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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五十年代，中期？晚期？外，不能形于言、形于文，以求入他人之耳之目的形势未变，可是内，天命所定“有话想说”的根性忽而发荣滋长，逆，无力，又不想用简捷式，如希腊神话所说，跑到河边，俯身面对流水，说国王头上生有驴耳云云，于是终于决定，拿起笔写，成篇之后“只可自怡悦”，然后“藏之名山”。依思路的次序，先写人生问题的哲理部分（即成书之后第一分的“天心”部分），因为“存在”“天道”一类内容与现实距离远，违碍的可能性小些，就是闭门只图自怡悦，也就胆量大些。用多长时间，不记得了，大概写了八九个题目吧（成书之后是十二个），究竟只是自怡悦，兴趣不很大，截止，未能藏之名山，就塞在一个旧书包里。因为生活少余裕，自怡悦的闲情很少，也就没有再看，时间稍长就把它忘了。是“文化大革命”使我又想到它，不少书，唯恐红卫英雄判定为“反”，或扔或烧，出于他人之手的尚且如此，况自己手写，讲人生的白纸黑字乎？为了避免可能的生命危险，赶紧找出来，用火攻之法，使之灰飞烟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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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六七年之后，我由干校放还，夏秋之际到家乡去斗室面壁，却迎来过多的闲。语云，闲情难忍，还要加上旧习难改，这旧习是眼前有书，手中有笔，单说手，就想写点什么。当然不是想发表，即写，就又是只能自怡悦，其后还会有藏之名山吧，于是“大革命”开始时灰飞烟灭的几篇谈人生的文稿真就死灰复燃。“复”燃，走老路，时、地不同，具体说是或野外拾粪归来，或吃完自做炸酱面并小睡之后，独坐在无“记”的“西厢”，仍是由“存在”起，以下“生命”“鬼神”等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写下去。后来检查，是连带“天道”“命运”“快乐”“出世”“本性”“节制”，一共写了九个题目，单看篇数也是功亏一篑，因为自知必不能问世，也就未感到有什么遗憾，仍旧放在那个曾经容纳此内容的旧书包里。这是二稿，乡居时所写，留有乡居时的痕迹，即“生命”一题开头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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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有一只母羊，下午生了两个小羊。小羊落地之后，瘸瘸拐拐地挣扎了几分钟，就立起来，钻到母羊腹下，去找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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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纪实，所谓邻居，有名（暂男本位，玉民）有姓（石），则小羊出生也就真是亲眼所见。亲见会有什么价值吗？也只是使我想到“生命”，感慨更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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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双料的未完之稿（就全书说未完，就哲理部分说仍是未完）在书包里酣睡了十年有余，其间外面的大环境经历了罕见的变化，主要是人亡政息加改革开放。用知识分子的眼看，最值得重视的变化是，由原来的不许有自己的思想变为可以自己想想，由原来的不许表达自己的思想变为可以适度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换句话说是，有所思，有所见，只要不是明显地表现为反的，形于言，形于文，就不再有加冠，发往北大荒或投入监狱的危险。对于书生之流，这可以说说、可以写点有诱惑力，我不能例外，所以走入八十年代，尤其中期及其后，就写了些自己认为还可以算作温柔敦厚的。但也知道，如果移前二三十年，就是如此温文尔雅，也会招来灭顶之灾，因为里面终归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与读宝书的体会或说“万岁体”不是一路。非万岁体也可以爬上报刊版面，并进而印成书本，对于书生之流，就如运动员之得服兴奋剂，上场，像是还有余力可以发挥。向哪里发而挥之呢？也许真要藏之名山？或者竟未深思，就把未完稿从书包里找出来，决定补写，完成《顺生论》的哲理部分。其时是1988年的夏日，断断续续写了《利他》《不朽》《增补》三个题目，并入早已写成的九个题目，合为十二个题目，就成为1992年全书完成后的第一分，“天心”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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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变为完整，心里感到小小的安然，但沉吟一下，还是放在书包里。因为照预计，第二部分要写“社会”，且夫社会，如何组织，如何管理，以及有问题如何解决，我的想法未必与宝书上所讲以及至上之所言所行相合，或竟是多有不合，纵使我有兴致并有胆量写出来，也必没有地方肯印，至于藏之名山云云，不过是太史公的无可奈何的自慰，实际则是，至晚由马、班起，直到目前舞文弄墨的诸公诸婆止，动笔而确知必不能问世，一定就劲头儿不大，吾从众，也因为还有别的事可做，这想写的“论”论了一段，就又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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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放，差不多经历了三年，查日记，是1991年4月7日、8日，这本多年想写的书才可以说是正式动手写。