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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禹，周公，孔子）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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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了，还要断章取义，断是舍去“承三圣”之类的高攀话，然后就可以取，干脆变为直说自己的，是有时有所见，有所闻，颇不以为然，就禁不住拿起笔，发点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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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近些年，我率尔操觚，有时也写些议论性质的，包括零零碎碎，一般称为杂感的。写这类性质的文章，有因缘，而且不少。可以分为内外两类，以远交近攻为序，先说外。首先是大环境，上一篇也曾言及，已经由一言堂变为适度的容忍，如果没有这样的变，歌颂，还担心不得体，祸从天上来，况看到什么，觉得不顺眼，发点牢骚乎？大环境之下有小环境，或说机遇吧，这所谓机遇是指牢骚形诸文字，爬上报刊版面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机会，有牢骚，写在稿纸上，也就只能在案头卧着。而说起这机会，就不能不话长。是1986年晚期我的拙作《负暄琐话》出版之后，谷林先生在《读书》（1987年6月号）发表一篇评介文章，因为我在小引中说到“逝者如斯”，他就根据《赤壁赋》顺流而下，标题为《而未尝往也》，说了些奖掖的话。好话多说惊动了特级书迷赵丽雅（其时任《读书》编辑），到书店书摊去求，不得，为得虎子，急着入虎穴，写信给负责出版此书的孙秉德，居然讨来一本，还想臭豆腐浮面加一两滴麻油，写信问我，能不能给签个名。字恭整清秀，有筋骨，署名“赵永晖”。我受宠若惊，立即复信，表示理当遵命。记得是1987年10月19日，她来了，我见到，一惊，迸出第一句话，竟是“原来你是女的！”此后我们交往很多，相互理解日深，她帮助我也很多，我难以为报，只是在笔锋撒野之际，说她“就是今代的柳如是”，以表示钦慕，可是接着还说了一句感到美中不足的话，是“脚太大”。一野马跑得太远了，赶紧改为言归正传，是借了她的光，我的不三不四的文章进了《读书》。且夫《读书》，以商店为喻，马聚源（头上）、内联升（脚下）之类老而正经之字号也，我的拙文能够登上其货架，于是有些惯于耳食的读者以及编辑大人就以为文真就可传，写文之人呢，随着也就增加了身价。商业意识，身价增必引来（由利己的角度看）善果，表现为两种场面：我写，送货上门，很少吃闭门羹；我不写，或来信，甚至来人，表示版面留有空地，恭候我去填充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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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因缘之属于内（触景生情，景属于外，为方便，合并在这里说）的，即应该由自己负责的种种。也排个次序，由有的人听到就皱眉的人性论说起。我上不能投靠《诗》三百，“不识不知，顺帝（天帝）之则”，中不能投靠《庄子》，知道“知道（“朝闻道”之道）易，勿言难”，而不能勉为其难，勿言，除非置身于伟大的祸从口出时代，为保命，装作“口不能道辞”。其次是治学的经历，这已经说过多少次，是曾经面对人生，如相看佳人，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看看，看就有所见，而有见一滑，就难免变为有意见。再其次是，对于有些现象，虽然嘴里常常表现为绝了望，而深追到心，则仍是希望坏的能够变好，好的变为更好。这有更深的根源，是对于自己出于其中的人群（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能不爱。爱是总纲，其下有目，或表现为不满，或表现为憎恨，甚至表现为咒骂，而究其本意，不过是恨铁不成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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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说恨铁不成钢的具体情况，以证真有所谓“予不得已也”的心境，所以才写了些议论性质的文章。情况和心境都多而杂，大题，只能用举例之法小做。想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知见的，另一类是关于时风的，还有一类是关于权与利的。先说第一类，是我看到一些现象，感到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表面看有文化，实际却所知甚少，以致在许多大关节上表现为愚昧，心里就不能安然，不平则鸣，也就写了些板着面孔近于说教的。举其中的两篇为例。一篇是《何须蜀道问君平》，反对迷信《易经》、迷信占卜等等的。