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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饥 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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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说多方面跃进，“人不堪其忧”，终于经济规律表了态。这所表之态是“四海困穷”，其中一个最鲜明的是，除少数高高在上者以外，都感到吃饭困难。伟大哉经济规律，神秘哉经济规律！说神秘，也因为我不懂。记得而立前后念西方的，也翻过政治经济学，可是觉得，反而不如知识论、逻辑之类具体，往里钻，像是门户，堂室，都有迹可寻。经济，涉及面太广，变动过于灵活，苦于抓不着个小辫子。于是知难而退，心里说，让高才的人士去钻研吧。可是躲开“学”容易，躲开它管辖的无孔不入就办不到。比如你午饭想吃西红柿炒鸡蛋，清晨提篮去买西红柿，一问价，比昨天涨了一倍，问另一个摊，也是如此，你不放弃吃，就只好忍痛多出钱。神秘的是这涨一倍，并不是某一人所定，或多数人讨论所定。无言而能行，此经济规律之所以能够既伟大又神秘。单说这伟大，而且是无上的，具体说是竟至在最高指示之上。不信吗？可以纵看历史，横看五洲，许多专制统治者，咳嗽一声，四海之内震动，可是仍不敢向经济规律挑战；如果发疯，竟敢倒行逆施，与经济规律对阵，则至多一两个回合，必“弃甲曳兵而走”。因为就是秦始皇，权大于天，滥用，也只是强迫人民去筑长城，修阿房宫，造兵马俑，而不敢说“你们都去死”。原因之关键者是都死了，“权”就不再有用武之地，而经济规律则赫然一怒，能够使人民难得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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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泛论是想说明，为什么跃进跃得时间不很长就不言不语地下了马。下马是出于万不得已，上马靠幻想，比喻是玻璃瓶，实况是石头，两者一撞，幻想就碎了。实况，全国各地，表现万端，语云，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又因为耳食不如身受亲切，所以想只说自己的一点点饥饿经历。我生于中产的农家，又受天之祜，离开家之前，没遇见大荒年，所以，虽然许多想吃的吃不着，却总是能够勉强果腹。离开家之后，三十年风风雨雨，外多动荡而内多穷困，可是粗茶淡饭，总没有感到困难，或说还没有经历过饿得难受。经验考零分，未免遗憾，勉强凑一次，是1926年春天避兵乱，与郭士敬同学由通县回家，路上买不到吃的，饿得想到村里去乞讨的感受，但也只是多半天就过去了。而大跃进，是食不能饱，估计不少于两年。有人，也许是小说家者流吧，说多一种经历，拿起笔就可以多一种手法。这大概是真的，不过我不只一次说，我是常人，无大志，一怕苦，二怕死，如果一定要有饥饿的经历才能写好饥饿的小说，我是宁可不写这样的小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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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小说，可以编造；不写小说就只能如马、班之著史。写实况，缩小到我，而且是自己的。这也不很少，由何时说起呢？想到一种情况，是若干年来，农村的人总是往城里挤，根据不合时宜的人性论可以推断，是都市的生活条件好于农村。这情况也鲜明地表现在饥饿的程度（时间长短、饿殍多少等）上。仍说家门之内，母亲因食不饱而移住天津，时间是1958年10月，我住北京，也感到食不能饱，大概要晚一年左右。不能饱属于内，是只有天知、地知、己知的事，所知是浑身无力，渴想吃荤的（红烧肉、炸油饼之类）甜的（糕点之类），将到饭时就起急，恨不得立刻端起碗。还有属于外的，是买食品（尤其肉类）难了，接着牛奶不能订了，粮食定量还要减。肚子不好受，影响心里也不好受，但不能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实际是真有其事，怎么办？许多人是用高价之法买一些较好的营养，记得杨丙辰先生就曾劝我这样做，而且助以人生之道的理论，是保命第一，要舍得花钱。我同意他的理论，但信受而不能奉行，因为有困难，而且不只一层：近的一层是没有多余的钱；远的一层是，即使可以挤出一些钱，七口之家（其时长女已工作，不在家），比如破釜沉舟，买半斤高级点心，往嘴里送，想到那六口都在饥肠辘辘，实在咽不下去。