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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斯文扫地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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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造事如造鱼，分为三段：头部较小，也就轻；以下腹部加大；再向下，尾部，成为薄薄的一片。“文化大革命”是诛除异己兼整人的运动，也遵守上帝之法，对于人，起初的看法是，“有些”是坏的，要整治；向下发展必加大，成为，除极个别的人，如发号施令的，以及某一群人，如执行命令的红卫兵，以外，“都”是坏的，更要整治。大致是1966年红8月之后一年多，运动“深入”，表现为打击面扩大，有名，是要清理阶级队伍，有实，如我这样的，由演龙套，跟着喊打倒某某某，变质为坏人，靠边站。大概是认为靠边难于形象地显示个性吧，不久就想出新办法，分配清扫院落。人不少，年岁大些的几乎都参加了。分片，我之所得是公主楼前以及其旁的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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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活必有新感受，甚至新感想，也就可以说说。排个由轻到重的次序。首先是累不累。这要看是用客观的秤衡量还是用主观的秤衡量。用客观的秤，比如与现在当下写其时的斯文扫地相比，应该说，扫一个小院，清洗一个厕所，总比缀文成篇，求读者赏以慧目时不至皱眉容易。但换为主观的秤就不是这样，比如到秋菊也落英之时，黄叶满地，一遍未扫完又落一些，就觉得不如坐在稿纸前涂抹。总之，此亦臭老九之所以为臭也，多年习惯，以至力小到只能拿小毛锥，或维新，圆珠笔。由此就过渡到其次，对劳动有没有正确的态度。掏心窝子说，是未能“大一统也”，即问理智，尊重（体力）劳动，问感情，希望自己走老路，拿笔，让一贯从事劳动的人去劳动。这应否算作好逸恶劳？如果劳动专指体力劳动，这顶帽子戴在我头上还是合适的。再其次是曾否感到羞辱。应该说，有一点点，但比零大不了多少。且夫新时代的新花样有罚扫街之类，人皆视为耻辱，己独不然，亦有说乎？曰有，而且可以凑两项。一项是天塌砸众人，早晨，出动一群，为首的并且是原来的党委书记，微末如我，又何耻之有哉。还有项，是由多次运动的锻炼来，还可以分为两小项：一小是确信，想活，就要把脸皮揭下来扔到垃圾堆上；另一小是受辱，如喷气式，惯了，依照吾乡某小学生“惯了一样”的人生感悟，也就真可以不当作一回事。最后说说因扫地而想到的一个问题，我是怎么认识的。这问题是劳动究竟光荣还是不光荣。教义说光荣，而且言之成理。可是以之为一种惩罚办法，试想，世俗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为光荣、舒适之事，罚某人，会让他去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吗？可见就是新时代，劳动也只是在教义上光荣，移到人的心里就仍是两千年以前的，曰“劳力者治于人”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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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院落，依传统是早晨的事。其他时间呢？废物应该利用，坏人也应该利用，于是分配扫地之后不久，就如物价之继续上升，来了新的命令，随着几位临时工，要终日劳动。做什么不一定，比如临时工的工作是抹墙，就跟着抹墙，临时工的工作是挖沟，就跟着挖沟，等等。活儿很杂，但有个共同点，脏而费力。临时工有三位。四十岁以上的二人，只记得一位姓白，一位是回族，一位是蒙族。二十岁以上的一人，姓增，人都叫他小增。这位是满族，不记得听谁说，母亲出身贵族，所谓“格格”，有些积蓄，是“大革命”抄了家才穷困的。他们三位有合有分，如果分，我多半是跟着小增，打下手。这位小增人不坏，惜老，还对知识分子有敬意，一起干活儿，总让我干轻的。我们相处一年多，谈得来，都希望将来情况有变，还能再聚会。是1969年春夏之交吧，全社准备往五七干校，社内的劳动停止，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以后我行踪不定，多在京城以外食息，渐渐也就把他忘了。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间吧，有一次我路过出版社东墙外的大学夹道，在近南口处遇见他，十年不见，谈几句，都有些感慨。以后就没有再见到他。现在，推算他年已过知命，还做临时工，与寡母相依过日子吗？