《易经》（指卦爻辞，不包括十翼）是三四千年前周民族中专业占卦的人的工作手册，我们生于牛顿、爱因斯坦等人之后，不通因果规律方面的知识，也不知道学因果规律方面的知识，而把几千年前占卦的人的手册供在案头，想从“见龙在天”“亢龙有悔”一类模糊语言中推出明天会不会降雨，明年会不会发，如此愚昧，也太可怜了。另一篇是《月是异邦明》，反对歌颂清官的。官，清当然比赃好，何以不赞成歌颂？是因为，那是不民主、非法治的专制制度之下的产物，小民不能做主，平安和幸福毫无保障，万不得已，才希望头上有个略有良心、大致能够维持公道的父母官。所以幸而遇见一个，歌颂，就等于默认专制制度为合理，官不清，就仍低头忍，也是太可怜了。人，愚昧，可怜，可怜过多就成为可怕。可是，我们睁眼看看，侧耳听听，迷信占卜，歌颂清官，仍是随处可见，想到情势也许竟是每况愈下，“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在稿纸或版面上叫喊几句又有什么用呢？“予不得已也”也是颇为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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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另一类，有关时风的。这是指近年来大为流行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要略加解释。无论由人生之道还是由治平之道方面看，都得承认富比贫好，乐比苦好。时风的拜金主义不是泛泛的富比贫好，而是钱至上；享乐主义也不是泛泛的乐比苦好，而是用全力追求肉体（假定可以把生活分为精神和肉体各半）欲望的满足。两种主义混合，成为引导人舍命扑向前的荣誉观念，就是：什么最光彩？有钱；有钱应该怎么花？享乐。衡量价值（一切人的和事的）的标准，不管在各种冠冕的地方怎么说，事实上成为单一的，怀揣十万，比一万的价值高十倍，百万的高百倍，千万的高千倍，其余可以类推。而钱，靠男耕女织，是不容易积少为多的，因而就不得不开辟新路。花样繁多，以力的自小而大排次序，欺骗（包括制造各种伪劣，用广告夸大，甚至无中生有）是一条路；力加大，成为偷盗一条路；再加大，成为抢劫一条路；更加大，就升了天，成为卖权一条路。总括而言之就成为，至少是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人，“无所不为”。这情况的危险，两千多年前的孟老夫子早已看到，那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我，说句不自馁的话，看到，感到痛心，所以有时忍不住，就也写一些，挤入有些报刊的角落里。自知必无用，而仍拿笔，也是出于“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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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最后一类，有关权与利的。古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推想都是想到权，不敢碰，才这样吞吞吐吐，表明谦退谨慎的态度的。余何人哉，而想于古人之外，另辟蹊径吗？曰不敢。可是有时，有些现象，你不想看而送入目，你不想听而送入耳，如全国一年用公款吃喝超过千亿，而许多小学教师领不到工资，不少比七品芝麻官小好多的人物，因为权太大，说了算，一贪就是百八十万，屡禁不止之类，也实在使人烦心，情动于中，不形于言感到憋得慌，也就写些零零碎碎的，发表了。有的力争上游的人物也许感到不满，因而说：“你说比七品小好多，七品以上，甚至红顶花翎的，你还敢说吗？”曰，我昔年读《诗》，由《大雅》中讨来个护身符，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后长佩于身，就真见了奇效，是至今还健在，并能啃烤白薯，受益，效古人一饭之恩不敢忘，也就不想也来个改革开放，指大户之名、道大户之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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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算作不痛不痒吧，总是写了些可以称为发点小牢骚的文章。不是积“稿”盈尺，是积上有自己之文的报刊一大摞。书生本色，“文章是自己的好”，字数能够充满本本，就愿意编排一下，然后进谒有些面善的有出书之权的编辑大人，作揖打拱，以求能够点头，或拍板，然后是经过不少曲折，终于得与读者见面。改为务实说，是把散见于报刊上的单篇文章，可以称为议论的，可以称为杂感的，以及述说点私见，可以勉强算作杂感的，都找出来，由徐秀珊女士协助，分作两堆：内容分量较重和（或“或”）篇幅较长的入第一堆，反之入第二堆。两堆中都可以找出几篇“代表作”（恕我自吹自擂），第一堆的可以称为议论，即称全堆为《横（读去声）议集》（语出《孟子》“处士横议”）；第二堆的可以称为杂感，即标全堆为《说梦楼谈屑》，屑者，鸡毛蒜皮之类也。找出版社，没有费大力，《横议集》给经济管理出版社，于1995年年底出版；《说梦楼谈屑》给北京出版社，于1996年年初出版。书，出了，总会有人看，看后会有什么感觉呢？