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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真是与佛门有缘，是四年之后，我又写了一本《禅外说禅》。这本书，开头列“缘起”，写了两节，所说是偏于“学”方面的原由；还有“事”方面的原由，这里补说一下。是1986年，曾在语文编辑室工作的田小琳早已到香港去从事出版兼写和讲的事业，一次来信说，有人（中文大学？）约她写“禅与语言艺术”的文章，她不知道如何写，希望我指点一下。我不自量力，给她写个提纲。不久又来信，说还是写不了，希望我动笔，要快，因为已经答应人家，刊出日期临近。原定一篇几千字，我说那说不明白，结果写了两万字。刊出之后，大概真有人看吧，田小琳由出版事业方面考虑，说如果我全面谈谈禅，成一本书，她愿意出版。其前孙玄常兄多次评论我，做文言的编注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不能算自己事业之言犹在耳，我一阵奋发，就决定写一本讲禅的，因为对于顿悟得证涅槃以及自性清净之类的理想我一直未能尽信，所以定名为“禅外”说禅。记得由1987年3月动笔，到1988年4月写完，得二十五六万字。书稿给香港，想不到他们从香港之俗，要多计较锱铢，我不习惯，书稿索回，还是给熟地方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因为中间多有曲折，直到1991年才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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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本禅书，如此写，也有需要说说的。最大块头的当然是“禅外”，外是站在外面看，不是走入禅堂参。何以如此见外？又不得不搬出洋鬼子老师来，那是读弗洛伊德，相信他说的，人同样是充满欲望的动物，——这会有损于自尊心吧，那就改为说，人都是“常人”，在自然的定命之下，有所求，求而不得就感到苦，之后是希望苦变为乐，于是想办法，因为苦的情况多样，而人之性，同之下有异，想的办法也就多样，禅不过是办法之一种，就其来源和所求说，与邻居二大妈心中有气，走上长街，骂一个来回，并没有两样。这样看，我是把铃木大拙之流心目中或只是口中的神秘拉到常识里，其后是看，只能用常识的眼，讲，只能用常识的话。显然，这由坐在禅堂里的人看，从头到尾都是门外汉之言，或干脆称为瞎说。我不想辩解，但无妨表明一下立脚点，是人各有见，我不过言己之所信而已。其次是讲禅之前，还讲了些有关佛法和佛教的常识，这是因为我多年在出版社，做普及工作惯了，估计读者有不少是不熟悉佛教和佛学的，多费几页纸，这类的读者如果所需不多，就可以不必再找介绍佛教知识的书看。其三是还可以诉诉苦或表表功，是纵使用科学常识的眼看，关于禅，有些还是很难讲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禅悟，或说参禅的所求或所得。严格说，这只能体现（如果有）于得悟之人的感知中，而，借用禅师的口头禅，“不可说，不可说”。可是讲禅又不能不说，所以就辟了“禅悟的所求”一章，尽己力之所能，学盲人摸象，或说猜谜，总算是未逃避，讲了。另一个方面是求禅悟的一种常用的方法，机锋，如赵州和尚的“庭前柏树子”，长沙景岑禅师的“东家做驴，西家做马”，究竟是什么意思？能起什么作用？当谜猜也困难，可是又不能不讲，情况也是未躲避，讲了。至于讲得怎么样，我无力评定，所能说的也只是尽己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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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谈写与佛教有关的书，竟一而再，好像我是甘心投身佛门了，还能称为杂吗？所以要解释一下，这一而再，都是路遇性质，并非如王子猷之雪夜访戴。再有，专说写，我也并非总是出入佛门，记得还是四十年代，曾为某期刊写介绍儒学的文章，共得十篇，标题为《儒道管窥》。一跳到八十年代晚期，胆量随年岁增大，曾想效古人读书札记之颦，以《庄子》之文为主线，写自己的发而挥之的观感，主要是谈人生，或可积为一个本本，名《参庄偶得》，至今虽未能兑现，也无妨学习有高位者，亮出理想，虽未能或不能实现，只是一亮，就值得人称颂，己飘飘然吧？此外，说到杂，像是还可以把办公桌上的工作包括在内，那就各种性质的都可能有，因为分量重，时间长，从而记得清楚的计有审改《历代绝句选》和《小学生字典》等。零碎涂抹的笔下就更加五花八门，只举一例，是1991年，看到启功先生的力作《说八股》，我见猎心喜，就尾随其后，写了一篇《〈说八股〉补微》，篇幅大致同于万言书。八股是有些遗老（也许还有一些遗少？）念念不忘的国粹，且夫国粹，亦成双成对者也，有的人联想力强，也许就先则意一跃继而问：“你还想写女人的小脚？”