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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李也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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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也鲁是北京大学国文系的同学，比我晚两年，由第三院宿舍住同屋而熟识，其后交往很多，成为互相关心、互相关照的朋友，直到他于“大革命”初期的1967年春作古才各走各的路。现在重温“大革命”时期的生活，不由得想到他，就想说一些还记得的旧事，且算作怀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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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名九魁，字菊东，河北省宁晋县人。1933年夏考入北京大学，入中国语言文学系，专攻语言，尤其音韵，用功，成绩不坏。但他，恕我说一句或者不应该说的话，天赋不高，所以论著方面虽然幻想不少，却几乎都没有成为现实。对于他的性格，他像是有自知之明，证据是利用《论语》中“参（曾子）也鲁”的成句，取别号为“也鲁”。鲁有朴厚之义，还有粗犷之义，这朴使他交了不少朋友，但粗（性格兼形貌）却常常使他的美妙幻想归于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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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念大学还没毕业，是由我的通县师范同学曾沛霖的介绍吧，他就到育英中学兼任国文教员。其后他教过中国大学，谈话常提到刘盼遂先生说王国维如何如何，刘先生没教过北大，他们就是在中国大学认识的。他还在文学院教过课，四十年代前期我在文学院混个饭碗，就是他奔走，得到赵荫棠先生的关照，才办到的。大概是抗战胜利之后吧，他改为到市立二中去教书，一直到解放，与我差不多，才离开教中学的生活。在我们来往多的几个熟同学里，他职业比较稳定，因而解救知交的穷困，他的担子也就重一些。记得是1937年的9月，我因事变不能回保定的学校，失业，而妻要生产，住医院，就是他当了几件衣服，才交了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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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他的经历中也有些不顺遂的事。先说男女方面，男本位加臭老九本位，由出生于十九世纪晚期的起到出生于二十世纪早期的止，都会遇见先旧后新的麻烦问题。旧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且不说头脑里有没有墨水，单看足下，都是三寸金莲。而一新就带来突变，所向往是自己看中，到公园卿卿我我，而资质呢，最好是上顶学士帽，下蹬高跟鞋。面对突变，如何应付？极少数，以北大的红楼人物为例，胡博士和俞平伯是仍旧贯，伴同江夫人和许夫人，白头到老。绝大多数是避旧趋新，连我们认为应登上凌烟阁的人物，如孙中山、鲁迅等也不例外。也鲁兄生于二十世纪初期，虽然出身于农村，却入了洋学堂，高升为臭老九，则依时代之潮流，不满足于乡土气的三寸金莲，想身旁来个烫发高跟，亦情理中事。于是情动于中而表现为行，就托人介绍。我也曾行“君子成人之美”的圣道，转托人，介绍一位姓陈的女士。尝试，有些来往，但不很久就结局分明，是女方由不升温变为冷，就不再来往。了解原因，是女方的评论，太粗，不能唤起子夜读曲之情。失败了，但这是“男女居室，人之大伦”范围内的事，心中没有般若波罗蜜多的觉悟，是不会回头的。于是如钓鱼，这里无所得就换个地方。终于有志者事竟成，延迟到四十年代后半，年已趋向不惑，结婚了。与存于家乡的一位相比，这一位有文化（不很高），大脚，可以说是旧变为新。但用旁观者清的眼看，也有不足之处：一是貌在中人以下，事小；性格是开朗的另一极端，事大。不幸这大事未能化小，而且有大发展，或我们后来发现有大发展，是居内助之地位，不只不能助，反而任己之性，要求男方如此如彼。就这样，也鲁兄先是把《殷虚书契》等比较值钱的书都卖了，在西城一个偏僻的小胡同里换一所小平房。