总之是理论上并非毫无办法，而实际只能忍，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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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家门之内就还要尽点人力，求合理合法。合理，是求仅能得的一点点食品（主要是粮食）仍大跃进，显身手，一斤能够发挥一斤多之力。记得最小的女儿从小学学来一种蒸饭法，是米一斤，蒸熟能出五斤。在当时，这是比气功还玄妙的奇迹，就照做，结果呢，根据反物质不灭（即不能无中生有）的定律，饭中多的那些水分终归不能代替粮食，饥饿的情况并没有改善。再说合法，是因为人的定量相差不多，而饭量则相差不少，主要是两位母亲，年高，吃不多，如果吃大锅饭，我们下两代就会多吃多占。这不合法（人各有粮食定量之法），我们先进，其时就实行法治，办法是同锅而分炊，以早饭为例，都是粮一两，出锅，七个人平分。显然，二老就感到差不多，我们下两代就只能拖着半空的肚子各干各的去了。这合法的措施不由得使我想到《韩非子·五蠹》篇的话：“饥岁之春，幼弟不饷。”不饷，亲友往来怎么办？成为习俗，或不成文法，清茶之后如果还要吃，就要交出定量的粮票。但这样的法治也不是毫无缺漏，因为如果敞开肚皮吃，就会侵夺主人的份额，性质同于抢劫了。所以适应这种新形势，亲友间就尽量少往来，此亦跃进之一种后果，可怜亦复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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怜，叹，只能在心里，属于唯心。但正如新学所昭示，还是唯物力量大，不管我怎样努力装作若无其事，身体却有了变化，专看外貌，是胖（其后承启功先生指示，应读平声）了，医生另有个称呼，曰浮肿。感觉呢，是浑身更无力，尤其腿，像是皮肉里抽去筋骨，也就更想吃有油水的，甜的。还要歌颂唯物的力量大，这一回可以不必隐瞒（也无法隐瞒），只要装作不知道原因，并毫无怨气就行了。仍是语云，天塌砸众人，许多人同我一样，也胖了。这情况，推想会向上反映，但上到什么程度，不能知道。专就邻近的上说，很着急，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办法却有限。记得办法之一是轮流到崇文门外东兴隆街教育部招待所去休养。我轮到一次，时间是1961年1月27日到2月7日，共十天。休养，不工作之外，饭食还略有改善，记得副食中有些带鱼。显然，仍不能填满肚皮；还有，即使能够吃所欲吃，正如今日许多丰满佳人之减肥，也决不能十天八天就立竿见影。糟糕的是还带来意外的苦，是便秘，有一天最厉害，凝聚在直肠里不下，憋得心慌意乱，最后还是自己动手，才过了这一关。祸不单行，家门之内，妻也胖了。街道也推行改善副食之法，妻可以自带主食，中午往街道食堂去吃一些带鱼。记得一天中午，窝头出锅，她拿三个（粮三两），将要起程，我实在饿极了，忍不住，说：“我尝一口行吗？”她递给我一个，说：“你吃吧！”我咬了一口，约是一个的三分之一，还没下咽，唯心的恻隐之心忽然冒出来，也就不敢再咬第二口。这件小事使我有所得，是如果还有机会面对学生，讲“民以食为天”，自信必比别人讲得好。也有所失，是妻记忆力并不很好，唯有这一件却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喜欢重述，述则绘影绘声，以换取听客的欢笑，我则只能陪着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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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有云，“穷则变，变则通”，浮肿，长期不愈，终于来了转机，是1961年年底，领到一个“乙字购买证”，凭证，每月到指定地点，可以买肉二斤（可以折合量稍减的猪油，北京通称为大油），鸡蛋二斤，黄豆二斤，糖一斤。证不是发给人人，我们社只发到编辑七级。1956年评级，六级及以上算高级知识分子，我评七级，是低级知识分子，不知道为什么，这次的照顾竟由高级下降一级。但既已占了意外的便宜，也就可不问原因，安然享之。其后是珍品买到家，如何利用，还要费斟酌，因为门内能吃之口有七，其中还有二老。谢贤妻英明，处理此事，未用《孝经》而用《孙子兵法》，是只让我一个人吃，以便从速恢复，支持这个七口之家。我同意她的决策，就安然独享这个“乙字”。这时期，或说其前及其后，大则全国，小则单位，也都在多想办法，生产、搜罗可以充饥的，记得上班，常常分得白薯、蔬菜甚至肉和糖之类。又过个时期，经济规律表了另一种态，街头可以买到炸油饼，有闲心，可以坐在小吃店吃豆腐脑，饥饿的苦难就渐渐过去了。可悲的是，有不少人竟未能度过来，只说两个至今还未能忘怀的。一个近，是住在同院的王疯子，我在《王门汲碎》（收入《负暄琐话》）一文中曾提到他，人不坏，因精神不正常而过孤苦日子，饭量大，未能忍过来，死了。另一个远，住在白洋淀，是妻的二叔父，《五异人传》中人物，乐天派，穷得走长街卖烧饼还边走边唱二黄。常希望我们阔了，他来给我们做饭，吃红烧肉和清蒸鱼。