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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我去美国大使馆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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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官看了我的资料，进去倒了一杯咖啡出来，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一个黑色的拒签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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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等了十九年。等与张爱玲、与爱默生相遇的一刻。这本《爱默生选集》，从新加坡跟随我回到上海，随后我几次搬家，遗落了许多东西，包括珠宝、港币、美元，但是这本书始终在我的身边。张爱玲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还不曾来过这里，但她已用文字与这位伟大的学者交往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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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34年起，爱默生就一直住在康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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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承父业，他在波士顿当牧师，用微薄的收入在小镇通往波士顿的公路边买了这栋房子，房子里充满了清教徒简朴、一丝不苟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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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从讲解员默默地穿行在一个一个的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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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喧哗，不许拍照，时刻小心脚下腐朽的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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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有一张妇人的肖像，那是爱默生的第二任妻子，她活得很长久。但是在爱默生的日记里，关于她，只有一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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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的窗下，放了一架琴，如同一首古老的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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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上流社会视爱默生为异端。剑桥的神学家们则说他是泛神论者和日尔曼式的神秘论者，说他的风格类似“新柏拉图的月光”。这里的“月光”，在英语里指的是废话、大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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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常进城讲学。门口挂着他的帽子和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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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人眼里，爱默生是美国思想与文学的“独立宣言”。他放弃了一切机会，割舍了唾手可得的名利，不追逐世俗蝇营狗苟的东西。他有他的追求，那就是他认为的世间美好的东西。这种追求出自本能，有其内在的逻辑，不足为外人所道。在这一点上，他与张爱玲的精神同构。尽管张爱玲在翻译爱默生时，有几分不情愿。张爱玲在友人的信里说，为了生存，即使给她一份菜单，也是会把它翻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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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栋白色的小楼里徘徊，在楼梯的每一个转角，在每一本书里，每一张照片的背后，探寻另一个人的名字：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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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楼里，还有一个人的气息，那就是梭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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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3月底，梭罗向爱默生借了一柄斧头，来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在爱默生的领地里，选了一个距离瓦尔登湖最近的山坡，砍伐高耸入云的壮年白松，建造了一座小房子，在那里，以一种与时代极端不合作的态度，尝试着几近原始人的生活，并且开始写日记。这些日记日后构成了著名的《瓦尔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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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登湖，爱默生，梭罗，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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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罗的日记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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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独处，我发现有必要逃避现有的一切——我逃避我自己。我怎么能在罗马皇帝装满镜子的居室里独处呢？我要找一个阁楼。一定不要去打搅那里的蜘蛛，根本不用打扫地板，也不用归置里面的破烂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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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乎是梭罗四十四年短暂生命的自我画像，也是张爱玲晚年的生活肖像，文字中的“独处”“阁楼”“蜘蛛”等词语，充满精神层面上的意向，与张爱玲的孤岛、阁楼疯女人、虫患一一对应，在精神上丝丝契合。日后，张爱玲的状态，是对梭罗极大的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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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科德小镇逗留了一个下午，肺部吸满了历史的尘埃，我们决定去城里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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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开得很慢，继续着张爱玲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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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的7月，赖雅夫妇在波士顿的派克饭店（Parker House）住了五天。他们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做了一些研究工作，访问了赖雅的亲戚，在百货商店选购生活用品譬如咖啡、腌肉、鸡蛋，在著名的饭馆里品尝殖民风格的美味。张爱玲很愉快。她喜欢大城市，寂寞寒冷的小镇使她的骨头都要发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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