这合法的措施不由得使我想到《韩非子·五蠹》篇的话：“饥岁之春，幼弟不饷。”不饷，亲友往来怎么办？成为习俗，或不成文法，清茶之后如果还要吃，就要交出定量的粮票。但这样的法治也不是毫无缺漏，因为如果敞开肚皮吃，就会侵夺主人的份额，性质同于抢劫了。所以适应这种新形势，亲友间就尽量少往来，此亦跃进之一种后果，可怜亦复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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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叹，只能在心里，属于唯心。但正如新学所昭示，还是唯物力量大，不管我怎样努力装作若无其事，身体却有了变化，专看外貌，是胖（其后承启功先生指示，应读平声）了，医生另有个称呼，曰浮肿。感觉呢，是浑身更无力，尤其腿，像是皮肉里抽去筋骨，也就更想吃有油水的，甜的。还要歌颂唯物的力量大，这一回可以不必隐瞒（也无法隐瞒），只要装作不知道原因，并毫无怨气就行了。仍是语云，天塌砸众人，许多人同我一样，也胖了。这情况，推想会向上反映，但上到什么程度，不能知道。专就邻近的上说，很着急，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办法却有限。记得办法之一是轮流到崇文门外东兴隆街教育部招待所去休养。我轮到一次，时间是1961年1月27日到2月7日，共十天。休养，不工作之外，饭食还略有改善，记得副食中有些带鱼。显然，仍不能填满肚皮；还有，即使能够吃所欲吃，正如今日许多丰满佳人之减肥，也决不能十天八天就立竿见影。糟糕的是还带来意外的苦，是便秘，有一天最厉害，凝聚在直肠里不下，憋得心慌意乱，最后还是自己动手，才过了这一关。祸不单行，家门之内，妻也胖了。街道也推行改善副食之法，妻可以自带主食，中午往街道食堂去吃一些带鱼。记得一天中午，窝头出锅，她拿三个（粮三两），将要起程，我实在饿极了，忍不住，说：“我尝一口行吗？”她递给我一个，说：“你吃吧！”我咬了一口，约是一个的三分之一，还没下咽，唯心的恻隐之心忽然冒出来，也就不敢再咬第二口。这件小事使我有所得，是如果还有机会面对学生，讲“民以食为天”，自信必比别人讲得好。也有所失，是妻记忆力并不很好，唯有这一件却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喜欢重述，述则绘影绘声，以换取听客的欢笑，我则只能陪着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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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有云，“穷则变，变则通”，浮肿，长期不愈，终于来了转机，是1961年年底，领到一个“乙字购买证”，凭证，每月到指定地点，可以买肉二斤（可以折合量稍减的猪油，北京通称为大油），鸡蛋二斤，黄豆二斤，糖一斤。证不是发给人人，我们社只发到编辑七级。1956年评级，六级及以上算高级知识分子，我评七级，是低级知识分子，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照顾竟由高级下降一级。但既已占了意外的便宜，也就可不问原因，安然享之。其后是珍品买到家，如何利用，还要费斟酌，因为门内能吃之口有七，其中还有二老。谢贤妻英明，处理此事，未用《孝经》而用《孙子兵法》，是只让我一个人吃，以便从速恢复，支持这个七口之家。我同意她的决策，就安然独享这个“乙字”。这时期，或说其前及其后，大则全国，小则单位，也都在多想办法，生产、搜罗可以充饥的，记得上班，常常分得白薯、蔬菜甚至肉和糖之类。又过个时期，经济规律表了另一种态，街头可以买到炸油饼，有闲心，可以坐在小吃店吃豆腐脑，饥饿的苦难就渐渐过去了。可悲的是，有不少人竟未能度过来，只说两个至今还未能忘怀的。一个近，是住在同院的王疯子，我在《王门汲碎》（收入《负暄琐话》）一文中曾提到他，人不坏，因精神不正常而过孤苦日子，饭量大，未能忍过来，死了。另一个远，住在白洋淀，是妻的二叔父，《五异人传》中人物，乐天派，穷得走长街卖烧饼还边走边唱二黄。常希望我们阔了，他来给我们做饭，吃红烧肉和清蒸鱼。我们终于没阔，他等不及，于人人都没饭吃的时候走了，带着他的吃红烧肉和清蒸鱼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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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说完，又是出于爱国家、爱民族之诚，想说几句个人的感想。