很想能见到他，可惜探寻他的住址也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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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坏人之法，还有个小插曲，可能来自有什么传言，总之是神经有点失常，或装作有点失常，就说要警惕。措施也许只是一端，是防止有反的可能的坏人乱说乱动。设想的妙法是劳动完，留在社里，集中住。于是在集中之数的人人，都遵命，正是夏日，带一点点铺盖之物，住进某一指定的大屋里。人多而语不杂，因为不敢畅所欲言，唯恐言多语失。但难免“躺，在他的背上”之后，面对顶棚，不能梦见周公，就畅所欲思。记得曾想到太平天国的男馆女馆，慨叹“日光之下”真就“并无新事”。还曾想到佛门的共住，比如“结夏”是一种重要修持，就是大家在一起坐禅，如果不精进，口中念般若波罗蜜多而心里想的却是“香囊暗解，罗带轻分”，一旦被发现，就要受到“波罗夷”（不共住，即赶出去）法的制裁。佛门，罚是不共住，今则变为共住，亦可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了，如何对应？曰，吃谁就听谁的。不确知是什么原因，到昌平参加麦收劳动？阶级斗争暂时休息一会儿？记得共住了一个多月，主管者宣布：“回家去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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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京剧排戏码之法，大轴最后上场，这是进行清队之后，我多次被迫回忆旧事。前面曾言及，我三十岁左右患贫血病，记忆力大损，头脑里的旧事迷离恍惚，而询问则要求丁是丁，卯是卯，回答就成为大难。这所答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关于自己的，是一再写自传，谁要就交给谁；另一类是写关于别人的，名为材料，交给来外调的。先说自传，解放初期已经写过很详细的，而且经过调查核实。自己扪心自问，所愧者也只是不能如伯夷、叔齐那样清，义不食周粟。而事则很少，还是写，有什么必要呢？这当然不许问，也就只能让写就写。幸而受者未疑为有什么隐瞒，也就没有受到隔离审查的特殊待遇。但既然拿笔，就不得不用时风八股的自怨自艾之法，这就有如电视剧中的奴才，跪而面对老佛爷，一面说一面打自己嘴巴，纵使出于不得已，也够难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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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难或说最难的是应付外调。上面说过，依时风，除极个别的人以外，人都成为坏人。调查坏人往事，当然就要追寻那些不光彩的，甚至反的。如果没有呢？依照红卫哲学，那不可能，“既然”是坏人，怎么能不干坏事？问题是坏坏相护，甚至攻守同盟。所以要想办法，使不愿说者不得不说。办法仍是红卫兵一路，用大力压，即轻则申斥、威吓、辱骂，重则责罚（立、低头之类），以至打是也。主要是1968年和1969年，我接待的外调人物不少。情况可以总的说说。只有一次态度好的例外，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来调查曹家琪的思想，不只让我坐下，问话也客客气气。这是把我看作好人。恕我多年之后，到现在才向他道歉，是答他的话都是假的。这也有原因，是我头脑陈腐，未能吸收新时代的新道德，也就没有勇气为掠取“积极”之名而卖友。绝大多数来者是照外调的剧本（闹剧或恶作剧）演戏，一间小屋，他上座，座前有桌，学裘盛戎演《秦香莲》那个气派，即非访问而为审问是也。其下当然没有座，盖低头垂手而立，身恭顺而心战栗，设想才不敢不说实话。发问也几乎是千篇一律，是被调查的人问题如何严重，“你们关系密切”，要坦白，以免罪上加罪云云。问答之间，仍如演戏，还要夹些拍桌子之类。最后言归正传，是要写材料，从速交。演戏，还欣赏过一次大型的。是调查某名人，总是因为“你们关系曾很密切”，场面就成为非一般。小屋变为大屋，气派超过《玉堂春》，那是三个桌，这里扩大为四个。十足的开庭审案的局势，我走入就成为被捕去受审。威吓，拍桌子，辱骂，都加了码。我有些怕，因为不知道来头有多大，甚至担心会被带走。事后才知道，不过是打派仗，希望演一场《四堂会审》，从我这里捞几颗子弹。这使我有时不免于慨叹，像这类事，几个人来自街头巷尾，对另外的人竟可以行使法院的审问之权，我们置身于其中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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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仍要谢天谢地，就是那次超过《玉堂春》的表演，也还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即未开打。此外还有得意，颇想说说的。总述是无论如何受压，精神没有失常。因为精神正常，立在堂下答，回到屋里写，就都没有放弃久存于心里的“德”和“理”。