不知道；至于我自己，稍可自慰的只是没有走西方某哲学家的路，比歌颂更上一层楼，承认“凡是实然的都是应然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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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自知乎？自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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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样一个题目，是想说说，到九十年代中期，我未能行庄子所说，“佚我以老”之道，仍于吃喝拉撒睡之余，拿笔，或写或编，而所写所编之中，竟出现这样两种：《张中行自述文录》和《流年碎影》。前者是所编，包括上下两卷，上卷《写真集》，收自己直接写自己思想的；下卷《留梦集》，收自己直接写自己感情的。后者是所写，用大话说是自传性质，用中话说是回想录性质，且不管大小，总之是述说自己的经历。写真，留梦，经历，都没有离开表白自己，何以如此不自量？说来又不能不话长。由泛论起。且夫人，几乎是百分之百，自知最难，自信最容易。举古的非常之人，唱别姬的楚霸王，垓下被围，四面皆楚歌，“自度不能脱”，还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这是过于自信。举今的非非常之人，志于学与而立之间的，领其带而不自以为才子，高其跟而不自以为佳人，盖有之矣，吾未之见也。这是过于不自知。我同样是常人，也就同样必患有过于不自知、过于自信的遗传病或流行病，有病，要治疗，哪里去找特效药呢？想用自我招供之法试试，招供，可以夹说一点点“我无罪”，但主要还是如“大革命”中之面对至上，说“我有罪”，自己承认有罪，就可以只留自知、赶走自信了吧？我希望能够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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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非泛泛的。八十年代，我写了些文章，并编印了一些书，文，不管上报刊还是入书本，总会入有些人之目，而入，比喻为出前门，有的奔往珠宝市的花汉冲，买香粉，有的奔往厂东门的王致和，买臭豆腐，这就可见，积字成篇，香也罢，臭也罢，总会有人喊几声好，变为指实说，是我的不三不四之文，不只换来稿酬，还间或传来写得不坏的声音。其间或其后，还出现火上加油的情况，是九十年代初期，先来信，接着来人，我交了个很年轻的朋友靳飞，此人的活动能力与年龄成反比，而且惯于起哄，特别喜爱为他赏识的人吹牛。如王宝钏之掷彩球，砸在我头上，之后他见熟人，吹，熟人有不少是编报刊的，于是场地扩大到版面，仍是吹，熟人还有些是在电台或电视台上班的，于是场地更扩大，到电的什么，仍是吹。夫吹，亦如流行歌曲，有传染力，于是有些不姓靳的，也就随着飞，耍笔杆的，写印象记，拿剪刀糨糊的，登印象记，真是热闹得不亦乐乎。我是当事者，常常见到这类吹文，有什么感想呢？语云，官不打送礼的，何况我是小民，当然要感激盛情，但感激完了，就忍不住要说几句，总而言之吧，都是吃过糖瓜的灶王老爷一路，好话说得太多，多就难免言过其实。实是什么情况？我自省之后还是认为，文，尤其为人，纵使不是毫无足取，也是缺点决不比优点少。别人有兴趣，写我，我欢迎，至少是尊重他（或她）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但总是希望能够实事求是，也不少写缺点。这，像是没什么困难吧？其实不然，也许为写印象必好好好的时风（甚至文律）所囿，是时间拉长，见的篇数增多，还是没有优缺点平分天下的。不得已，想变守株待兔之法为缘木求鱼，不久前《写真集》编完，应该由编者范锦荣女士写编后记，我以为她对我有较多而且深的了解，就希望她借此良机，一反常例，多写缺点，至少是兼写缺点。郑重地向她提出此要求，想不到她未假思索就回了一句：“我不写。”最后的一点希望破灭，就更坚定了我编印自述文录的决心，其意若曰：别人写，意在成人之美，就不免失实，至少是片面，既然还有人愿意了解我的本相，那就还是由我自己招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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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这自述文录上下卷，成书问世是经过一些曲折的。是1993年或1994年吧，有一次同范锦荣女士闲谈，曾说到这个设想，只是一本，收写心的，或交处于娘家地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希望由她选编。她同意，可是我们都忙，说过就置之脑后了。这回记得清，是1994年中期，一阵深情动于中，就由徐秀珊女士协助，把言情的一些篇集到一起，标名《留梦集》，送给一个熟人出版。名留梦，可见其中都是我视为梦的，即我的生活的情的一面。“人心惟危”，不简单，即以我而言，就还有“理”（或说思）的一面。