其后到五十年代后期，他失业（情况以下说），而女方有教小学的职业，就与他离婚，带着所生一子另过日子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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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男子汉大丈夫吹的生活之道，裙钗脂粉之类是小事；大事是或如班超，立功异域，或如司马子长，成一家之言。也鲁兄如许多臭老九，不想立功异域，却渴想成一家之言。其志可嘉，可是，至少据我看，就像是自知之明不很够。常表现为自视过高，即总以为自己能做大学问，写大书，必一鸣惊人。可以举三事为证。一件，是五十年代初期（？），恍惚记得有某种性质的评级之事，他同我说，如果不尊重他，他将如何如何。我出于多年相知之诚，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他心里未必服，却听了我的，没敢说什么。另一件，是五十年代中期吧，他由新华辞书社调往语言研究所，我知道之后，“面授机宜”，说吕叔湘先生学问、为人都至上，到那里要听吕先生的，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上班之后，吕先生让他钻研《孟子》，统计某种语言现象。他以为那是小零碎，不是大学问，不听，结果是终于没有搞成什么大学问。还有一件，是他不甘于只在语言文字的范围内有所建树，是五十年代晚期失业以后吧，写了一部《老子蠡测》，我看过一部分，觉得深和新都不够，且不说能不能传世，必没有人肯印，而费如此大力，总是太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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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更大的不顺遂，是到语言研究所之后不很久，记不清是不是整风前后，他被开除了。像是听谁说，不是“右派”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呢？多年弟兄，不愿意听人讲这些，也就未打听。不打听，但不能不面对现实，是失业，无收入，还要活。其实，如果没有内顾之忧，活还是不很难的。其时物价不高，妻有收入，房可以出租几间，朋友帮助一些，三口人，省吃俭用，困难不会很大。不幸是过个时期，每月有工资收入的妻与他解除婚姻关系，带着孩子走了，月收入就成为只是那几间房的出租钱。朋友可以帮助一些，但都力量有限。他困苦，可是理想未减，仍计划写《说文解字注补正》（？），而且真就写了《老子蠡测》。我们还多有来往，见到他，不由得想到桓大司马的话，“人不可无势”，我这小人物还想加一句，是，“人不可无钱”，因为其时的也鲁兄，虽然还常常强作笑颜，看得出来，内心却是沮丧的。就这样，跋涉到“大革命”，他被赶回老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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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一路，遭遇如何，不知道，想来必比不上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但收到他信，知道家乡的情况未大变，还能过粗茶淡饭的生活。我见过他的乡里的妻和子，确知必行古道，所以头脑里如果能够清除新旧之分，甚至可以说，“打回老家去”是由幽谷迁于乔木。我复信说明此意，劝他安心静养，将来如何看情况再说。估计这是1966年秋末或冬初时候的事，其后就断了音信。是次年的三八妇女节，我忙于上班闹“革命”，晚上回家，妻说上午老李来了，说住在乡下，没有一个朋友，想北京想得厉害，也看看病。留他吃饭，他说先到石景山看看义方。我问有没有给他点钱，妻说，给他他不要，说还回来，只给他一点粮票，一根拐杖，送他到大门外，往西去了。晚上没回来。后来才知道，想住在义方那里，可是只一间房，还有女儿，实在没地方，又在那个时期，日日捧小红书念颂歌还怕有什么危险，谁敢让个被赶回老家的人留宿？推想他望门投止受挫，辞别义方，也就未敢到我家里来。是三八的次日晚上，他仍没有回来。我们以为必是暂住在义方那里，也就没有在意。又过一夜到了10日，我如常，起床收拾，吃完早点，上班。还没走出后院，看见来个穿警服的，问：“这院里有人往宁晋写信吗？”我听到“宁晋”，一愣，不知出了什么事，当然不敢说假话，答曰：“有。”来的这位人很好，大概是怕我心惊胆战，赶紧用安慰的口吻解释：“是这么回事，永定门车站候车室椅子上死一个人，单身，查身上，有一封由这胡同35号寄宁晋李菊东的信，想对证一下，死者是不是李菊东。”我明白了一切，向这位来者说明死者同我的关系，多年高血压，前两天来京治病，曾到我家云云。这位说将立即给死者家属拍电报，走了。这一天，我上班，真就成为心不在焉。都想了什么？很乱。先是悲痛，多年弟兄，长时期坎坷，最后竟带着连旧相知也不能容纳的心情走了。依常理或常礼，我应该奔赴永定门车站去看看，可是“大革命”是非常，我不能不放弃理和礼，也就不能不痛心。