如上面说的不卖友，编造假话，就是德做主的一例。其实这一例乃来自一种立身处世的通则，是不只损人不利己，不损人，就是损人可以利己，也不损人。与利和损无关的事，就据己力所能记忆，说实况，无论怎样威吓，不加码。还有两次答话，自认为立于下而理占了上风的，学至上者，也来一次个人迷信，一字不减地记在这里。一次，问：“你说他没加入国民党，你敢担保他绝没加入吗？”答：“不是不敢，是那样说不合事理。我们并未终生在一起，我只能说，就我之所知，他没加入过。”又一次，问：“加入国民党，他自己都承认了，你为什么还不说？”答：“他自己承认了，你还跑这么远找我做什么！”可见装腔弄势并不能遮掩不学无术，苦中作乐，可发一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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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此，回头看看，真是文无定法，竟由扫地说到发笑。还是改为说点严肃的吧，是斯文扫地之后近三十年，狂热变为清醒，我们已经领悟，迫切需要的不是神化某一人，群众在下山呼万岁，而是“精神文明建设”。这种建设，求成，要具备许多条件，其中一个主要的是“人”能够变野蛮为文明。一个文明人也要具备许多条件，单说人与人之间，要能够互相尊重，或更强调自己尊重，换个说法是都把人当作人看。斯文扫地，以及左手拿着望远镜，右手拿着显微镜，披星戴月，跋山涉水，背后搜寻人的劣迹，是不把人当人看。批斗，喷气式，以至打、杀，当然更是这样。不把人当人看，短期的结果是有耻，长期的结果是无耻（要活，只能如此舍）。人而至于无耻，物质文明尚且难保，况精神文明乎！所以有斯文扫地一类事，如果我们不健忘或未装作健忘，就应该先恢复有耻，然后是因有此类事而真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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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且说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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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1968年初起斯文扫地，不久又加上各种劳动。这样持续约半年，又来了新花样，曰“请罪”。办法是由无罪的一人监督，上班之后和下班之前，有罪之人，总有二三十吧，齐集大门以内，列为两三个队，面北，低头，弯腰，各自背诵自己的请罪辞。辞如旧时代之制艺，格式和字数都有限制。限制字数，是因为要求同时起，大致同时止。格式比制艺文还严格，如“破题”部分要异口同声，都是“我有罪，我有罪”。以下八比部分当然不能不百花齐放，因为罪不同，表达为内容服务，作，就可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末尾大结部分又有变化，是可以异辞，意思却要大致相同，都是十恶不赦，希望还能得救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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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请罪，开始之前就送来两种困难，完稿和背诵。可以想见，大难是八比部分，实事求是，监督者将斥为轻描淡写，不服罪；夸大呢，自己为自己加码，心也不能安适。一再斟酌，成篇，呈上，幸而批准，还要念熟，以免上场忘了辞，罪上加罪。然后是挑帘出场，虽然早已彻悟，演这样的（恶作）剧，是因为有不少人以别人受苦为乐（恕我在这里插说一句，这才是值得痛哭流涕的民族悲剧），对应之道只能是，以受辱为无所谓；但那是“理”，至于“情”，尤其门里门外，有不少人围观的时候，努力，也终于不能如《庄子·天道》篇所说：“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谓（自己也这样叫）之牛，呼我马也，而谓之马。”还要加一个“尤其”，是推想，听了集体的“我有罪，我有罪”之后，监督的人常常兴犹未尽，就由队里叫出一个，走到队之前，低头，弯腰，单独请罪，这样，连罪友也成为围观者，想做到“呼我牛也，而谓之牛”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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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样的请罪恶作剧，竟持续了半年出头，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宣布停止。记不清是不是有人说过，就是不可意的事，只要过去时间长了，也像是很值得怀念。如果所谓怀念不包括希望重来，这种高见也可以适用于请罪。且说事后我就曾想，这样的表演也如天之生材，各有其用。