我们终于没阔，他等不及，于人人都没饭吃的时候走了，带着他的吃红烧肉和清蒸鱼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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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说完，又是出于爱国家、爱民族之诚，想说几句个人的感想。我们都相信因果规律，饥荒是果，必有因，这因，任何人心里都明白，是大跃进的胡来。又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显然，无论由义的角度考虑还是由利的角度考虑，都应该承认人为有误，不应该诿过于天灾。诿过是不诚，还会发展为文过，如大家所见，有的人略表规谏之意，就罢了官，沦为“反”，终于难得活下去。所有这些，事过之后，为了将来，是明辨是非好呢，还是装作没有那么回事好呢？我是希望大家都学习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改，以求我们的后代不再有饥饿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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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迎母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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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提到，因为家乡改为吃公共食堂，人人食不能饱，妹妹把母亲接到天津她家里住，其时是1958年10月。约过三个月，母亲曾患病，我往天津，跑医院，幸而很快就平复。旧时代，老太太心理，住所以家乡为最好，因为，不管如何简陋穷困，那三间五间房是她自己的。万不得已，出外就食，如果既有子又有女，择地，就会有情和理（或礼）的不协调。依情，住在女儿家，心里舒服，因为主家政之人是自己生的，连看着也顺眼；到儿子家就不然，主家政的是儿媳，别人生的，不是一个心，就处处觉得别扭。可是还有理在，依理，吃儿子硬气，吃女婿不硬气，何况正是家家闹粮荒的时期呢。所以母亲在妹妹家住约半年，就来信，说既不能回家乡，还是到北京住为好。为了每月的口粮，我急于办迁移户口的手续。家乡人朴厚，热心奔走；北京方面，单位和派出所都通情达理，所以时间不长，没遇到什么困难，母亲在北京也就每月可以领到二十几斤粮票。记得是1959年的春季，我和妻二人往天津，把母亲接到北京来。母亲晕车，所以故意坐晚七八点钟开的车，拉下车窗帘，以求看不见动。这个办法还真生了效，母亲未呕吐，平安到了家。其时正是热火朝天大炼钢铁的时候，过杨村、落垡一带，常看见路旁火光冲天。对于宗教性质的狂热，我一向没有好感，想到自己也要装作有宗教热情，反而觉得母亲的不见不知也大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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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来了，也有她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幸而都不难解决。衣，家里的（土改以后置备的）都带出来，几乎用不着添什么。人一生，食方面消耗最多，也就花钱最多。可是母亲面临的问题不是花钱多少的问题，而是能不能吃饱的问题，因为粮食不贵，而只许买二十多斤。她是借了年老、饭量小以及一生简素养成习惯的光，在别人都饥肠辘辘的时候，她却吃饱了。前面也说到，因为缺粮，家里吃饭改为法治，人人吃自己的定量，中青不够，母亲却够了。食无鱼肉，中青很想吃，她却不想吃。她也有所想，是妻有一次，出于孝敬婆母之礼，问她想吃什么，她说：“就想吃点杂面汤。”住呢，其时年长的二女已经长期在学校住，北房四间，由东数第二间用木板铺成靠窗的大炕，多睡一个人也不觉得挤。还剩下行，就更不成问题，因为至远走到院里，看看花木。总之，在北京住四年，应该说没有什么困难，或学官腔，是安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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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推想，她的心情不是安适，而是有愿望不能实现，无可奈何。这愿望是回家乡，吃自己的住屋上有炊烟的饭，也许还包括寿终正寝吧？有时家乡来人，就想得更厉害，说得更勤，理由是村里人能住，她也能住。我理解她的心情，曾写信问刘玉田表叔。刘表叔回信，说家乡很困难，千万不要回去，大概是1961年吧，因为思乡之心更切，想回去，并且说，如果自己生活有困难，就请村里某人帮帮忙。