是1995年的年尾，忽而灵机一动，由偏而想到全，很快就决定编自述文录，上卷收自己写自己思想的，由范锦荣女士负责；下卷收自己写自己感情的，利用已成书的《留梦集》，略调整补充，仍由徐秀珊女士负责。全书于1996年夏日编成，交作家出版社排印，问世恐怕要在199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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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想必有或曰，写自己之文出版，多到两卷，非露才扬己而何？我的想法，这要看从什么角度看。用街头巷尾的名利的眼睛看，可以说确是有这样的一面，因为涂抹能够印成本本，就既可以拿稿酬，又可以作为评高级职称的资本。此外，说不定还可以混一顶作家的帽子。至于退入自己的蜗居，尤其月暗星明之夜，面对屋漏，前思后想，情况就会成为另一种。就“写真”说，我自己看，大的方面，轻些说是攻乎异端，重些说是成为异教。我们知道，有文献可征的任何时代，多数人的心所向是子曰诗云，异端或异教，离子曰诗云远，其为不能入流就成为必然的。大之下还有零零碎碎，如看佳人，总是嫌唇太红、跟太高之类，就不只是不能入流，简直是落伍了。再说“留梦”，收的文字不少，性质却单纯，无非是爱这个，爱那个，舍不得这个，舍不得那个。所以名为“梦”，梦者，如“庄周梦为蝴蝶”，曾经“栩栩然”，可是事过境迁，只能存于记忆中，或竟至思而念之而并未入梦，总之都是可怜的。如果提高到用“道”的眼看，那就还不只是可怜。道，祖传的有儒道释，以之为高标准衡量衡量看。儒，对于老年，孔子有“戒之在得”的话，有梦，不能舍，是不只想得，而且升了级。道，老子推崇“虚其心”，留梦，心就不能虚，而且加了码，不想虚；庄子由人的根性方面立论，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嗜欲者，表现为情，深则成为梦，为得天独薄的铁证，也就可怕。凡此种种，到佛家就总其成，或说加深，成为烦恼障，不能破烦恼障，也就难于脱离苦海。这样，我这自我招供的两本，比之灶王老爷上天所说，就有了优点，至少是特点，可以总括为两项：一是近真，二是可以显露那出淤泥而染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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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回想录性质的《流年碎影》。写回想录，有世间默认的不成文法，要是名人，有大成就，至少是有大影响，余何人哉，而敢高攀名流，述说自己类乎鸡毛蒜皮的经历，送到读者面前，请人浏览吗？可是事实是写了，就要说说因缘。因缘之大者来自外和内两个方面。外是一些相知，看到我近年写了一些文章，印了一些本本，有人买，证明有人看，就认为我有了不小的成就，也就无妨高攀，写回想录，说说自己的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会有参考价值，以及可读性，即如已出的一些本本，会有人印，有人看。这样的美意，我感激，也煽动了我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凡心。其实，由效果方面说留名，不如由动机方面说“怀念”，是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事，许多人，纵使当时是不适意的，到桑榆之年回顾，也不免有“逝者如斯”的留恋，留恋，心情就如写负暄性质的闲话之时，很想把它留住，固定在纸面上。这是内与外合了伙，也认为可以写。这其间还生了个近于造反的念头，是近邻如喜欢串门说张家长、李家短的二大妈，远亲如嫁出去受气的表弟的表姐的表兄的表妹，如果能写，而且真就写了，其可读性，甚至其传世价值，也许竟至超过丘吉尔的和赫鲁晓夫的吧？可惜的是古今的二大妈和表妹之流都没有写，遗憾，可补则补，所以我不量力，告奋勇，决定之后真就动笔，以期为千百年来无数的小人物如二大妈和表妹吐一口不平之气。可是终归是人微言轻，写，就如寒士得个百宝橱，必苦于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可摆。为救苦，想了两个办法。其一是事不够多，不够重，不宜于用帝王本纪的写法，以年月日为纲，改为学新凤霞，以小题目为主脑，有话则标题，无话则无题。其二仍是事不够多，不够重，想把重点移为对所身受、所见以及所闻的看法，这样，以看珠翠遍体的佳人为喻，人也许竟至无可看，但无妨说说看后的己见，是不如体外减些珠翠，体内增些墨水。以为墨水比珠翠好，是一己的私见，未必能取得人人首肯，总是可以参考吧。全书由1994年1月15日写起，到1996年10月3日的今天才算是接近尾声；至于哪一天能住笔，哪一天能问世，我不信《卜筮正宗》，就不能编造个预言来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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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所写印成本本，还有重重复复的一类，也应该说说。重复而有人印，原因简单，是印者能够或希望能够赚些钱，或兼混个编辑出版的热闹。重复而自己肯编，原因就由简单变为复杂，或说很复杂。