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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语态，缓慢优雅，若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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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己说她的动作是很笨拙的。可是她起身时，会小心地整理下摆，行动起来风韵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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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间，她热心地走出走进，为两个女生张罗茶点。煮了浓咖啡，搬出核桃甜饼、花生米，还上了两杯白葡萄酒，可是却找不到咖啡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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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抱歉道：“真对不起，汤匙都还放在箱子里没打开。反正也在这儿住不长久的，搬来搬去，嫌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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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她在剑桥已经住了快半年。《海上花列传》已经翻译完了二十回，约全书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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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海上花列传》也仍然是一部很好的中国小说。那是第一部用上海话写成的小说，出版于1894年。但她也不确定，西方读者们是否能接受这本曾经两度被中国读者摒弃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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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她加了一句，“做哪一件事不是冒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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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正在写着一篇有关《红楼梦》的文章，同时她还打算把十年前就已开始着手的一个长篇，重新整理一番，继续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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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个关于《红楼梦》文章写成了一本书——《红楼梦魇》，那个长篇很可能就是自传体英文小说《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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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对的人，她健谈，滔滔不绝，天南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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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得张爱玲的公寓，已是午夜。两个女孩子激动得不行，因为见到了女神。她们一路跑着跳着赶上了最后一班开往波士顿市中心的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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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3日的黄昏，我披着羊毛围巾，穿着在圣路易斯买的跑步鞋，经过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草地，经过百年橡树，站在马路这边，单只是看见矮墙上的那块刻有瑞德克里夫女子学院的铭牌，便已狂喜不已，碎步小跑过去，先就站在院门口拍照，有一种担心失去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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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里清一色英国建筑，清水红砖里镶嵌着白色的线条。小小的院落，修了一个喷泉，四周安置着长椅，很容易令人想起《小妇人》这类书的场景。引路的宗蔚冰女士，长着一副小巧玲珑的身材和五官，她顺势往长椅上一靠说，张爱玲很幸运，她走了没多久，瑞德克里夫女子学院就跟哈佛大学合并了，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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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8日，张爱玲到马萨诸塞州剑桥才几个月，就为赖雅送终。年薪也由五千美元减少为三千美元。1968年8月底，张爱玲从45室搬到“同宅较小的”43室。所谓“一间房的公寓”，可能是为了节省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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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揣度张爱玲是如何面对这样悲伤、手足无措的时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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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她说过，她是孤独惯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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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下里张望，似乎要找出赖雅和张爱玲在这个院子的蛛丝马迹——她会把赖雅葬在橡树下面，还是把他藏在一个中国的青花瓷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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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8日，在瑞德克里夫女子学院，张爱玲为第二任丈夫赖雅送终。年薪也由五千美元减为三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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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雅死后，张爱玲拍过一张照片。齐耳的短发，光洁的额头，一缕碎发垂在颈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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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她四十七岁，急景凋年，一连串的蒙太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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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杀猪刀，刀刀见痕，毫不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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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用一抿嘴的浅笑，挽住了荒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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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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