我更多考虑到经济（财力和精力），还是没有同意。就这样，记得住到1962年初，她从院里回来，摔伤了。她多年有个迷糊的病根，摔倒过不只一次，这一次较重，只好卧床休息。养几个月，好一些，妻怕她再摔倒，不让下床。想不到再躺下去，身体就渐渐衰弱，先是转动困难，继以饭量减少。挨到1963年2月初，是旧历的正月，看得出来，她身体更加衰弱，已经到了弥留之际。长兄和妹妹等都来了，在身旁伺候。记得是2月10日，旧历正月十七晚八时，神志半清楚，说了最后一句话，是“我不好受”，断了气，按旧虚岁的算法，寿八十有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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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生亦大矣，于是就来了如何对待礼俗的问题。最先来的一个是何时换寿衣。寿衣是她自己在家乡做的，既然做了，当然以穿上为是。何时换呢？迷信说法，要在断气之前，不然，就不能带往阴间。我主张在断气之后，因为推想，在离开人世之前的一些分秒，总是以平静为好。准备换寿衣的是我的女儿，念过大学，不迷信礼俗，照我说的办了。其次是烧不烧纸钱，我不信死后还有灵魂，到阴曹地府，路上还要买吃的，以及模仿人世，贿赂小鬼等等，也就没有烧。入夜，遗体旁要有人看守，我与长兄分担，各半夜。轮到我，我就躺在母亲旁边，心里想，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我可以算作知命之后，方免于父母之怀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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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争执最多的问题是用什么葬法，具体说是棺殓之后入土还是火化。记得罗素在《怀疑论集》里曾说，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认为自己的结婚形式最合理，其他都荒唐可笑。葬礼当然也是这样，我们的传统是入棺然后入土，这就成为最合理，与新法火化相比，还有优待的意义。对于养生丧死，我一向认为，人死如灯灭，一切问题都是生者的，所以应该多考虑养生，至于丧死，以简易为是。火化办法简易，所以应该说比入棺（耗费木材）入土（占耕地）合理。可是许多有关的人（包括邻里），尤其妹妹等，头脑里只有传统而没有罗素，当然主张仍旧贯。对于道理与习俗的不能协调，我也知道，纵使自己之“知”重道理而轻习俗，“行”则至多只能“允执厥中”。所以我先是也想勉为其难（多耗财力和人力），可是遇到困难，因为其时已经难于买到棺木，又入棺之后要往家乡运，找车既困难又很贵。针对这种情况（为迁就习俗而生者受苦难），我当机立断，用新法，火化。把此意说与长兄，他大概是以为，入棺固然好，既然有困难，火化也未尝不可，就表示，一切由我做主，他没有意见。以后就照我的决定办，于次日上午到派出所销户口，到殡葬办事处办火化手续。下午殡葬办事处来人，把遗体装入红漆棺，抬上大板三轮，运往东直门外幸福村的火葬场。我骑车随着，算是把母亲送到人生的终点。这期间及稍后，妹妹曾来电报，反对火化，并动员家乡的亲戚来信，劝我仍用旧法。我都作复，表示我的生母，生，我养，死，我葬，善始善终，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合适。是二三十年之后，听家乡人说，其时用火化，乡里人都当笑话说，及至听说许多大人物死后也火化，渐渐，农村也多用此法，才改为说，还是人家念书的，事事走在前面。我听了一笑，是因为万没想到，我们那个小村庄也有所谓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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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化之后，还是我骑车去，取回骨灰，因为还得算作母亲的遗体，放在我屋里。处理骨灰，用了旧说“入土为安”之法。时间选在清明前的3月28日，先通知家乡人在父亲墓旁挖坑，至时由世五大哥陪伴，乘长途汽车至大孟庄，步行，近午到村西北的坟地。坑已经挖好，村中邻里并备了祭品。祭礼毕，把骨灰罐放在父亲棺旁，由我先扔一铲土，然后乡里人一齐动手，堆土成坟。就这样，我算是把母亲送走了。由乡里人看，她终于回了家乡，可惜是她自己已经不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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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明日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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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此标题，是想说切身的，或说小事，可是忽然联想到己身以外的泛泛，成为大事，顺水推舟，也就说说。