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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且说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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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68年初起斯文扫地,不久又加上各种劳动。这样持续约半年,又来了新花样,曰“请罪”。办法是由无罪的一人监督,上班之后和下班之前,有罪之人,总有二三十吧,齐集大门以内,列为两三个队,面北,低头,弯腰,各自背诵自己的请罪辞。辞如旧时代之制艺,格式和字数都有限制。限制字数,是因为要求同时起,大致同时止。格式比制艺文还严格,如“破题”部分要异口同声,都是“我有罪,我有罪”。以下八比部分当然不能不百花齐放,因为罪不同,表达为内容服务,作,就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末尾大结部分又有变化,是可以异辞,意思却要大致相同,都是十恶不赦,希望还能得救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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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请罪,开始之前就送来两种困难,完稿和背诵。可以想见,大难是八比部分,实事求是,监督者将斥为轻描淡写,不服罪;夸大呢,自己为自己加码,心也不能安适。一再斟酌,成篇,呈上,幸而批准,还要念熟,以免上场忘了辞,罪上加罪。然后是挑帘出场,虽然早已彻悟,演这样的(恶作)剧,是因为有不少人以别人受苦为乐(恕我在这里插说一句,这才是值得痛哭流涕的民族悲剧),对应之道只能是,以受辱为无所谓;但那是“理”,至于“情”,尤其门里门外,有不少人围观的时候,努力,也终于不能如《庄子·天道》篇所说:“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自己也这样叫)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还要加一个“尤其”,是推想,听了集体的“我有罪,我有罪”之后,监督的人常常兴犹未尽,就由队里叫出一个,走到队之前,低头,弯腰,单独请罪,这样,连罪友也成为围观者,想做到“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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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样的请罪恶作剧,竟持续了半年出头,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宣布停止。记不清是不是有人说过,就是不可意的事,只要过去时间长了,也像是很值得怀念。如果所谓怀念不包括希望重来,这种高见也可以适用于请罪。且说事后我就曾想,这样的表演也如天之生材,各有其用。请罪的大用是能够最有成效且最快地训练“无耻”。何以说这也是大用?古语有云,“士可杀,不可辱”,如五十年代初,我的一些熟人,自负为士,想不到闭门家中坐,辱从天上来,不能无耻,就三尺白绫,过早地见了上帝。或曰,生而为人,终于不得不见上帝,早晚又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曰的“或”是有说风凉话的瘾,至于风凉话说完,比如不幸而得了病,奔赴医院,是比任何人也不落后的。所以诛心之论,他还是更信奉“天地之大德曰生”。既从《吕氏春秋》,“贵生”矣,如我,由士下降为臭老九,进过无耻训练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到干校接受改造,曾不只一次被批斗,就显示了能适应的优越性,是批斗之时,可以“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批斗之后,吃王福海师傅做的红烧鱼,甚至比平时更加香甜。至此,就真可以大喊一声,“请罪万岁”了吧?因为曾有喊万岁之心,有时回顾其时的匆匆放过,未能谨守而勿失,就不免感到遗憾。所憾还可以成双。一是未能请个好事者,手持照相机,咔嚓一声,为我留个宝贵之影。如果能留下,今日陈之案头,对照“吾日三省吾身”,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不足,更深入地看到三毒(贪、瞋、痴,为一切烦恼之根本)。还有二,是这篇《请罪辞》乃一生涂涂抹抹,用力最多,自信也成就最大的作品,而竟没有留下底稿或文本。如果留下,有机会印文集,使之压卷,推想世间物以稀为贵,一定有不少读者会反复吟诵,一唱三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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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留照片,想留文稿,亦贪也,不好;要改弦更张,谈点平心静气的。