7日的日记说：“看已写成之顺生论第一分天心部分十二篇。”8日的日记说：“写顺生论社会部分第一篇《群体》，两千余字，一日完。”校完旧的，继续写新的，可见真是如先进人物所常喊，“下定决心”了。何以会由劲头儿不大变为下定决心？想了想原因，或者可以说是三面夹攻吧。第一个方面是大环境的改革开放向广处深处发展，虽无明文规定，事实却表现为，对于个人私见，已经不再是一律用权势压，而是变为含有不很少的容忍成分。第二个方面是有一些相知，觉得我的这方面的所知来于多年的读与思，至少有参考价值，不写，余年无几，一旦晏“步”（因无“驾”），随着遗体火化，未免可惜，我听了，一阵忘其所以，觉得也有些道理。第三个方面是自己被改革开放之风吹时间长了，心里乐观的成分增加，有时甚至想，也许能问世，就是暂不能，写成总比没有好，还是立即动笔吧。之后就真的动了笔。可是速度不快，主要是杂事多，不能连续拿笔，以社会部分的开头为例，第二个题目“组织”，是写完“群体”之后一周才动笔的。就这样走走停停，社会部分和己身部分，共题目四十有八，将近二十万字，费时一年零一个月，即到1992年5月，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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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写的过程中的甘苦，像是也有值得说说的。人生，在有生的人的身边，想离也离不开，可是想抓住它，并进一步说说，它就轻则表现为千头万绪，重则表现为恍兮惚兮，而写，就必须使千头万绪变为有头有绪，恍兮惚兮变为有物有象。这不容易，所以就成为苦。还有一苦，来于有些意思不好直言，因为自知不合时宜。不能入时，理论上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修改意思，使之入时；另一条路是意思保留原样，据实陈述，不管入时不入时。移到实际，则两条路都难通，因为，放弃原意，写就没有必要；想什么就说什么，以老子骑牛西行为喻，过关就困难了。要在两难的夹缝中挤出一条路。幸而我们的祖先早已有从夹缝中挤过来的经历，并且想出妙法，是换个不刺耳的说法。如当权的老太太不愿意听“死”字，可以改为说“山陵崩”；李三郎玩女人误正事，直说唐朝君主不合适，可以改为说“汉皇重色思倾国”。吃祖先也是祖先所传，我何乐而不为呢，于是照方吃药，用“换个不刺耳的说法”之法写我的意见。也举例以明之。有小换，如“政治”，多年来喊政治挂帅、政治第一、突出政治等等，直说，过于敏感，就到《礼记·大学》篇那里去乞讨，拿来“治国平天下”，简化为“治平之道”，听，不刺耳了，看，不刺目了。还有大换，这要多说几句。比如讲治平，我不赞成完全信任英明，小民早请示、晚汇报以等待幸福的办法，理由可以凑一大车，可是直说，就难于不触及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和实况，这必不合时宜，而又不能不说，不得已，只好仍是到古人那里去乞讨，而就从孔、孟那里讨来个“王道”，从多方面论证那种幻想不可通，时不同，理则一，我自己认为也可以算是说明白了。但终是心中有苦，表现于字面就成为不明朗。这里提一下，希望能够得到大度君子的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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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刺耳绕大弯子，目的很明显，是能够刊印问世。还真就有人找上门，说愿意接受出版。那是熟主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印了我四本。但是这一本，我不骗主顾，告诉他们，内容与谈闲话、谈禅不同，让他们先拿去看看，印不印以后再说。拿去，看了，果然有老成持重的表示迟疑。我听到反映，立刻把书稿要回来，交给打过招呼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他们看了，大概认为，关于人生之道，无妨各言其所信吧，没提什么疑问，印了，于1994年年初出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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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多年想写而没有信心能出版的书得问世，我当然很高兴。因为高兴，想再说几句兴之所至的话。还是说治平之道，专就其中的思而言说，处理的态度，有对立的两条路：一条，只许至上一个人思，二个人言，其他千千万万人只能信受奉行；另一条路，人人可以思，并言己之所信，不知道别人怎样想，我是坚信后一条路好，因为消极方面，可以减少铸成大错的危险，积极方面，必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发荣滋长。至此，无妨再说一句大话，是回顾平生，我写《顺生论》以及一些有些人看到未必愉快的文章，费力，心苦，所为何来？也只是想到国家民族的前途，未能忘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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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予岂好辩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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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之有大志者，常以希圣希贤自勉，我无志，或无大志，一贯甘居下游（非下流也），至多是中游，也知道圣贤多有值得效法之处，可是自知天机过浅（庄子语），不敢希。