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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出生于好人家，毕业于名牌教会大学，是作家、翻译家、评论家、虔诚的基督徒；女的是温婉善意的端庄名媛，男的是风雅正直的绅士。这对夫妇，除了各种经得住考验的美德，对张爱玲的种种麻烦和误解，均以博爱、仁厚和宽容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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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张爱玲离港赴美，她在给邝文美写的第一封信提及宋淇夫妇转身离去时，她心里轰然一声好像天塌下来一样，喉咙被堵住，眼泪流个不停。之前张爱玲也曾为炎樱落过泪，但那是她和炎樱约定一道回上海，炎樱却撇下她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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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这封信里还说：“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再没有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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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后，她给邝文美的信里又写道：“Fatima并没有变，我以前对她也没有幻想，现在大家也仍旧有基本上的了解，不过现在大家各忙各的，都淡淡的，不大想多谈话。我对朋友向来期望不大，所以始终觉得，像她这样的朋友也总算了不得了。不过有了你这样的朋友之后，也的确是宠坏了我，令我对其他朋友都看不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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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中，那时电影界的“天皇巨星”李丽华慕其名，属意张爱玲写剧本。宋淇先生安排一个精致的下午茶。李丽华精心打扮，盛装出席。张爱玲迟到，见了面，也冷冷的，不待寒暄，点心也不曾品尝，转身就告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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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段友情，笔者只想学《红楼梦》，下一个判词：如若没有宋氏夫妇的运作，张爱玲重回中文文坛，或将是一个艰涩、遥远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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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见人迹如此，却与宋淇夫妇保持了终生的交往，于张爱玲，仅此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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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淇夫妇成为张爱玲遗嘱受益人，是他们的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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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公夏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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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夏志清教授是张爱玲的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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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他，张爱玲不可能进入中国文学史，不可能归档，不可能有后半生与文学的再次艳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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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夏志清在上海与张爱玲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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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暑假，沪江大学同学章珍英家的客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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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公描述：“张爱玲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张爱玲穿的是一袭旗袍或者西服，站着说话，笑起来好像给人一种缺乏自信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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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通信始于1961年3月，张爱玲收到夏志清寄给她的英文初版《中国现代小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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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时，信件一来一往很正常。后来，尤其在张爱玲生命最后几年，张回信拖延，不回信，去了无数封信后等几年才收到一封回信。夏志清非常理解她，原谅她，一如既往地给她写信。把张爱玲的每一封回信都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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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说：“我写每封信主要让爱玲得到些帮助、鼓励和友情的温暖，这些目的当年拆阅时可能即已达到了，信件之弃存就无关宏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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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淇夫人邝文美在张爱玲遗物中找到了十六封夏志清给张爱玲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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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6月27日的一信中有这么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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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明报月刊正月号登了你的中篇《小艾》，很轰动，同时联副、世副曾连载过，我想台港美所有的张迷都在年初看了这篇你的旧作。《联副》有你的地址，希望早把稿费寄你了。若未，你自己也不妨去问一声。月前有机会同张健波通信，因此连带问一声，《小艾》稿费已寄张爱玲否。回信他说没有你的通讯处，稿费至今存于会计处。我因之回信建议，他同我各写一信，希望one of us得到你的回音，再按指示把稿费寄上。你不怕陌生，同张君通信也好，希望你获到你应得的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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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波那时是《明报月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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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生看到她小说在《明报月刊》刊出，就关心她的稿费问题。他写信给张健波先生询问张爱玲稿费事宜。为了张小姐，已经顾不得礼数了。担心张小姐不好意思说钱的事，他还提议两人各写一信，希望其中一人得到张小姐的回音。真正侠义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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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初来美国时，一直希望以英文著作打进欧美市场，像林语堂一样过风光生活，可惜她小说的题材和人物不合英美市场口味，生活经费出现缺口。《秧歌》的英文版，1955年由极有地位的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Charles Scribner’s Sons）公司出版，也是仅此一次，再没接受她的其他作品。她把脱胎于《金锁记》的《粉泪》（Pink Tears）改投到也是大公司的诺夫出版社（Knopf）。诺夫的退稿信写得极不客气：“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不连共产党都成了救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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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胭脂》经多家公司退稿后，张爱玲请夏先生代她找几位“批评家与编辑看看”，特别指名要找的一位是夏先生在哥大的同事日本文学教授唐纳德·金（Donald Ke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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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初，夏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终身教授，时有新的学术著作问世，声誉日隆。受了张爱玲所托，不得不替她“跑腿”，与根本无任何业务关系的日本文学教授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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