文不可离题,又人贵在能自知,所以想先触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究竟有罪无罪。似乎可以痛痛快快答,可是昔年由英国薛知微教授那里学来的分析法闯进来作祟,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更靠前更为根本的问题,何谓“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扯远些,由“罪”和“过”的分别谈起。为简明,宜于取其大略,因为如果加细追究,罪和过就会靠近,甚至合伙。比如《周礼·秋官·大司寇》里就有这样的话,“凡万民之有罪过”,这是罪和过合了伙。又如帝王有时自己也承认有过或后人说他有过,这过可能是错杀了若干人,就成为过越了境。我们这里只取一般用法,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不告不知道,知道之后还高兴(改则可不再有),可见是不严重的。不严重,还来于一种心理的情况,是一般说,非出于有意。不是故意干坏事,做了,如果牵涉到别人,危害轻微,所以,也是一般说,刑法就不管。像这样的过,我有没有呢?可以斩钉截铁答,不只有,而且很多。那么,退一步,能不能希子路之贤,闻,或自己发现,就勇于改,做到“寡其过”呢?像是也做不到。“欲寡其过而未能”,有原因,是庄子说的“天机浅”加后天的修养差。天机,人力无可奈何,修养呢,“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总之是自己确知为“朽木不可雕也”。但生而为人,反个人迷信至于极端也不好吧?那就从众,也吹一下,是还有一点点“自己确知”的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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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说完,转为说罪。问人有罪无罪,就不能不想到基督教的“原罪”(与生俱来的罪)。因为相信生来就有罪,所以有涯之生的头等大事是赎罪,盖棺论定前还要忏悔,求宽恕,以便能够到上帝旁边安坐。这个想法不坏,正如佛门的净土宗,由于多宣“南无阿弥陀佛”佛号,死后可以往生净土,也是想得不坏,因为与我们无信而只有知,知人死如灯灭,相比,显然就像是有奔头。不过有没有奔头是一回事,事物的真相如何是另一回事。佛家相信人生下来就有苦,由常人看,缺点在片面,以常人的生活为证,男本位,有大志者想娶个天仙,有小志者想尝一次大虾,他们是在求乐,多人求,可见人生的旅途中也有乐。相信人生来就有罪就不然,缺点是无根。因为我们可以问,罪,无论缘情还是缘法,都承认是严重的错误行为致成的,尚不能“行为”之时就有罪,这罪只能是外力(上帝?)加诸身的,如果竟是这样,这罪应该还与外力,或竟是应该由上帝负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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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可以撇开宗教,谈常识的所谓罪。可以看看流氓出身的刘邦是怎么理解的,《史记·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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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年十月……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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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称为罪的行为举了三种,杀人,伤人,偷盗,都是使别人受到损害,应该受到惩罚的。与现在的繁杂的法条相比,过于简单,但精神不错。我们无妨笺而疏之,说构成犯罪,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一是出于有意,如医疗事故,不是出于有意,就要看情况另说。二是使别人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害。这个条件隐藏的问题不少。如自杀,已遂是杀人,未遂是伤人,可是受损害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怎么处理?又如偷盗,已下手,可是未能得到什么财物,如何处理?三是如果有刑法,应该是刑法上明白规定算犯罪的。这是防备扩大化,以致民无所措手足。四是受惩罚者用群体的眼看,也承认他或她的行为是犯罪,因而对簿公堂,辩论,理由只是没干这样的事,而不是干这样的事不该受罚。五是所谓受损害,范围不扩大到“人”以外。列此为一个条件,是因为有的宗教,如佛教,是把杀生(诸有情之生)看作犯戒的,犯戒是不是等于犯罪?还会带来这以外的问题,比如杀死国家明令保护的动物算犯罪,就是扩大到人以外。所以在这种地方,也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睁眼,是指手中有枪,不打天鹅,闭眼,是指手中有蝇拍,可以置苍蝇于死地。