这其间还曾灵光一闪，想到他的性格和他的处境，对照佛门的四圣谛法，“苦”由于“集”，由死（不是由“道”）得“灭”，也无妨视为善果吧？若然，也鲁兄，你就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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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依理或礼，我给也鲁兄的家属写一封信，述说这里的情况以外，还略表慰问之意。不久就接到他儿子李莳真的信，说收到电报，他来北京，取回火化后的骨灰，安葬了。这孩子如其父，也朴实念旧，信中表示，父亲故去，将视我为家长，希望我以子侄待他云云。他会木工，有时出外为人做木器，到七十年代前期，“大革命”的胡闹成分减少，他有时就到我家里来。他父亲的书籍等还在（发还？），他想处理。其时书不值钱，也知道环境趋向平和之后，价钱会上涨，可是自己，以及熟人处，都难于拿出一席之地。不得已，我找个在中国书店工作的相识，希望他估价时宽厚一些，结果大致是平均一角钱一册，卖了。而几天之后在海王村的中国书店上架，也是我亲见，就变为平均一元钱一册。卖之前，莳真侄让我随意留。我选了一些，大多是因为有用而我没有；少数，如清初刻本《桃花扇》，是我送也鲁兄的，《书目答问补正》，我有，因为上面有也鲁兄的批校，愿意留作纪念。还有一件值得纪念的，是一对印章，“静安之徒”，寿石工刻，“燕赵乡人”，金禹民刻，我知道这是亡友心所爱，同莳真侄说，这一件我想保存，就不给他拿回家了。于今又过去二十年，有时我开抽屉看见这一盒印章，就想，我应该如也鲁兄之对我，到往生净土时怀中还藏着我给他的信，他心所爱我也藏着，直到油尽火灭，不再能思虑之时，才对得起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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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斯文扫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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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造事如造鱼，分为三段：头部较小，也就轻；以下腹部加大；再向下，尾部，成为薄薄的一片。“文化大革命”是诛除异己兼整人的运动，也遵守上帝之法，对于人，起初的看法是，“有些”是坏的，要整治；向下发展必加大，成为，除极个别的人，如发号施令的，以及某一群人，如执行命令的红卫兵，以外，“都”是坏的，更要整治。大致是1966年红8月之后一年多，运动“深入”，表现为打击面扩大，有名，是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实，如我这样的，由演龙套，跟着喊打倒某某某，变质为坏人，靠边站。大概是认为靠边难于形象地显示个性吧，不久就想出新办法，分配清扫院落。人不少，年岁大些的几乎都参加了。分片，我之所得是公主楼前以及其旁的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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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必有新感受，甚至新感想，也就可以说说。排个由轻到重的次序。首先是累不累。这要看是用客观的秤衡量还是用主观的秤衡量。用客观的秤，比如与现在当下写其时的斯文扫地相比，应该说，扫一个小院，清洗一个厕所，总比缀文成篇，求读者赏以慧目时不至皱眉容易。但换为主观的秤就不是这样，比如到秋菊也落英之时，黄叶满地，一遍未扫完又落一些，就觉得不如坐在稿纸前涂抹。总之，此亦臭老九之所以为臭也，多年习惯，以至力小到只能拿小毛锥，或维新，圆珠笔。由此就过渡到其次，对劳动有没有正确的态度。掏心窝子说，是未能“大一统也”，即问理智，尊重（体力）劳动，问感情，希望自己走老路，拿笔，让一贯从事劳动的人去劳动。这应否算作好逸恶劳？如果劳动专指体力劳动，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还是合适的。再其次是曾否感到羞辱。应该说，有一点点，但比零大不了多少。且夫新时代的新花样有罚扫街之类，人皆视为耻辱，己独不然，亦有说乎？曰有，而且可以凑两项。一项是天塌砸众人，早晨，出动一群，为首的并且是原来的党委书记，微末如我，又何耻之有哉。还有项，是由多次运动的锻炼来，还可以分为两小项：一小是确信，想活，就要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另一小是受辱，如喷气式，惯了，依照吾乡某小学生“惯了一样”的人生感悟，也就真可以不当作一回事。