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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到达波士顿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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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中国中心的副主任宗蔚冰女士早已等候多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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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草吃了汉堡，便驱车去哈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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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关于张爱玲的档案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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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雅太太1941年在港大的教育被战事中断，从此译述不断，有两个短篇小说集和散文等无数中文作品，《赤地之恋》及《秧歌》两部英文小说完成于1955年，现致力英译19世纪的《海上花列传》，她与她的作家先生赖雅居于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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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她的英文版《北地胭脂》在英国出版，反响不佳。从投稿到最终出版，期间隔了十年。十年一觉，张爱玲从喧哗已归于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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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没有大学文凭。在美国，靠写作难以维持生计。先后在几所大学任职，因不善交际也不善做研究，都以离职而收场。张爱玲数度在信中提到自己和周围同事相处得并不融洽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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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月3日，她在信中告诉夏志清教授在学院的情形：“我又不太会做人，接触虽少，已经是非很多，不但不给介绍什么教授，即使有人问及也代回掉，说我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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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4月1日她只宣读了一篇《中国翻译作为文化影响的桥梁》为题的英文论文，并未交出英译稿《海上花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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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天才梦》一文自剖：“在待人接物方面，显露惊人的愚笨。”鹿桥教授则认为她是把握了见与不见的尺度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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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雅过世不久，1968年7月，一个有雨的夜晚，向来不轻易见人的张爱玲，接受了台湾记者殷允芃的访问。我猜，这是她生命的一个安排——她要有一个新的开始。1947年，在上海，她与胡兰成离婚之后，很少出世的她，也是四处运作，有过一番非同寻常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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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雨势稍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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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允芃和同伴王青云撑着伞，心中惴惴然，因为“张爱玲是向来不轻易见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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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得门，但见起居室，一个小小的书架，摆着半壁英文书，右边一本《红楼梦》，窗旁的书桌上，散乱着剪报，亦是一本翻开的《红楼梦》，一张所得税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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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说：“我喜欢纽约，大都市，因为像上海。郊外的风景使我觉得凄哀。坐在车上，行过旷野，渺无人烟，给我的感触也是一种荒凉。我还是喜欢走在人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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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人生的结局总是一个悲剧，但有了生命，就要活下去。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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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对于张爱玲或许也就是一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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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两个仰慕她的女生说：“只要我活着，就要不停地写，我写得很慢。写的时候，全心全意地浸在里面，像个怀胎的妇人，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即使不去想它，它也还在那里。但是写完后，我就不大留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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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岁时，在教会学校的图书馆，张爱玲从书架上取下一本萧伯纳，从此接触到西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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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时时刻刻在改变，人的看法也随时会变。因而她的小说，只有在刚完成时，她才觉得满意，过久了，再看看，就又不喜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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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上海时，”她笑着回忆，“每写完一篇小说，我总兴高采烈地告诉炎樱（她的锡兰女友）这篇最好。其实她又是看不懂中文的，听我说着，总觉得奇怪——怎么这篇又是最好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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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如果一味模仿自己早期成名时的作品，是件很悲哀的事。譬如海明威的晚年作品，她说，漫画似的，竟像是对以前的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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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认为写小说最重要的是要对所写的事物有了真感情，然后才下笔写。她对一般所谓的研究工作，不太有信心，也多少是因隔了一层，较难引起作者自发的情感。写《秧歌》前，她曾在乡下住了三四个月。那时是冬天。“这也是我的胆子小，写的时候就担心着，如果故事发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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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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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认为纯小说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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