至此,泛论完,可以转回来问开头就想问的大问题,是依照这样的对于罪的理解,我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当仁不让”,应该说,我无罪,因为一生所作所为,自信没有使别人受到刑法应该过问那样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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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曾说“我有罪,我有罪”,而且时间长到超过半年,应该如何解释?又是“当仁不让”,我不得不说,依照以上对于罪的理解,是强迫人请罪的那些人有罪,因为他们使别人受到严重的损害,纵使主要是精神的。精神属于唯心论,而一滑就到了唯物论,因而很容易就联想到红卫兵的打、杀、抄、赶回老家、扫地出门等等,是不是同样算有罪?用墨子的眼看,“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算有罪;用刘邦的眼看,“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仍是算有罪。用今人的眼看呢?如果有独立且真能执行之“法”,当然应该算有罪,可惜其时只有个人崇拜的狂热而没有法,于是任何损害别人的举动就都可以逍遥法外了。其实这种情况也是自古而然,而且有个名堂,曰“刑不上大夫”,大夫尚且可以有罪而不受罚,况其上之帝王乎?也就本此荒唐之理,早如秦始皇,坑儒四百多,晚如那拉氏老佛爷,把珍妃推到井里,就可以不受“杀人者死”这条法律的管束。岂止不受管束,还可以引用个名堂,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事实是有“不是”而就成为视有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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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不是真无,因而如“我有罪,我有罪”的请罪辞,也未尝不可以废物利用。如何利用?可以用之为引线,深入研究历代的专制暴政之性质,以及其来源或基础。研究,看清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加上有决心改恶从善,于是而将来就不再有请罪以至打、杀、抄家之事,街头巷尾所见都可以称为法治的精神文明,岂不是天大的功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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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刘佛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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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佛谛原名刘旌勇,字义方,天津之西永清县人。他是我的通县师范同学,不同班,可是后来以种种机缘,关系越来越近,成为在艰苦的人生旅途中互相扶持的朋友。总是十年以前了,我写过他,也用这个题目,成篇,收入《负暄琐话》。这里又写他,非喜重复也,是因为他于1969年初寻了短见,追究责任,是“文化大革命”,我追记其时的旧事,不应该漏掉这一场。可是追记,就会碰到写法方面的问题,照抄,纵使是自己的,用读者的眼看也说不过去;走新路吗,经历的事新不了,也不好办。不得已,学上等人物对于自己的过失,有那一篇而装作没有,于是下笔,就可以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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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通县师范,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比我早两年半,可是年岁记得长于我六七岁,他家里不穷(地主),何以未及时上学,没问过他。旧潮新潮,都承认出身会给性格打上烙印。他天资不差,可是这地主家庭的生活加于其身的烙印,我看是,不值得欢迎的不少,值得欢迎的不多。大节是好吃懒做;好吃而常常力不足,也是常常,就表现为顾前不顾后。说他天资不差,可以举两方面的情况为证。一个方面,是文,不论是文言还是白话,造诣都不坏;书法的造诣也相当高,笔画都是逆入平出,苍劲有古意。另一个方面是口才好,并有相声的本领。据说,他一个人坐在屋里可以开教务会议,学校长,学两位主任,学生物教师胡老头等,都很像。人生一世,有成就,专靠天资不成,更多的要靠功力。可是好吃懒做就放弃了功力,因而这位刘兄,至晚由中年算起,就没有什么进益。还有个也许应该算作更严重的影响,是有一点点钱,先顾吃,没有余力交学费,以致几个孩子都没念到中学毕业就失学。但这烙印还有好(或只是值得欣赏)的一面,总的说是重礼。比如他乐观,好开玩笑,对我的妻却一贯是严肃有礼,因为依旧俗,男性对于弟妇是要敬如贵宾的。这严肃的态度还表现在日常小事上,如招待他吃饭,主食为馒头,吃法是,拿一个整的,一分为二,放下一半,一半再一分为二,放下一半,直到已经成为小块块,才拈其一放在嘴里,以求避免张大口咬的不雅。