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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健波那时是《明报月刊》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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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先生看到她小说在《明报月刊》刊出，就关心她的稿费问题。他写信给张健波先生询问张爱玲稿费事宜。为了张小姐，已经顾不得礼数了。担心张小姐不好意思说钱的事，他还提议两人各写一信，希望其中一人得到张小姐的回音。真正侠义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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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初来美国时，一直希望以英文著作打进欧美市场，像林语堂一样过风光生活，可惜她小说的题材和人物不合英美市场口味，生活经费出现缺口。《秧歌》的英文版，1955年由极有地位的查尔斯·斯克里布纳之子（Charles Scribner’s Sons）公司出版，也是仅此一次，再没接受她的其他作品。她把脱胎于《金锁记》的《粉泪》（Pink Tears）改投到也是大公司的诺夫出版社（Knopf）。诺夫的退稿信写得极不客气：“所有的人物都令人反感。如果过去的中国是这样，岂不连共产党都成了救星。我们曾经出过几部日本小说，都是微妙的，不像这样squalid。我倒觉得好奇，如果这小说有人出版，不知道批评家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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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胭脂》经多家公司退稿后，张爱玲请夏先生代她找几位“批评家与编辑看看”，特别指名要找的一位是夏先生在哥大的同事日本文学教授唐纳德·金（Donald Ke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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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初，夏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终身教授，时有新的学术著作问世，声誉日隆。受了张爱玲所托，不得不替她“跑腿”，与根本无任何业务关系的日本文学教授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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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金是美国学者当中推介日本文学的大功臣，跟多家出版公司的关系密切。张爱玲特别点名请夏先生找他看稿，不是没有理由的。夏先生只好“硬着头皮”照办。唐纳德·金也“居然”把《北地胭脂》看了，还写了评语，可惜“反应并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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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夏天，夏志清在台北初识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夏先生说：“我们可以说，我同平鑫涛的初次会谈，解决了张爱玲下半生的生活问题。爱玲只要我‘全权代办’有关《怨女》的‘连载与出版单行本事’，但那次会谈，我显然向鑫涛兄建议为张爱玲出全集的事，而他必然也赞同，且答应在稿费和版税这两方面予以特别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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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月4日张爱玲写信告诉夏先生：“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总有两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唯一的固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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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人办事、急人之急是古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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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对她的照应可说无微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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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识三十多年，但只见过两三次面，且是集体活动，来去匆匆。一直秉持君子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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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姐身体不好，如林妹妹，风还没吹，已经感冒，成日病恹恹的。夏公就建议她服用高单位的维生素C和E。她牙齿常出毛病，他不厌其烦地、委婉地告诉她现在有一种电动牙刷，消除“牙斑”（plaque）很有效，大的药房有售，不妨买一支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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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自跟张爱玲订为笔墨之交后，前前后后为她跑了二十多年的腿。她以难民身份移民美国，嫁了老年多病的“过气”作家赖雅，生活极为拮据。赖雅家无恒产，逝世时拿的社会福利金是五十二美元，连交房租都不够。张爱玲在丈夫生前死后的生活开支，靠的都是自己。开始时为香港好友宋淇服务的电影公司编写剧本。1960年代中，她得到夏志清穿针引线，拿到基金会的津贴翻译《海上花列传》。两年后约满，又靠夏志清推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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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说：“由我推荐，张爱玲1967年9月抵达麻州剑桥，在赖氏女子学院所设立之研究所专心翻译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她离开华府后，先在纽约市住上一两个月。我首次去访她，於梨华也跟着去，三人谈得甚欢。我说即在她公寓式旅馆的附近，有家上海馆子，周末备有小笼包子、蟹壳黄等点心，要不要去尝尝。爱玲有些心动，但隔一两天还是来电话邀我到她公寓房子去吃她的牛乳饼干红酒。显然她对上海点心兴趣不大，而且对我的洋太太、女儿长相如何，一无好奇心。爱玲离开纽约前，我又去看她一次，实在请不动她吃饭，或到第五大街去看看橱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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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张赴伯克利加大中国研究中心去研究中共术语。此项研究计划当时由陈世骧教授主持。但世骧兄嫂喜欢热闹，偏偏爱玲难得到他家里去请安，或者陪他们到旧金山中国城去吃饭。她也不按时上班，黄昏时间才去研究中心，一人在办公室熬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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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过比张爱玲更孤僻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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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就是画家凡·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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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桥的一篇散文《和杨老板聊天》，提到张爱玲，“杨老板说那次全仗友人带去见张爱玲谈出书的事，谈不成，隐约记得她很瘦，飘来飘去不怎么说话，如此而已。我在上海报上当然也读过她的文章，年少不记得了。横竖张小姐冷冷的过了一辈子，跟人家打个招呼也许她都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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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也鲁先生的《夜记香港百天》写张爱玲，“那时穿旗袍，平底便鞋，不施脂粉，走路轻如燕，几乎一点响声也没有便已走到你身旁。那是她在女青年会写《秧歌》的年月。几个月不听电话不见人；然后突然像影子般走到你的身边，一堆稿纸，散乱，边多磨折”，脸上露出无辜浅笑；就如《胭脂扣》里的女鬼如花，轻轻盈盈，绵绵软软，一扭腰肢，一低头，悄然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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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天性孤独。老来因为无爱，更是变本加厉，遗世傲霜，一朵冷艳的梅花，奇倔地，挂在老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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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友谊不显山不露水地藏在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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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也矜持地求人，求完了，又觉得叨扰，信的末尾最常见的是“请不要特地回信”“请不要特地写信为我”。夏志清不善求人却硬着头皮都去帮张爱玲做了。张爱玲数度提出要给夏志清commission（佣金），夏志清猜测她“不习惯用中文谈金钱出入的事情”，只用英文“大方些”，当然自己是“不会拿她一分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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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越到晚年越孤僻，来信经常嘱咐“不要把地址告诉其他人”，尤其是“虫难”不断地搬家期间，更新地址时都要强调一句。有了电话之后更惶恐，嘱咐不要把电话外泄，自己不爱接听陌生人电话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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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在回信中谨慎友好地提出可否讲讲电话：“上次你给了我你的电话number（号码），我还是没有动用。真有些后悔。电话上讲几句话，也蛮有意思的，比读朋友来信味道不同。If you are still in the mood（如果你还有兴致），请把新号码给我。”显然是想通话以开解、宽慰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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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对此的回复是：“住址保密到paranoid（偏执）程度，根据电话号码也可以查得出来，只好号码谁都不告诉。也没心肠打电话谈天，看你的《评论集》就行了，你的文章都personal（个人）气息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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