但是，也是圣贤所说，“懦夫有立志”（《孟子·万章上》），我想也无妨立“一”次志，不能大举，只是拉一句话为文题，以表示我虽然不能上游，有时坐井，还是忍不住往上望望的。接着说这一句话，来于《孟子·滕文公下》篇，为了省自己的口舌，多抄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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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禹，周公，孔子）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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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了，还要断章取义，断是舍去“承三圣”之类的高攀话，然后就可以取，干脆变为直说自己的，是有时有所见，有所闻，颇不以为然，就禁不住拿起笔，发点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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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近些年，我率尔操觚，有时也写些议论性质的，包括零零碎碎，一般称为杂感的。写这类性质的文章，有因缘，而且不少。可以分为内外两类，以远交近攻为序，先说外。首先是大环境，上一篇也曾言及，已经由一言堂变为适度的容忍，如果没有这样的变，歌颂，还担心不得体，祸从天上来，况看到什么，觉得不顺眼，发点牢骚乎？大环境之下有小环境，或说机遇吧，这所谓机遇是指牢骚形诸文字，爬上报刊版面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机会，有牢骚，写在稿纸上，也就只能在案头卧着。而说起这机会，就不能不话长。是1986年晚期我的拙作《负暄琐话》出版之后，谷林先生在《读书》（1987年6月号）发表一篇评介文章，因为我在小引中说到“逝者如斯”，他就根据《赤壁赋》顺流而下，标题为《而未尝往也》，说了些奖掖的话。好话多说惊动了特级书迷赵丽雅（其时任《读书》编辑），到书店书摊去求，不得，为得虎子，急着入虎穴，写信给负责出版此书的孙秉德，居然讨来一本，还想臭豆腐浮面加一两滴麻油，写信问我，能不能给签个名。字恭整清秀，有筋骨，署名“赵永晖”。我受宠若惊，立即复信，表示理当遵命。记得是1987年10月19日，她来了，我见到，一惊，迸出第一句话，竟是“原来你是女的！”此后我们交往很多，相互理解日深，她帮助我也很多，我难以为报，只是在笔锋撒野之际，说她“就是今代的柳如是”，以表示钦慕，可是接着还说了一句感到美中不足的话，是“脚太大”。一野马跑得太远了，赶紧改为言归正传，是借了她的光，我的不三不四的文章进了《读书》。且夫《读书》，以商店为喻，马聚源（头上）、内联升（脚下）之类老而正经之字号也，我的拙文能够登上其货架，于是有些惯于耳食的读者以及编辑大人就以为文真就可传，写文之人呢，随着也就增加了身价。商业意识，身价增必引来（由利己的角度看）善果，表现为两种场面：我写，送货上门，很少吃闭门羹；我不写，或来信，甚至来人，表示版面留有空地，恭候我去填充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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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因缘之属于内（触景生情，景属于外，为方便，合并在这里说）的，即应该由自己负责的种种。也排个次序，由有的人听到就皱眉的人性论说起。我上不能投靠《诗》三百，“不识不知，顺帝（天帝）之则”，中不能投靠《庄子》，知道“知道（“朝闻道”之道）易，勿言难”，而不能勉为其难，勿言，除非置身于伟大的祸从口出时代，为保命，装作“口不能道辞”。其次是治学的经历，这已经说过多少次，是曾经面对人生，如相看佳人，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看看，看就有所见，而有见一滑，就难免变为有意见。再其次是，对于有些现象，虽然嘴里常常表现为绝了望，而深追到心，则仍是希望坏的能够变好，好的变为更好。这有更深的根源，是对于自己出于其中的人群（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能不爱。爱是总纲，其下有目，或表现为不满，或表现为憎恨，甚至表现为咒骂，而究其本意，不过是恨铁不成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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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说说恨铁不成钢的具体情况，以证真有所谓“予不得已也”的心境，所以才写了些议论性质的文章。情况和心境都多而杂，大题，只能用举例之法小做。想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知见的，另一类是关于时风的，还有一类是关于权与利的。先说第一类，是我看到一些现象，感到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表面看有文化，实际却所知甚少，以致在许多大关节上表现为愚昧，心里就不能安然，不平则鸣，也就写了些板着面孔近于说教的。举其中的两篇为例。一篇是《何须蜀道问君平》，反对迷信《易经》、迷信占卜等等的。