求雅,还应该加说一项品德方面的,是对人厚,尤其对朋友,总是推心置腹,能够急人之所急,或者说,既能共安乐,又能共困苦。共困苦,要多考虑人,少考虑己,就他说,是主要来自天性,不是来自烙印。何以知之?是他有个胞兄刘刚甫,因他的介绍,也曾来北京教书,好吃懒做同,待人则大异,总是多考虑自己的利益,不惜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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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专说佛谛兄:他身上的地主家庭的烙印还有一种,是从小就吃得胖胖的,加以体形粗大,面苍老,在学校就得了个中外合资的外号,老FAT。是四十年代前期,他曾到河北省宁晋县做秘书工作,教书匠改行,不习惯,他想连名字也换一换,是我用谐音法,送他个“佛谛”的雅号。除了这一次,他都是用那个老字号“义方”,在京城内外的小学、中学的驿路上旅行。这是说,生活很少是安定的。毕业之后,不知以何因缘,他到山海关田氏中学(旧军阀田中玉创立)去教书,生活大概不坏,若干年之后,还常常提及吃驴某部位之肉的壮举。不幸是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山海关不能待,逃来北京。其时我上北京大学,在沙滩一带住,这一带是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他也来这里住。我们别三四年重逢,同“穷”相怜,不久就成为围坐小火炉旁同吃炸酱面的相知。这之后的生活,我偏于静,有个可以食息的家。他不只没有家,还未能有个固定的职业。当孩子王,大多是在京城以外,现在还记得的,有塘沽、香河、顺义等地。在北京,在育英中学待了一个时期。有时“处处不养爷”,就回老家,吃最不喜欢吃的院里自种的倭瓜。总之,生活是一贯穷困加颠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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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他到石景山教职工子弟学校。也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以何因由,他把家属从家乡接出来,住在鼓楼前街东方砖厂胡同路北张子成(名有为,多年教育英中学,小有书名)的平房小院的南房里。这位刘大嫂姓田,是我的朋友田聪的本族姑母,也是大户人家出身。语云,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也是没有一点清秀气。由此我还悟出一点道理,是文人笔下所谓小家碧玉,所谓大家闺秀,直到所谓倾国倾城,十之九是在过幻梦之瘾,在现实中是难得找到对证的。且说这位大嫂还不少生产,子女各二。于是显然就带来吃饭问题。办法是男快找工作,女快找婆家。也是语云,天无绝人之路,营谋,挣扎,不仅能够活过来,而且正如张子成的一个精神有点不平稳的幼子所讥评:“他妈的!不是饺子就是馅饼,吃完,嘎吧嘎吧(皮鞋走路声)又石景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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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住在方砖厂的时期(后期他长子结婚,他在石景山租了房,可是不断来城里住),我们成为别难会易。我的住处后海北岸与方砖厂只是鼓楼前的一条大街之隔,我常到他那里闲谈,顺便看看张子成。这位张先生学识不怎么样,可是好写字,自认为临北碑还大有所得。因为好写,近水楼台,就认识一些买卖旧书画的。他也买,可是兴趣主要不在收藏而在得些利。比如买一件何子贞,用了四元,有人给五元,就转让。还有个高风,是来价若干,赚若干,都明说,不夹里藏掖。我到他屋里去,主要是想看看流动于他手里的书画,如果中意而价钱不贵,也就收一些。佛谛兄对书画也不是没有兴趣,可是向来不买,因为兴趣更高的是饺子或馅饼。他到我家里,惯例是周末的晚饭之前,我们在饭桌旁对坐,半杯酒入腹,他记性好,说说笑笑,多及昔年旧事,我总视为冷酷的环境中难得的一点温暖。他在石景山金顶街租住处之后,我和李秀三(他在山海关教书时的同事,也成为我的朋友)结伴,还到他那里盘桓过几次,记得都是晚间到,住一夜,第二天回城里。青年时期的弟兄,半老时得抵掌而谈,抵足而眠,总不免有“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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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慨,就希望,也相信,后半生能够长相聚。想不到又来个运动,而且是中外之史都无前例的。他年超过耳顺,已经退休,初期,就可以不上场充龙套。这是优越的一面。但福不双至,刘大嫂一贯血压高,就在红八月的前一个月,简直像是有意逃避恐怖,一天夜里,血压再加高,至于冲破脑血管,解脱了。剩下刘兄一个人,他胖,筋骨负担重,连自炊自食也感到困难。幸而入城有儿媳下厨房,出城有幼女下厨房,只是寂寞,其他不便还可以忍耐。