我们都相信因果规律，饥荒是果，必有因，这因，任何人心里都明白，是大跃进的胡来。又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显然，无论由义的角度考虑还是由利的角度考虑，都应该承认人为有误，不应该诿过于天灾。诿过是不诚，还会发展为文过，如大家所见，有的人略表规谏之意，就罢了官，沦为“反”，终于难得活下去。所有这些，事过之后，为了将来，是明辨是非好呢，还是装作没有那么回事好呢？我是希望大家都学习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改，以求我们的后代不再有饥饿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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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迎母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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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因为家乡改为吃公共食堂，人人食不能饱，妹妹把母亲接到天津她家里住，其时是1958年10月。约过三个月，母亲曾患病，我往天津，跑医院，幸而很快就平复。旧时代，老太太心理，住所以家乡为最好，因为，不管如何简陋穷困，那三间五间房是她自己的。万不得已，出外就食，如果既有子又有女，择地，就会有情和理（或礼）的不协调。依情，住在女儿家，心里舒服，因为主家政之人是自己生的，连看着也顺眼；到儿子家就不然，主家政的是儿媳，别人生的，不是一个心，就处处觉得别扭。可是还有理在，依理，吃儿子硬气，吃女婿不硬气，何况正是家家闹粮荒的时期呢。所以母亲在妹妹家住约半年，就来信，说既不能回家乡，还是到北京住为好。为了每月的口粮，我急于办迁移户口的手续。家乡人朴厚，热心奔走；北京方面，单位和派出所都通情达理，所以时间不长，没遇到什么困难，母亲在北京也就每月可以领到二十几斤粮票。记得是1959年的春季，我和妻二人往天津，把母亲接到北京来。母亲晕车，所以故意坐晚七八点钟开的车，拉下车窗帘，以求看不见动。这个办法还真生了效，母亲未呕吐，平安到了家。其时正是热火朝天大炼钢铁的时候，过杨村、落垡一带，常看见路旁火光冲天。对于宗教性质的狂热，我一向没有好感，想到自己也要装作有宗教热情，反而觉得母亲的不见不知也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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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来了，也有她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幸而都不难解决。衣，家里的（土改以后置备的）都带出来，几乎用不着添什么。人一生，食方面消耗最多，也就花钱最多。可是母亲面临的问题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吃饱的问题，因为粮食不贵，而只许买二十多斤。她是借了年老、饭量小以及一生简素养成习惯的光，在别人都饥肠辘辘的时候，她却吃饱了。前面也说到，因为缺粮，家里吃饭改为法治，人人吃自己的定量，中青不够，母亲却够了。食无鱼肉，中青很想吃，她却不想吃。她也有所想，是妻有一次，出于孝敬婆母之礼，问她想吃什么，她说：“就想吃点杂面汤。”住呢，其时年长的二女已经长期在学校住，北房四间，由东数第二间用木板铺成靠窗的大炕，多睡一个人也不觉得挤。还剩下行，就更不成问题，因为至远走到院里，看看花木。总之，在北京住四年，应该说没有什么困难，或学官腔，是安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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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推想，她的心情不是安适，而是有愿望不能实现，无可奈何。这愿望是回家乡，吃自己的住屋上有炊烟的饭，也许还包括寿终正寝吧？有时家乡来人，就想得更厉害，说得更勤，理由是村里人能住，她也能住。我理解她的心情，曾写信问刘玉田表叔。刘表叔回信，说家乡很困难，千万不要回去，大概是1961年吧，因为思乡之心更切，想回去，并且说，如果自己生活有困难，就请村里某人帮帮忙。我更多考虑到经济（财力和精力），还是没有同意。