《易经》（指卦爻辞，不包括十翼）是三四千年前周民族中专业占卦的人的工作手册，我们生于牛顿、爱因斯坦等人之后，不通因果规律方面的知识，也不知道学因果规律方面的知识，而把几千年前占卦的人的手册供在案头，想从“见龙在天”“亢龙有悔”一类模糊语言中推出明天会不会降雨，明年会不会发，如此愚昧，也太可怜了。另一篇是《月是异邦明》，反对歌颂清官的。官，清当然比赃好，何以不赞成歌颂？是因为，那是不民主、非法治的专制制度之下的产物，小民不能做主，平安和幸福毫无保障，万不得已，才希望头上有个略有良心、大致能够维持公道的父母官。所以幸而遇见一个，歌颂，就等于默认专制制度为合理，官不清，就仍低头忍，也是太可怜了。人，愚昧，可怜，可怜过多就成为可怕。可是，我们睁眼看看，侧耳听听，迷信占卜，歌颂清官，仍是随处可见，想到情势也许竟是每况愈下，“帝力之大，如吾力之为微”，在稿纸或版面上叫喊几句又有什么用呢？“予不得已也”也是颇为可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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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另一类，有关时风的。这是指近年来大为流行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要略加解释。无论由人生之道还是由治平之道方面看，都得承认富比贫好，乐比苦好。时风的拜金主义不是泛泛的富比贫好，而是钱至上；享乐主义也不是泛泛的乐比苦好，而是用全力追求肉体（假定可以把生活分为精神和肉体各半）欲望的满足。两种主义混合，成为引导人舍命扑向前的荣誉观念，就是：什么最光彩？有钱；有钱应该怎么花？享乐。衡量价值（一切人的和事的）的标准，不管在各种冠冕的地方怎么说，事实上成为单一的，怀揣十万，比一万的价值高十倍，百万的高百倍，千万的高千倍，其余可以类推。而钱，靠男耕女织，是不容易积少为多的，因而就不得不开辟新路。花样繁多，以力的自小而大排次序，欺骗（包括制造各种伪劣，用广告夸大，甚至无中生有）是一条路；力加大，成为偷盗一条路；再加大，成为抢劫一条路；更加大，就升了天，成为卖权一条路。总括而言之就成为，至少是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人，“无所不为”。这情况的危险，两千多年前的孟老夫子早已看到，那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我，说句不自馁的话，看到，感到痛心，所以有时忍不住，就也写一些，挤入有些报刊的角落里。自知必无用，而仍拿笔，也是出于“不得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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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最后一类，有关权与利的。古人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君子思不出其位”，推想都是想到权，不敢碰，才这样吞吞吐吐，表明谦退谨慎的态度的。余何人哉，而想于古人之外，另辟蹊径吗？曰不敢。可是有时，有些现象，你不想看而送入目，你不想听而送入耳，如全国一年用公款吃喝超过千亿，而许多小学教师领不到工资，不少比七品芝麻官小好多的人物，因为权太大，说了算，一贪就是百八十万，屡禁不止之类，也实在使人烦心，情动于中，不形于言感到憋得慌，也就写些零零碎碎的，发表了。有的力争上游的人物也许感到不满，因而说：“你说比七品小好多，七品以上，甚至红顶花翎的，你还敢说吗？”曰，我昔年读《诗》，由《大雅》中讨来个护身符，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后长佩于身，就真见了奇效，是至今还健在，并能啃烤白薯，受益，效古人一饭之恩不敢忘，也就不想也来个改革开放，指大户之名、道大户之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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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算作不痛不痒吧，总是写了些可以称为发点小牢骚的文章。不是积“稿”盈尺，是积上有自己之文的报刊一大摞。书生本色，“文章是自己的好”，字数能够充满本本，就愿意编排一下，然后进谒有些面善的有出书之权的编辑大人，作揖打拱，以求能够点头，或拍板，然后是经过不少曲折，终于得与读者见面。改为务实说，是把散见于报刊上的单篇文章，可以称为议论的，可以称为杂感的，以及述说点私见，可以勉强算作杂感的，都找出来，由徐秀珊女士协助，分作两堆：内容分量较重和（或“或”）篇幅较长的入第一堆，反之入第二堆。两堆中都可以找出几篇“代表作”（恕我自吹自擂），第一堆的可以称为议论，即称全堆为《横（读去声）议集》（语出《孟子》“处士横议”）；第二堆的可以称为杂感，即标全堆为《说梦楼谈屑》，屑者，鸡毛蒜皮之类也。找出版社，没有费大力，《横议集》给经济管理出版社，于1995年年底出版；《说梦楼谈屑》给北京出版社，于1996年年初出版。书，出了，总会有人看，看后会有什么感觉呢？不知道；至于我自己，稍可自慰的只是没有走西方某哲学家的路，比歌颂更上一层楼，承认“凡是实然的都是应然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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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年碎影 自知乎？自信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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