我们见面的机会少了,原因主要在我这一边,忙碌,难得自主,而且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也就不再有串门的闲情逸致。他有时还住在方砖厂,为我的平安担心,因为担心,反而不敢到我家里来。大致是1967年一整年,我们由有时见到渐变为很少见到;到1968年,我斯文扫地,兼劳动;他呢,清队是不问老不老、退休不退休的,也许有什么风吹草动吧,我们就断了来往。记得是7月2日,我仍依常规,早饭后骑车上班,车到后门桥头,看见他在右侧的石栏旁站着,显然是在等我。我下车,四外看看,行人不多,没有人注意我们。可是我们仍有草木皆兵的感觉,只小声说了几句话。他说他昨天入城,想今天就回去。问我情况如何,我说:“很紧张,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你问题不严重(据我所知,没有国民党的问题),估计不会怎么样。”他说:“那也难说,说严重就严重,说不严重就不严重。”说完,他催我快走。我们都怕“偶语者弃市”,就匆匆未握手而告别,万没想到这就成为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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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一次古文滥调,光阴如白驹过隙,日日劳动、请罪,竟也到了1969年。是2月6日,未加晚班,下班回家。照常吃晚饭,饭后干点杂事,直到入夜,妻才说,义方的长子应鲸曾来,说义方脑溢血,于1月26日去世。因为怕我伤心,饭前没告诉我。我先是有些愕然,接着就想了很多。后门桥一别,以后就没有再见面,是遗憾。刘大嫂作古以后,他困苦的成分增加,沿着同一条路得解脱,也不无好处。大好是就可以不再为不知明天会怎么样而心惊胆战。但主要还是我自顾不暇,知道他有了个结束,有时反而像是比他在世时心里安定些。记不清又过了多少天,可能因为刘兄的小女儿来家里一次,一天晚上,妻又告诉我,上次,怕消息太突然我承受不住,告诉我的死因是假的。他是喝敌敌畏死的。据说是查历史,家乡还有五十亩地在他名下,他虽然没收过租,家中有地,也要赶回老家,他忧虑自己回去不能活,所以寻了短见。他死于新租的一间房,在苹果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大概是怕遗留的衣物不能用,都叠得整整齐齐。死的前几天,他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李秀三,一封给我,未寄,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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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来我就难得心安。恍惚记得苏格拉底说过:“人都说死很痛苦,我没经历过,不知道。”这是哲学家的思索,而且来于逻辑;至于我们常人,就还是相信常见,死是痛苦的,尤其动手的不是天而是人。喝敌敌畏,中毒而死,极度痛苦的时间也许不短吧?每想到这些,对照他苍老的笑脸,幽默的言谈,心中总是很悲伤。也就有感慨,想得更远。总的说,又是有的人自己也有而不愿意人说的人性论。分着说,想只触及与这里有关的两种,弱和劣。《易经·乾卦·象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自强是理想,实际难能才这样说的。自然,难能不是不能,正如身高,也可以超过两米。这是说,到故纸堆,到街头巷尾,我们也会遇见强者。强是超常;至于常人,甚至可以总而言之,是弱者。佛谛兄是常人,所以到紧急关头,就表现为瑟缩,即决心逃避。他一生,在熟人眼里是乐观主义者,到自己设想的将走投无路的时候就放弃乐观主义,也是不强而弱之一证。又佛谛兄作古之后,我的妻,想是出于女本位,说如果刘大嫂还在,他就未必肯寻短见。我同意她的看法,但这就更可以证明刘兄是弱者,因为求依靠(可以一同还乡),舍不得(不忍扔下老伴一个人),正是弱者的表现。我是常人,或者是同“弱”相怜吧,对于佛谛兄的弱,即杀己而不杀人,每次想到,总是既悲伤又钦仰的。再说也是人性一面的“劣”,是表现为杀人而不杀己,或说得更概括些,是以迫害人为乐。整整三十年以前,红卫风起,打、杀、抄家等野蛮残暴的举动遍天下(用古义,四海之内),如果这样干的人数不少于百分之几,甚至十分之几,我们就不应该不想想我们的“民族根性”,而一想,然后揽镜自照,我们还有勇气活下去吗?所以,专从这个角度看,多出些弱者也好,千缺点万缺点,他总不会逼人无路可走,喝敌敌畏。以迫害人为乐,在个人,内是心态,外是行动,可怕是一时的;扩大为根性的劣,就不再是一时的,如果还未感到可怕,或感到而讳疾忌医,就成为更加严重的可怕。如何医?千头万绪,难言也。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以为,这足下就是认知我们的根性还有劣的一面,想减少,甚至变劣为优,很不容易。不容易,这里只好躲开。还是说佛谛兄,他的舍生是出于估计错误,其实,也是依惯例,只要保住命就会等来落实政策,也就还能不是饺子就是馅饼。但死者不可复生,代他后悔也就没有必要。文该结束了,又想到个遗憾,是未能收到他的告别信,写了,究竟说了什么呢?他是敞快人,想不到最后为至交留下这样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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