答曰：“也没什么不可以，只是因为天津大冯（骥才）写了，我暂且歇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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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说来说去，由禅到八股，都还没有跳出文的范围，称为杂学勉强，扩大为杂家，就远远不够了吧？所以还要凑点别的，以求所罗列能与题目相应。而居然就找到两种，确是文以外的。这是书法和砚，乃多年所好，至少是耗时间不算少；所得呢，别人吹捧的不能算，自己评定，仍是半瓶醋。关于书法，半瓶醋是能说几句，至于写就不能成字。这情况，前几年曾写一篇小文，曰《学书不成》，挖掘不成的原因，是一，无才（左撇子是火上加油），天所定，只能认命；二是功力很差，退笔不只不能成冢，简直装不满一茶杯。但究竟还是能说几句，而说与吹牛为近邻，干脆就吹几句。主要是“自认为”“大致”能够分辨好坏，或具体说，能够透过外形看出有没有筋骨，有是好，没有是以花架子唬人。这有没有筋骨还是鉴定名迹真伪的重要依据。——不好，嘴一滑竟扯到鉴定，不能不想到我尊之为上人的启功先生，惭愧惭愧。但回顾，在这方面还真是写了一些文章，总是自己觉得还是略有所知吧。再说砚，也是有兴趣看看，或至多用墨磨磨，而非研究。但有兴趣加时间长，也就会有所得。有所得，纵使少，仍是有，而有些人，年轻，所喜爱学老朽，而所知竟是零，于是看到我这半瓶醋的就颂扬为专家，而且不到此为止，比如买了新砚，就拿来让评定好用不好用，得了旧砚，有款识，就拿来让鉴定真假。我据所知陈述，总是有时也会说对了吧，于是而在有些惯于耳食的诸君的心目中就真成为砚的专家了。是想顺水推舟吗？不知道，总之就真写了一些谈砚的文章，如《砚田漫步》之类，这是略有所知，不珍秘。可是有人约写谈砚的书就谢绝了，这是实事求是，不愿把鸴鸠说成大鹏。书法，半瓶醋，砚，同样半瓶醋，但半瓶而有两种，立于杂的文之外，有人称为杂家，也就可以安然受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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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想追究一下，杂有没有什么优缺点。有缺点，前面已经说过，是难得专而精。其实古人早已说过，而且更深入，那是《汉书·艺文志》评论杂家的话：“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无所归心，大概就是我说的不能“终于信仰”，可叹！优点呢，要声明，是我觉得，不只不少，而且不轻。专由读书方面立论，多少年来，我一直认为，应该尽量杂，不要总是小说，或稍扩大，总是文学。说得再具体些，应该也念点初接触未必有兴趣，如各门类的科学常识之类，或更发狠心，念念科学理论、知识论之类。这有什么好处呢？仍是我觉得，比如你有了些心理学（包括精神分析）的知识，你就不会再信“天纵之圣”一类的鬼话，有了些因果规律的知识，就不会相信手捧一本《易经》，就能预知吉凶祸福。实际是与郑板桥的牢骚话“难得糊涂”相反，为了活得平安合理，无知总不如有所知。这样说，对于杂，我是纵使有大失而不悔了？想了想，只能说，过去的事总是定了，由它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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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试论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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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近年来我率尔操觚，积字成句，成篇，居然印成一些本本，其中只有主要写怀念的“负暄三种”和谈人生问题的《顺生论》是没有外来机缘，自己想写的；或者不避吹牛之嫌，引《庄子·天下》篇的话来壮壮门面，说其化意为文也，确是近于“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但这两种又大有分别：前者是篱下闲谈，无论所谈是人，或地，或事，我表示怀念，可以说都是自己的私事，听者（假定旨听）认为值得也罢，不值得也罢，无妨都看作“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谈人生就不同，无论如何委婉，总要走说教的路，即向人表明，立身处世，应该如何如何，至少是最好如何如何，这显然就是自以为是，甚至自以为高，真是太狂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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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妄来于“不可以已”；想不管狂妄不狂妄，单说不可以已的情况。