由主观愿望方面说，人在世间度日，都希望自己先则能知，继以选择，然后实行，用今语说是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仍以小事为例，晨起，上街买菜，心里想，黄瓜是嫩的好，头顶黄花的嫩，这是能知，然后是挑带花的，再然后是决定买几条，付钱，从头到尾都是由己。可惜是许多事不能像买菜这样都由己。比如说，有生就有死，古人慨叹“死生亦大矣”，可是偏偏这两桩有关开头结尾的大事自己就不能做主（结尾有极少数例外）。这是人力难得对抗自然，因而就不能不从古人，“畏天命”。对于自然，今人了解更多，所畏也就更多。比如由近而远，顺着杞人的思路遐想。室内读书，林中散步，我们就难于知道，一刹那之后会不会地震。其他天灾还有旱涝、水火、龙卷风等等。其后就跳出我们这个并不很大的地球，想，偏于实的，会不会飘来另一个天体，与我们这个久住的家相撞？偏于玄的，万有引力会不会突变，以致我们这个地球成为无所依？还可以更玄远，想到我们这个“物质”宇宙，会不会真有个“反物质”的宇宙，忽而两方生爱恋之情，靠近，相亲，未经历时间就化为零？同类的可能还有很多，你认为不可能吗？拿证据来！拿不出证据，我们就只能说不知道。承认不知道，就等于承认我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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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道德哲学中有一种认识，是“应该”蕴涵“能”；就是说，凡是应该做的都是我们力所能做的。所以由此推论，非己力所能及的，也就可以不费心思。如另一个天体有可能飘来，把地球撞得七零八落，甚至粉碎，我们也只好不管它。这样，我们就把使我们不能自主的几乎全部属于自然的力量都开除出去，纵使我们也会受它的迫害而流离失所，甚至结束了生命，我们还是只能顺受而无怨。迫害力之来于“人”的就不是这样。但这方面的情况很复杂，如何对待就难得简单化。古人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专由这一点出发，像是也可以设想，为了活得好，饮食，男女，都以个人能自主为好。可是，饮食，馅饼不能由天上掉下来，男女，姑且男本位，都愿意西施走入自己的金屋，西施却未必肯来。于是问题就由“个人”扩大为“社会”，人的自主愿望或权利就不能不打些折扣，或说受些限制。以住所为例，在苏州有个家，不坏，但不能十二亿人都到苏州去住。再以职业为例，充当什么节目主持人，可以出风头，再高，什么长，可以用权甚至卖权，可是总不能人人去充当节目主持人，任什么长，或从另一面说，总得有人做处理死者、扫街等工作，所以也就不能百分之百地自主。不能百分之百，就应该百分之零吗？显然也不然。仍用以事显理之法来说明，比如两种食品，一种是甜的，一种是辣的，张三和李四分着吃，张三喜欢吃甜的，李四喜欢吃辣的，让他们自主，各取其所好，合理，反之，偏偏让张三吃辣的，李四吃甜的，不合理。一个社会，运行，管理，容许其中各个人自主到什么程度，是个大学问。具体，难说，也难尽。只好概括，说原则，是自主的成分越多越好；或换个说法，只要对自己以外的人无害，对社会无害，人人，大至思想走哪条路，中至谋生走哪条路，小至读书，买哪一本，都以能自主为上。这样不会自由过多，造成混乱吗？我的想法，还有运行多年的社会秩序和法管着，自主难得出圈，也就不会造成混乱。仍以住所和职业为例，并现身说法。我总想在乡村有个平房小院，以便在霜晨月夕能够听到鸡鸣犬吠声，可是，一，没有财力和精力；二，碍难改行，也就只能想想作罢。也是因为碍难改行，我多年想投笔，到山林去种果树，也是想想就扔开。还要说说“法”，如果为民选的什么名堂所定，而非出自金口玉言，它就能在自主的周围画个合情合理的圈圈，使自由的野马不会跑到圈圈以外。在不违法的圈圈内可以完全自主，古是理想，所以击壤而歌“帝力于我何有哉”，今也是理想，所谓群体有民主、个体有自由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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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理想，至少是有些，总是与幻想距离近，与实际距离远的。“掌握自己的命运”正是这样，就是把来于自然的不如意的力量开除出去，在人生的旅途中，想自主，也会如行蜀道，难于上青天。举己身的经历为证，以四十而不惑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是小学毕业后的将近三十年，后是解放后的将近三十年。