最后说说因扫地而想到的一个问题，我是怎么认识的。这问题是劳动究竟光荣还是不光荣。教义说光荣，而且言之成理。可是以之为一种惩罚办法，试想，世俗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为光荣、舒适之事，罚某人，会让他去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吗？可见就是新时代，劳动也只是在教义上光荣，移到人的心里就仍是两千年以前的，曰“劳力者治于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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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院落，依传统是早晨的事。其他时间呢？废物应该利用，坏人也应该利用，于是分配扫地之后不久，就如物价之继续上升，来了新的命令，随着几位临时工，要终日劳动。做什么不一定，比如临时工的工作是抹墙，就跟着抹墙，临时工的工作是挖沟，就跟着挖沟，等等。活儿很杂，但有个共同点，脏而费力。临时工有三位。四十岁以上的二人，只记得一位姓白，一位是回族，一位是蒙族。二十岁以上的一人，姓增，人都叫他小增。这位是满族，不记得听谁说，母亲出身贵族，所谓“格格”，有些积蓄，是“大革命”抄了家才穷困的。他们三位有合有分，如果分，我多半是跟着小增，打下手。这位小增人不坏，惜老，还对知识分子有敬意，一起干活儿，总让我干轻的。我们相处一年多，谈得来，都希望将来情况有变，还能再聚会。是1969年春夏之交吧，全社准备往五七干校，社内的劳动停止，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以后我行踪不定，多在京城以外食息，渐渐也就把他忘了。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间吧，有一次我路过出版社东墙外的大学夹道，在近南口处遇见他，十年不见，谈几句，都有些感慨。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现在，推算他年已过知命，还做临时工，与寡母相依过日子吗？很想能见到他，可惜探寻他的住址也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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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坏人之法，还有个小插曲，可能来自有什么传言，总之是神经有点失常，或装作有点失常，就说要警惕。措施也许只是一端，是防止有反的可能的坏人乱说乱动。设想的妙法是劳动完，留在社里，集中住。于是在集中之数的人人，都遵命，正是夏日，带一点点铺盖之物，住进某一指定的大屋里。人多而语不杂，因为不敢畅所欲言，唯恐言多语失。但难免“躺，在他的背上”之后，面对顶棚，不能梦见周公，就畅所欲思。记得曾想到太平天国的男馆女馆，慨叹“日光之下”真就“并无新事”。还曾想到佛门的共住，比如“结夏”是一种重要修持，就是大家在一起坐禅，如果不精进，口中念般若波罗蜜多而心里想的却是“香囊暗解，罗带轻分”，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波罗夷”（不共住，即赶出去）法的制裁。佛门，罚是不共住，今则变为共住，亦可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了，如何对应？曰，吃谁就听谁的。不确知是什么原因，到昌平参加麦收劳动？阶级斗争暂时休息一会儿？记得共住了一个多月，主管者宣布：“回家去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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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京剧排戏码之法，大轴最后上场，这是进行清队之后，我多次被迫回忆旧事。前面曾言及，我三十岁左右患贫血病，记忆力大损，头脑里的旧事迷离恍惚，而询问则要求丁是丁，卯是卯，回答就成为大难。这所答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自己的，是一再写自传，谁要就交给谁；另一类是写关于别人的，名为材料，交给来外调的。先说自传，解放初期已经写过很详细的，而且经过调查核实。自己扪心自问，所愧者也只是不能如伯夷、叔齐那样清，义不食周粟。而事则很少，还是写，有什么必要呢？这当然不许问，也就只能让写就写。幸而受者未疑为有什么隐瞒，也就没有受到隔离审查的特殊待遇。