这在前面也已经说过，主要是两点。其一，来由至今说不清楚，是大学毕业前后，忽然有了想明白人生是怎么回事、怎样活才好的相当强烈的求知欲。其二，欲之后必随来“求”，于是在治学方面就转了方向，改为钻研哲学，尤其人生哲学。总有十几年吧，读了一些书，多数是西方的（本土的，包括来自印度的，已略有所知），想了一些问题，大多是古今哲人思考过的。所得呢？可以说不多，因为未能如上至（各种教的）教主、下至信徒自信的那样悟了道；也可以说不少，因为，至少是对于有关人生的问题，比前些年有了较多的了解，具体说是，知道某些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无力解答，其下许多零零碎碎的问题，或则不难解答，或则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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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较多的了解”，当仁不让，是自信有所知，也化为具体，是对于怎样活才好，有了比较明确的想法，包括应如何如何、不应如何如何的理论根据。老习惯，有所想，尤其有所信，就愿意形于言，或进一步，形于文，让己身以外的人听听，看看。可是，在“思想改造”的乌云压在一切肯思肯想的人的头上的时代，我这自知非正统甚至异教的思想，何况还是关于人生的，当然不敢形于言，形于文，而且不只此也，还要装作没有想过这类问题，也就没有在读书方面“攻乎异端”，因而也就没有可以称为自己的未必合于时宜的想法。这类的伪装不很难，不过是古人说的“良贾深藏若虚”。也有难，是不少来自威权的想法和行事，与自己之所信背道而驰，自己要装作信受，可是与信徒相比，就有如蹩脚的演员，虽努力而终归演得不像。能力所限，或事实不过如此，也就只能安于人己都不可意，往下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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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五十年代，中期？晚期？外，不能形于言、形于文，以求入他人之耳之目的形势未变，可是内，天命所定“有话想说”的根性忽而发荣滋长，逆，无力，又不想用简捷式，如希腊神话所说，跑到河边，俯身面对流水，说国王头上生有驴耳云云，于是终于决定，拿起笔写，成篇之后“只可自怡悦”，然后“藏之名山”。依思路的次序，先写人生问题的哲理部分（即成书之后第一分的“天心”部分），因为“存在”“天道”一类内容与现实距离远，违碍的可能性小些，就是闭门只图自怡悦，也就胆量大些。用多长时间，不记得了，大概写了八九个题目吧（成书之后是十二个），究竟只是自怡悦，兴趣不很大，截止，未能藏之名山，就塞在一个旧书包里。因为生活少余裕，自怡悦的闲情很少，也就没有再看，时间稍长就把它忘了。是“文化大革命”使我又想到它，不少书，唯恐红卫英雄判定为“反”，或扔或烧，出于他人之手的尚且如此，况自己手写，讲人生的白纸黑字乎？为了避免可能的生命危险，赶紧找出来，用火攻之法，使之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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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六七年之后，我由干校放还，夏秋之际到家乡去斗室面壁，却迎来过多的闲。语云，闲情难忍，还要加上旧习难改，这旧习是眼前有书，手中有笔，单说手，就想写点什么。当然不是想发表，即写，就又是只能自怡悦，其后还会有藏之名山吧，于是“大革命”开始时灰飞烟灭的几篇谈人生的文稿真就死灰复燃。“复”燃，走老路，时、地不同，具体说是或野外拾粪归来，或吃完自做炸酱面并小睡之后，独坐在无“记”的“西厢”，仍是由“存在”起，以下“生命”“鬼神”等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写下去。后来检查，是连带“天道”“命运”“快乐”“出世”“本性”“节制”，一共写了九个题目，单看篇数也是功亏一篑，因为自知必不能问世，也就未感到有什么遗憾，仍旧放在那个曾经容纳此内容的旧书包里。这是二稿，乡居时所写，留有乡居时的痕迹，即“生命”一题开头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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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有一只母羊，下午生了两个小羊。小羊落地之后，瘸瘸拐拐地挣扎了几分钟，就立起来，钻到母羊腹下，去找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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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纪实，所谓邻居，有名（暂男本位，玉民）有姓（石），则小羊出生也就真是亲眼所见。