就这样，记得住到1962年初，她从院里回来，摔伤了。她多年有个迷糊的病根，摔倒过不只一次，这一次较重，只好卧床休息。养几个月，好一些，妻怕她再摔倒，不让下床。想不到再躺下去，身体就渐渐衰弱，先是转动困难，继以饭量减少。挨到1963年2月初，是旧历的正月，看得出来，她身体更加衰弱，已经到了弥留之际。长兄和妹妹等都来了，在身旁伺候。记得是2月10日，旧历正月十七晚八时，神志半清楚，说了最后一句话，是“我不好受”，断了气，按旧虚岁的算法，寿八十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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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亦大矣，于是就来了如何对待礼俗的问题。最先来的一个是何时换寿衣。寿衣是她自己在家乡做的，既然做了，当然以穿上为是。何时换呢？迷信说法，要在断气之前，不然，就不能带往阴间。我主张在断气之后，因为推想，在离开人世之前的一些分秒，总是以平静为好。准备换寿衣的是我的女儿，念过大学，不迷信礼俗，照我说的办了。其次是烧不烧纸钱，我不信死后还有灵魂，到阴曹地府，路上还要买吃的，以及模仿人世，贿赂小鬼等等，也就没有烧。入夜，遗体旁要有人看守，我与长兄分担，各半夜。轮到我，我就躺在母亲旁边，心里想，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我可以算作知命之后，方免于父母之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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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争执最多的问题是用什么葬法，具体说是棺殓之后入土还是火化。记得罗素在《怀疑论集》里曾说，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认为自己的结婚形式最合理，其他都荒唐可笑。葬礼当然也是这样，我们的传统是入棺然后入土，这就成为最合理，与新法火化相比，还有优待的意义。对于养生丧死，我一向认为，人死如灯灭，一切问题都是生者的，所以应该多考虑养生，至于丧死，以简易为是。火化办法简易，所以应该说比入棺（耗费木材）入土（占耕地）合理。可是许多有关的人（包括邻里），尤其妹妹等，头脑里只有传统而没有罗素，当然主张仍旧贯。对于道理与习俗的不能协调，我也知道，纵使自己之“知”重道理而轻习俗，“行”则至多只能“允执厥中”。所以我先是也想勉为其难（多耗财力和人力），可是遇到困难，因为其时已经难于买到棺木，又入棺之后要往家乡运，找车既困难又很贵。针对这种情况（为迁就习俗而生者受苦难），我当机立断，用新法，火化。把此意说与长兄，他大概是以为，入棺固然好，既然有困难，火化也未尝不可，就表示，一切由我做主，他没有意见。以后就照我的决定办，于次日上午到派出所销户口，到殡葬办事处办火化手续。下午殡葬办事处来人，把遗体装入红漆棺，抬上大板三轮，运往东直门外幸福村的火葬场。我骑车随着，算是把母亲送到人生的终点。这期间及稍后，妹妹曾来电报，反对火化，并动员家乡的亲戚来信，劝我仍用旧法。我都作复，表示我的生母，生，我养，死，我葬，善始善终，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合适。是二三十年之后，听家乡人说，其时用火化，乡里人都当笑话说，及至听说许多大人物死后也火化，渐渐，农村也多用此法，才改为说，还是人家念书的，事事走在前面。我听了一笑，是因为万没想到，我们那个小村庄也有所谓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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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之后，还是我骑车去，取回骨灰，因为还得算作母亲的遗体，放在我屋里。处理骨灰，用了旧说“入土为安”之法。时间选在清明前的3月28日，先通知家乡人在父亲墓旁挖坑，至时由世五大哥陪伴，乘长途汽车至大孟庄，步行，近午到村西北的坟地。坑已经挖好，村中邻里并备了祭品。祭礼毕，把骨灰罐放在父亲棺旁，由我先扔一铲土，然后乡里人一齐动手，堆土成坟。就这样，我算是把母亲送走了。由乡里人看，她终于回了家乡，可惜是她自己已经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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