但既然拿笔，就不得不用时风八股的自怨自艾之法，这就有如电视剧中的奴才，跪而面对老佛爷，一面说一面打自己嘴巴，纵使出于不得已，也够难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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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或说最难的是应付外调。上面说过，依时风，除极个别的人以外，人都成为坏人。调查坏人往事，当然就要追寻那些不光彩的，甚至反的。如果没有呢？依照红卫哲学，那不可能，“既然”是坏人，怎么能不干坏事？问题是坏坏相护，甚至攻守同盟。所以要想办法，使不愿说者不得不说。办法仍是红卫兵一路，用大力压，即轻则申斥、威吓、辱骂，重则责罚（立、低头之类），以至打是也。主要是1968年和1969年，我接待的外调人物不少。情况可以总的说说。只有一次态度好的例外，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来调查曹家琪的思想，不只让我坐下，问话也客客气气。这是把我看作好人。恕我多年之后，到现在才向他道歉，是答他的话都是假的。这也有原因，是我头脑陈腐，未能吸收新时代的新道德，也就没有勇气为掠取“积极”之名而卖友。绝大多数来者是照外调的剧本（闹剧或恶作剧）演戏，一间小屋，他上座，座前有桌，学裘盛戎演《秦香莲》那个气派，即非访问而为审问是也。其下当然没有座，盖低头垂手而立，身恭顺而心战栗，设想才不敢不说实话。发问也几乎是千篇一律，是被调查的人问题如何严重，“你们关系密切”，要坦白，以免罪上加罪云云。问答之间，仍如演戏，还要夹些拍桌子之类。最后言归正传，是要写材料，从速交。演戏，还欣赏过一次大型的。是调查某名人，总是因为“你们关系曾很密切”，场面就成为非一般。小屋变为大屋，气派超过《玉堂春》，那是三个桌，这里扩大为四个。十足的开庭审案的局势，我走入就成为被捕去受审。威吓，拍桌子，辱骂，都加了码。我有些怕，因为不知道来头有多大，甚至担心会被带走。事后才知道，不过是打派仗，希望演一场《四堂会审》，从我这里捞几颗子弹。这使我有时不免于慨叹，像这类事，几个人来自街头巷尾，对另外的人竟可以行使法院的审问之权，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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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要谢天谢地，就是那次超过《玉堂春》的表演，也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即未开打。此外还有得意，颇想说说的。总述是无论如何受压，精神没有失常。因为精神正常，立在堂下答，回到屋里写，就都没有放弃久存于心里的“德”和“理”。如上面说的不卖友，编造假话，就是德做主的一例。其实这一例乃来自一种立身处世的通则，是不只损人不利己，不损人，就是损人可以利己，也不损人。与利和损无关的事，就据己力所能记忆，说实况，无论怎样威吓，不加码。还有两次答话，自认为立于下而理占了上风的，学至上者，也来一次个人迷信，一字不减地记在这里。一次，问：“你说他没加入国民党，你敢担保他绝没加入吗？”答：“不是不敢，是那样说不合事理。我们并未终生在一起，我只能说，就我之所知，他没加入过。”又一次，问：“加入国民党，他自己都承认了，你为什么还不说？”答：“他自己承认了，你还跑这么远找我做什么！”可见装腔弄势并不能遮掩不学无术，苦中作乐，可发一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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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此，回头看看，真是文无定法，竟由扫地说到发笑。还是改为说点严肃的吧，是斯文扫地之后近三十年，狂热变为清醒，我们已经领悟，迫切需要的不是神化某一人，群众在下山呼万岁，而是“精神文明建设”。这种建设，求成，要具备许多条件，其中一个主要的是“人”能够变野蛮为文明。一个文明人也要具备许多条件，单说人与人之间，要能够互相尊重，或更强调自己尊重，换个说法是都把人当作人看。斯文扫地，以及左手拿着望远镜，右手拿着显微镜，披星戴月，跋山涉水，背后搜寻人的劣迹，是不把人当人看。批斗，喷气式，以至打、杀，当然更是这样。不把人当人看，短期的结果是有耻，长期的结果是无耻（要活，只能如此舍）。人而至于无耻，物质文明尚且难保，况精神文明乎！所以有斯文扫地一类事，如果我们不健忘或未装作健忘，就应该先恢复有耻，然后是因有此类事而真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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