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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金是美国学者当中推介日本文学的大功臣，跟多家出版公司的关系密切。张爱玲特别点名请夏先生找他看稿，不是没有理由的。夏先生只好“硬着头皮”照办。唐纳德·金也“居然”把《北地胭脂》看了，还写了评语，可惜“反应并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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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天，夏志清在台北初识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夏先生说：“我们可以说，我同平鑫涛的初次会谈，解决了张爱玲下半生的生活问题。爱玲只要我‘全权代办’有关《怨女》的‘连载与出版单行本事’，但那次会谈，我显然向鑫涛兄建议为张爱玲出全集的事，而他必然也赞同，且答应在稿费和版税这两方面予以特别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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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月4日张爱玲写信告诉夏先生：“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总有两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唯一的固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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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人办事、急人之急是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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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对她的照应可说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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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识三十多年，但只见过两三次面，且是集体活动，来去匆匆。一直秉持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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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姐身体不好，如林妹妹，风还没吹，已经感冒，成日病恹恹的。夏公就建议她服用高单位的维生素C和E。她牙齿常出毛病，他不厌其烦地、委婉地告诉她现在有一种电动牙刷，消除“牙斑”（plaque）很有效，大的药房有售，不妨买一支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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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自跟张爱玲订为笔墨之交后，前前后后为她跑了二十多年的腿。她以难民身份移民美国，嫁了老年多病的“过气”作家赖雅，生活极为拮据。赖雅家无恒产，逝世时拿的社会福利金是五十二美元，连交房租都不够。张爱玲在丈夫生前死后的生活开支，靠的都是自己。开始时为香港好友宋淇服务的电影公司编写剧本。1960年代中，她得到夏志清穿针引线，拿到基金会的津贴翻译《海上花列传》。两年后约满，又靠夏志清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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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说：“由我推荐，张爱玲1967年9月抵达麻州剑桥，在赖氏女子学院所设立之研究所专心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她离开华府后，先在纽约市住上一两个月。我首次去访她，於梨华也跟着去，三人谈得甚欢。我说即在她公寓式旅馆的附近，有家上海馆子，周末备有小笼包子、蟹壳黄等点心，要不要去尝尝。爱玲有些心动，但隔一两天还是来电话邀我到她公寓房子去吃她的牛乳饼干红酒。显然她对上海点心兴趣不大，而且对我的洋太太、女儿长相如何，一无好奇心。爱玲离开纽约前，我又去看她一次，实在请不动她吃饭，或到第五大街去看看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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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张赴伯克利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去研究中共术语。此项研究计划当时由陈世骧教授主持。但世骧兄嫂喜欢热闹，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她也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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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比张爱玲更孤僻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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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是画家凡·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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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的一篇散文《和杨老板聊天》，提到张爱玲，“杨老板说那次全仗友人带去见张爱玲谈出书的事，谈不成，隐约记得她很瘦，飘来飘去不怎么说话，如此而已。我在上海报上当然也读过她的文章，年少不记得了。横竖张小姐冷冷的过了一辈子，跟人家打个招呼也许她都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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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也鲁先生的《夜记香港百天》写张爱玲，“那时穿旗袍，平底便鞋，不施脂粉，走路轻如燕，几乎一点响声也没有便已走到你身旁。那是她在女青年会写《秧歌》的年月。几个月不听电话不见人；然后突然像影子般走到你的身边，一堆稿纸，散乱，边多磨折”，脸上露出无辜浅笑；就如《胭脂扣》里的女鬼如花，轻轻盈盈，绵绵软软，一扭腰肢，一低头，悄然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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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天性孤独。老来因为无爱，更是变本加厉，遗世傲霜，一朵冷艳的梅花，奇倔地，挂在老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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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友谊不显山不露水地藏在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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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也矜持地求人，求完了，又觉得叨扰，信的末尾最常见的是“请不要特地回信”“请不要特地写信为我”。夏志清不善求人却硬着头皮都去帮张爱玲做了。张爱玲数度提出要给夏志清commission（佣金），夏志清猜测她“不习惯用中文谈金钱出入的事情”，只用英文“大方些”，当然自己是“不会拿她一分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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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越到晚年越孤僻，来信经常嘱咐“不要把地址告诉其他人”，尤其是“虫难”不断地搬家期间，更新地址时都要强调一句。有了电话之后更惶恐，嘱咐不要把电话外泄，自己不爱接听陌生人电话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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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在回信中谨慎友好地提出可否讲讲电话：“上次你给了我你的电话number（号码），我还是没有动用。真有些后悔。电话上讲几句话，也蛮有意思的，比读朋友来信味道不同。If you are still in the mood（如果你还有兴致），请把新号码给我。”显然是想通话以开解、宽慰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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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对此的回复是：“住址保密到paranoid（偏执）程度，根据电话号码也可以查得出来，只好号码谁都不告诉。也没心肠打电话谈天，看你的《评论集》就行了，你的文章都personal（个人）气息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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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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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4月6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写道：“天天上午忙搬家，下午远道上城（按：主要去看医生），有时候回来已经过午夜了，最后一段公车停驶，要叫汽车——剩下的时间只够吃睡，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径。直到昨天才看了你1985年以来的信，相信你不会见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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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有一年多接连感冒卧病，荒废了这些日常功课，就都大坏。好了就只顾忙着补救，光是看牙齿就要不断地去两年多。迄今都还在紧急状态中，收到信只看账单与时限紧迫的业务信。你的信与久未通音讯的炎樱的都没拆开收了起来。”这封信1995年5月2日写的。同年9月8日，张爱玲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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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说：“1955年来美后，年年都有一份薪水或奖金，供爱玲写作、翻译、研究之用。1971年秋季搬居洛杉矶后，她再也不去申请一笔奖金，找一份工作。身体一年一年转坏，不说上班工作，能对付日常生活之需求——买菜、付账、看医生、打电话——就把她累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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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杉矶住了几年之后，不仅感冒照旧，牙齿也永远看不好。骨头脆弱，不小心手臂就断了。最可怕的，爱玲添了一种皮肤病，而且觉得屋子里到处是跳蚤，身上永远发痒。为了逃避‘虫患’（张语），她就不断要搬家，每次遗失、丢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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