亲见会有什么价值吗？也只是使我想到“生命”，感慨更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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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双料的未完之稿（就全书说未完，就哲理部分说仍是未完）在书包里酣睡了十年有余，其间外面的大环境经历了罕见的变化，主要是人亡政息加改革开放。用知识分子的眼看，最值得重视的变化是，由原来的不许有自己的思想变为可以自己想想，由原来的不许表达自己的思想变为可以适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换句话说是，有所思，有所见，只要不是明显地表现为反的，形于言，形于文，就不再有加冠，发往北大荒或投入监狱的危险。对于书生之流，这可以说说、可以写点有诱惑力，我不能例外，所以走入八十年代，尤其中期及其后，就写了些自己认为还可以算作温柔敦厚的。但也知道，如果移前二三十年，就是如此温文尔雅，也会招来灭顶之灾，因为里面终归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与读宝书的体会或说“万岁体”不是一路。非万岁体也可以爬上报刊版面，并进而印成书本，对于书生之流，就如运动员之得服兴奋剂，上场，像是还有余力可以发挥。向哪里发而挥之呢？也许真要藏之名山？或者竟未深思，就把未完稿从书包里找出来，决定补写，完成《顺生论》的哲理部分。其时是1988年的夏日，断断续续写了《利他》《不朽》《增补》三个题目，并入早已写成的九个题目，合为十二个题目，就成为1992年全书完成后的第一分，“天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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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变为完整，心里感到小小的安然，但沉吟一下，还是放在书包里。因为照预计，第二部分要写“社会”，且夫社会，如何组织，如何管理，以及有问题如何解决，我的想法未必与宝书上所讲以及至上之所言所行相合，或竟是多有不合，纵使我有兴致并有胆量写出来，也必没有地方肯印，至于藏之名山云云，不过是太史公的无可奈何的自慰，实际则是，至晚由马、班起，直到目前舞文弄墨的诸公诸婆止，动笔而确知必不能问世，一定就劲头儿不大，吾从众，也因为还有别的事可做，这想写的“论”论了一段，就又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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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放，差不多经历了三年，查日记，是1991年4月7日、8日，这本多年想写的书才可以说是正式动手写。7日的日记说：“看已写成之顺生论第一分天心部分十二篇。”8日的日记说：“写顺生论社会部分第一篇《群体》，两千余字，一日完。”校完旧的，继续写新的，可见真是如先进人物所常喊，“下定决心”了。何以会由劲头儿不大变为下定决心？想了想原因，或者可以说是三面夹攻吧。第一个方面是大环境的改革开放向广处深处发展，虽无明文规定，事实却表现为，对于个人私见，已经不再是一律用权势压，而是变为含有不很少的容忍成分。第二个方面是有一些相知，觉得我的这方面的所知来于多年的读与思，至少有参考价值，不写，余年无几，一旦晏“步”（因无“驾”），随着遗体火化，未免可惜，我听了，一阵忘其所以，觉得也有些道理。第三个方面是自己被改革开放之风吹时间长了，心里乐观的成分增加，有时甚至想，也许能问世，就是暂不能，写成总比没有好，还是立即动笔吧。之后就真的动了笔。可是速度不快，主要是杂事多，不能连续拿笔，以社会部分的开头为例，第二个题目“组织”，是写完“群体”之后一周才动笔的。就这样走走停停，社会部分和己身部分，共题目四十有八，将近二十万字，费时一年零一个月，即到1992年5月，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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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的过程中的甘苦，像是也有值得说说的。人生，在有生的人的身边，想离也离不开，可是想抓住它，并进一步说说，它就轻则表现为千头万绪，重则表现为恍兮惚兮，而写，就必须使千头万绪变为有头有绪，恍兮惚兮变为有物有象。这不容易，所以就成为苦。还有一苦，来于有些意思不好直言，因为自知不合时宜。不能入时，理论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修改意思，使之入时；另一条路是意思保留原样，据实陈述，不管入时不入时。