请罪的大用是能够最有成效且最快地训练“无耻”。何以说这也是大用？古语有云，“士可杀，不可辱”，如五十年代初，我的一些熟人，自负为士，想不到闭门家中坐，辱从天上来，不能无耻，就三尺白绫，过早地见了上帝。或曰，生而为人，终于不得不见上帝，早晚又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曰的“或”是有说风凉话的瘾，至于风凉话说完，比如不幸而得了病，奔赴医院，是比任何人也不落后的。所以诛心之论，他还是更信奉“天地之大德曰生”。既从《吕氏春秋》，“贵生”矣，如我，由士下降为臭老九，进过无耻训练班，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到干校接受改造，曾不只一次被批斗，就显示了能适应的优越性，是批斗之时，可以“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批斗之后，吃王福海师傅做的红烧鱼，甚至比平时更加香甜。至此，就真可以大喊一声，“请罪万岁”了吧？因为曾有喊万岁之心，有时回顾其时的匆匆放过，未能谨守而勿失，就不免感到遗憾。所憾还可以成双。一是未能请个好事者，手持照相机，咔嚓一声，为我留个宝贵之影。如果能留下，今日陈之案头，对照“吾日三省吾身”，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不足，更深入地看到三毒（贪、瞋、痴，为一切烦恼之根本）。还有二，是这篇《请罪辞》乃一生涂涂抹抹，用力最多，自信也成就最大的作品，而竟没有留下底稿或文本。如果留下，有机会印文集，使之压卷，推想世间物以稀为贵，一定有不少读者会反复吟诵，一唱三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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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留照片，想留文稿，亦贪也，不好；要改弦更张，谈点平心静气的。文不可离题，又人贵在能自知，所以想先触及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我究竟有罪无罪。似乎可以痛痛快快答，可是昔年由英国薛知微教授那里学来的分析法闯进来作祟，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更靠前更为根本的问题，何谓“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再扯远些，由“罪”和“过”的分别谈起。为简明，宜于取其大略，因为如果加细追究，罪和过就会靠近，甚至合伙。比如《周礼·秋官·大司寇》里就有这样的话，“凡万民之有罪过”，这是罪和过合了伙。又如帝王有时自己也承认有过或后人说他有过，这过可能是错杀了若干人，就成为过越了境。我们这里只取一般用法，如《孟子·公孙丑上》所说，“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不告不知道，知道之后还高兴（改则可不再有），可见是不严重的。不严重，还来于一种心理的情况，是一般说，非出于有意。不是故意干坏事，做了，如果牵涉到别人，危害轻微，所以，也是一般说，刑法就不管。像这样的过，我有没有呢？可以斩钉截铁答，不只有，而且很多。那么，退一步，能不能希子路之贤，闻，或自己发现，就勇于改，做到“寡其过”呢？像是也做不到。“欲寡其过而未能”，有原因，是庄子说的“天机浅”加后天的修养差。天机，人力无可奈何，修养呢，“今老矣，无能为也已”，总之是自己确知为“朽木不可雕也”。但生而为人，反个人迷信至于极端也不好吧？那就从众，也吹一下，是还有一点点“自己确知”的自知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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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说完，转为说罪。问人有罪无罪，就不能不想到基督教的“原罪”（与生俱来的罪）。因为相信生来就有罪，所以有涯之生的头等大事是赎罪，盖棺论定前还要忏悔，求宽恕，以便能够到上帝旁边安坐。这个想法不坏，正如佛门的净土宗，由于多宣“南无阿弥陀佛”佛号，死后可以往生净土，也是想得不坏，因为与我们无信而只有知，知人死如灯灭，相比，显然就像是有奔头。不过有没有奔头是一回事，事物的真相如何是另一回事。佛家相信人生下来就有苦，由常人看，缺点在片面，以常人的生活为证，男本位，有大志者想娶个天仙，有小志者想尝一次大虾，他们是在求乐，多人求，可见人生的旅途中也有乐。相信人生来就有罪就不然，缺点是无根。因为我们可以问，罪，无论缘情还是缘法，都承认是严重的错误行为致成的，尚不能“行为”之时就有罪，这罪只能是外力（上帝？）加诸身的，如果竟是这样，这罪应该还与外力，或竟是应该由上帝负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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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可以撇开宗教，谈常识的所谓罪。