先说前一阶段，关于明日，以自主的程度衡之，能不能一言以蔽之呢？曰能，是“碰”加（来于本性的）安于旧贯。何谓碰？解释不是出于马融、郑玄，而是出于吾乡的口头语。中学为体兼用之时，孩子三五岁就定亲，所以生女之家，好事者见其家长会问：“有婆家了吗？”如果还没有，答话习惯是走幽默一路，曰：“有啦。”“哪庄？”曰：“碰庄。”其意是还在不定中，待机遇，故曰碰。如此，我考通县师范学校，是碰，考北京大学，也是碰，以及其后的走入此门，走入彼门，混饭吃，都是碰。碰，非自主也，但碰之前，到哪里去碰，之后，保守还是如孟母之三迁（我是惯于保守），还可以搀合一些小自由，学多歌颂的新风，可以说是有些自主或半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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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半自主，是因为其时的统治乃行黄老之术，或准黄老之术，在上者所求是安坐宝座之上，刮些钱，享受，其他放任不管。解放后不同了，黄老之术变为法家，不是孟德斯鸠式的，是商鞍式的，大大小小事都由严格而多变的命令安排。说严格，是要无条件服从，还要表示心乐于信受，身乐于奉行。多变呢，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大小小的命令，以各种形式，不断地通过传达、报告等渠道下降。用受命者的眼看，命令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的，大如币制改革，小如节日放假，等等，几乎无限，有个共同点，是为社会的正常运行所必需，依令而行，没有人担心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利。另一类是非常规的，大大小小也不少，可以总名为运动。分而名之呢，有镇反、肃反、反教条、反浪费、三反五反、整风反右、反右倾、反白专道路、大跃进、思想改造、四清、审干、下放、武训传、《红楼梦》、胡风问题，等等，也有个共同点，是人人担心，怕反到自己头上。运动频繁，前一个刚刚过去，后一个又来了，是变。还有另一种性质的变，是运动后的落实政策，以整风加右派之冠为例，还有扩大改为缩小，摘帽子之举。单说这运动性质的变，不是由“法”来，而是由至上的灵机一动来，而灵机如何动，是没有人能够预知的。可以不可以用孔老夫子的“不知为不知”之道对待之？曰不可，因为如果来，就有可能砸到自己头上，身家性命，忘掉，退一步，淡然视之，也是做不到的。关心，而又无能为力，表现为心理状态，是不知道“明日”会怎么样。现在，我老了，有机会拿笔，自认为不该说假话，是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就是这样战战兢兢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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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明日会怎么样的心理状态，有一次，还由心理进发为现实。是1961年的夏天，又刮来一阵下放和精简机构的风。说“又”，是因为这样的风常刮，正刮的时候走几个人，刮过去必来新的，而且比走的多。不过风乍起的时候还是要郑重其事，听过报告，开会，讨论，都大发议论，说精简机构如何必要，下放也是英明措施，如果其中有自己，必欣然奔向新的岗位云云。显然，这是口头，至于心里，推想很少有人真愿意“下”，尤其外地。所以官话说过之后就忐忑不安地等待。我居然就等来，是八月初，编辑室正副主任把我叫到他们的西北小屋，严肃而慢慢（有碍难出口之意？），说下放有我。我点头，表示服从分配。问我有没有困难，我答，先私话，是家不动，我自己去，后官话，是没有困难。又问，大概是到外省教书，山西、河南两地，愿意到哪一省。后来想，应该答山西，因为一是近，二是保守的民风可取，可是一时心里有些烦，竟还是用了官话，说没有意见，服从分配。官话说完，不记得是明白交代还是依例办理，我是照旧上班工作，等待下一步的命令。天下事竟真有意想不到的，等待，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直到过了半年，还是没有动静。推想，也有人说，一定是“述而不作”了。闷闷，也高兴。当然不敢问，怕万一是忘了，一提又想起来。就这样，在明日难明的情况下一天一天往下过，时间大公无私，终于挨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最大最狂热的一次运动来了，不要说我这微不足道的，就是许多显赫人物——不，应该说，除了极个别的人以外，就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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