移到实际，则两条路都难通，因为，放弃原意，写就没有必要；想什么就说什么，以老子骑牛西行为喻，过关就困难了。要在两难的夹缝中挤出一条路。幸而我们的祖先早已有从夹缝中挤过来的经历，并且想出妙法，是换个不刺耳的说法。如当权的老太太不愿意听“死”字，可以改为说“山陵崩”；李三郎玩女人误正事，直说唐朝君主不合适，可以改为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吃祖先也是祖先所传，我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照方吃药，用“换个不刺耳的说法”之法写我的意见。也举例以明之。有小换，如“政治”，多年来喊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突出政治等等，直说，过于敏感，就到《礼记·大学》篇那里去乞讨，拿来“治国平天下”，简化为“治平之道”，听，不刺耳了，看，不刺目了。还有大换，这要多说几句。比如讲治平，我不赞成完全信任英明，小民早请示、晚汇报以等待幸福的办法，理由可以凑一大车，可是直说，就难于不触及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和实况，这必不合时宜，而又不能不说，不得已，只好仍是到古人那里去乞讨，而就从孔、孟那里讨来个“王道”，从多方面论证那种幻想不可通，时不同，理则一，我自己认为也可以算是说明白了。但终是心中有苦，表现于字面就成为不明朗。这里提一下，希望能够得到大度君子的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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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刺耳绕大弯子，目的很明显，是能够刊印问世。还真就有人找上门，说愿意接受出版。那是熟主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印了我四本。但是这一本，我不骗主顾，告诉他们，内容与谈闲话、谈禅不同，让他们先拿去看看，印不印以后再说。拿去，看了，果然有老成持重的表示迟疑。我听到反映，立刻把书稿要回来，交给打过招呼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他们看了，大概认为，关于人生之道，无妨各言其所信吧，没提什么疑问，印了，于1994年年初出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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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多年想写而没有信心能出版的书得问世，我当然很高兴。因为高兴，想再说几句兴之所至的话。还是说治平之道，专就其中的思而言说，处理的态度，有对立的两条路：一条，只许至上一个人思，二个人言，其他千千万万人只能信受奉行；另一条路，人人可以思，并言己之所信，不知道别人怎样想，我是坚信后一条路好，因为消极方面，可以减少铸成大错的危险，积极方面，必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发荣滋长。至此，无妨再说一句大话，是回顾平生，我写《顺生论》以及一些有些人看到未必愉快的文章，费力，心苦，所为何来？也只是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未能忘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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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予岂好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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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之有大志者，常以希圣希贤自勉，我无志，或无大志，一贯甘居下游（非下流也），至多是中游，也知道圣贤多有值得效法之处，可是自知天机过浅（庄子语），不敢希。但是，也是圣贤所说，“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上》），我想也无妨立“一”次志，不能大举，只是拉一句话为文题，以表示我虽然不能上游，有时坐井，还是忍不住往上望望的。接着说这一句话，来于《孟子·滕文公下》篇，为了省自己的口舌，多抄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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