过去的名作家，有不少人印过“自选集”，这是书店和自己都认为，有些读者主顾想读而没有时间和精力遍览，主顾是上帝，所以就供应个舍粗取精的，精者，作者自认为乃拿手菜，值得品尝者也。我也印过一本自选集，名《张中行选集》，来由则不是通行的一路。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有个在深圳工作的年轻读者，说我的作品可读，可是印装都不佳，于是他发愿，在香港给我印一本豪华的，少数，不卖，算作笔耕多年的纪念。主意已定，让我供稿。我想，既然作为纪念，而且豪华，内容的分量就宜于重，于是稍微想想就决定编选集。工程较大，得范锦荣女士的帮助，终于编成。为了排校的方便，求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的友人徐学文经营，交通辽印刷厂排版。路远，校改不便，为此，我于1994年春还到通辽去了一次。想不到排校完毕，到香港去豪华有了波折，考虑一下，改变计划，即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印装，不豪华，发卖，于1995年出版。这本书是杂烩性质，所收有文，有书的章节，还有诗词，自选，当然是自己觉得写时用力多、成篇后值得看看的。这是说，其中虽然很少新货色，让肯收留的读者花一次钱，我作为作者，抱愧还可以不至过于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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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的多种重重复复就不同，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选而印成本本，有独占型的，有合伙型的。先说独占型，即全本都收自己的作品。第一炮是《张中行小品》，还记得是1991年10月，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王小琪女士登门来约的。其时我的卖文小铺开业不很久，生意还说不上兴隆，有主顾登门言明多买，心情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这兴奋，在这个选本的自序里留有鲜明的痕迹，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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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出版社王小琪女士来，说希望我把多年所写散文随笔之类选出若干篇，集为一册，名为某某人小品，他们想印。这年头，识几个字，有时不自量力，率尔操觚，也想变成铅字，得点小名小利，许多人都知道，大为不易。出版社有刊印之权的人找上门，自是天大的喜事，无论依理依情，都应该欣然表示遵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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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品于1992年年初编完，其后一年多，小友靳飞受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之托来组稿，言明杂收近作，字数可多到三十万以上，定书名为《张中行近作集》。熟人，为拉来主顾，心里也就还是高兴，所以写自序，说了这样的话：“写，当然希望有人看，可是看，先要有人印，所以有人上门表示肯印，应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记得这本书稿要得急，也就编得快，只是一个月左右吧，交了稿。没想到其后三四个月又来了主顾，是有三两面之识的郑州《时代青年》的编辑段海峰登门，为其地的中原农民出版社组《当代名家感悟人生丛书》稿。我仍旧贯，心高兴而口答应，并同样在自序中留下痕迹，那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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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潮，家有敝帚堆中，挑柄长的可以算一类，苗细的可以算一类，等等，有主顾登门，就乐得卖。敝帚，有人买，“发”，谈不到，但总能获得些须所谓“钱”，而钱，其用之大及力之大乃人所共知，所以每有组稿人光顾，言明买某种敝帚，我就满口答应，然后走到敝帚堆中去挑，集而成之，交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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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人生，话大而抽象，容易凑数，由存货中找一些，到佛门借个牌匾，曰《观照集》，应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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