可以看看流氓出身的刘邦是怎么理解的，《史记·高祖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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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元年十月……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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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称为罪的行为举了三种，杀人，伤人，偷盗，都是使别人受到损害，应该受到惩罚的。与现在的繁杂的法条相比，过于简单，但精神不错。我们无妨笺而疏之，说构成犯罪，要具备以下一些条件。一是出于有意，如医疗事故，不是出于有意，就要看情况另说。二是使别人受到比较严重的损害。这个条件隐藏的问题不少。如自杀，已遂是杀人，未遂是伤人，可是受损害的不是别人，是自己，怎么处理？又如偷盗，已下手，可是未能得到什么财物，如何处理？三是如果有刑法，应该是刑法上明白规定算犯罪的。这是防备扩大化，以致民无所措手足。四是受惩罚者用群体的眼看，也承认他或她的行为是犯罪，因而对簿公堂，辩论，理由只是没干这样的事，而不是干这样的事不该受罚。五是所谓受损害，范围不扩大到“人”以外。列此为一个条件，是因为有的宗教，如佛教，是把杀生（诸有情之生）看作犯戒的，犯戒是不是等于犯罪？还会带来这以外的问题，比如杀死国家明令保护的动物算犯罪，就是扩大到人以外。所以在这种地方，也就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睁眼，是指手中有枪，不打天鹅，闭眼，是指手中有蝇拍，可以置苍蝇于死地。至此，泛论完，可以转回来问开头就想问的大问题，是依照这样的对于罪的理解，我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当仁不让”，应该说，我无罪，因为一生所作所为，自信没有使别人受到刑法应该过问那样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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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曾说“我有罪，我有罪”，而且时间长到超过半年，应该如何解释？又是“当仁不让”，我不得不说，依照以上对于罪的理解，是强迫人请罪的那些人有罪，因为他们使别人受到严重的损害，纵使主要是精神的。精神属于唯心论，而一滑就到了唯物论，因而很容易就联想到红卫兵的打、杀、抄、赶回老家、扫地出门等等，是不是同样算有罪？用墨子的眼看，“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算有罪；用刘邦的眼看，“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仍是算有罪。用今人的眼看呢？如果有独立且真能执行之“法”，当然应该算有罪，可惜其时只有个人崇拜的狂热而没有法，于是任何损害别人的举动就都可以逍遥法外了。其实这种情况也是自古而然，而且有个名堂，曰“刑不上大夫”，大夫尚且可以有罪而不受罚，况其上之帝王乎？也就本此荒唐之理，早如秦始皇，坑儒四百多，晚如那拉氏老佛爷，把珍妃推到井里，就可以不受“杀人者死”这条法律的管束。岂止不受管束，还可以引用个名堂，是“天下没有不是的君父”，事实是有“不是”而就成为视有若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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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不是真无，因而如“我有罪，我有罪”的请罪辞，也未尝不可以废物利用。如何利用？可以用之为引线，深入研究历代的专制暴政之性质，以及其来源或基础。研究，看清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加上有决心改恶从善，于是而将来就不再有请罪以至打、杀、抄家之事，街头巷尾所见都可以称为法治的精神文明，岂不是天大的功德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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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刘佛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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