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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31 鲁迅对周扬的批评，始于周扬主编《文学月报》时期。杂志第一卷新四期发表署名“芸生”的一首诗《汉奸的供状》，诗是模仿苏联诗人别德内依攻击托洛茨基的《没有功夫唾骂》的诗写的，唾骂的是“自由人”胡秋原，诗中除了“丢那妈”一类辱骂，还加了不少恐吓的话，如“切西瓜”——斫脑袋之类。鲁迅认为，这种颇类当年创造社的“革命文学”一样的流氓式文字，确有批评的必要，于是写了一篇题作《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文章，但用个人名义，以致编辑部公开信的形式在原杂志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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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33 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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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35 无产者的革命，乃是为了自已的解放和消灭阶级，并非因为要杀人，即使是正面的敌人，倘不死于战场，就有大众的裁判，决不是一个诗人所能提笔判定生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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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37 自然，中国历来的文坛上，常见的是诬陷，造谣，恐吓，辱骂，翻一翻大部的历史，就往往可以遇见这样的文章，直到现在，还在应用，而且更加厉害。但我想，这一份遗产，还是都让叭儿狗文艺家去承受罢，我们的作者倘不竭力的抛弃了它，是会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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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39 可是，这意见不但不被接受，反而是变本加厉的“辱骂和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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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41 鲁迅对周扬的怀疑和不满，在1934年底就已经在私人通信中表现出来了。他对萧军、萧红说：“敌人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是自己营垒里的蛀虫，许多事都败在他们手里。因此，就有时会使我感到寂寞。”次年，又写信给二人说：“敌人不足惧，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因此，倘受了伤，就得躲入深林，自已舐干，扎好，给谁也不知道。我以为这境遇，是可怕的。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休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然而好像终竟也有影响，不但显于文章上，连自己也觉得近来还是‘冷的’时候多了。”稍后，致信胡风说：“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整个1935年，信件中不断重复出现“悲愤”、“寂寞”的语词，但是他的杂感依然锋利如昔。由此，一方面可以知道周扬势力的迅速膨胀，另一方面可以看出鲁迅的敏感，承受的压力和隐忍的心情。但是，到了1936年，尤其下半年以后，情况好像有了变化。以上的字眼不见了，多出了憎恶和轻蔑之意，而且出现了“反击”的字样，特别在左联解散前后。此时，悲愤的高潮过去了，精神的负担随着左联的解散而消失，他无须再为一个反政府的集团的存在而有所顾虑，也无须为个人的反抗行为担受道义的谴责。内部又变做了外部，内外的限界消除了，“战友”已不复存在。他的反击是公开的，鲜明有力的，充满了奴隶的义愤；虽然留有余地，却也是不留情面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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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43 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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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45 左联原来是一个文学社团，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一个政治团体，内部有着严整的权力结构，充分体现着权力运作的规律。对国民党政府来说，左联无疑是异端的存在；但是在左联内部，同样不容异类的存在，可以说是大一统中的小一统。在鲁迅的描述中，左联党团书记周扬是一个热衷于争夺权力和滥用权力的人物。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力设法建立个人权威。鲁迅说他“以指导家自居”，而鲁迅本人明显是厌恶“指导”的，如称“导师”为“鸟导师”，讽刺创造派人物“第一是自已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革命便不成功了”。周扬一流都是批评家，喜欢议论，在鲁迅看来，“但大抵是唱高调”。鲁迅认为，“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由于致力于权力的营造，所以会有“丢开了当面的紧要的敌人，却专一要讨论枪的亮与不亮”这样近于“打岔”的行为。鲁迅指出，像这样的人是志在统一文坛，做“文坛皇帝”的。在左联内部，作为领导，自己不做事，却专责以别人不做事，役使别人，监督别人的行为；对于不听指挥者，则动辄加以罪名，以致以“实际解决”相威胁。专断、横暴，完全是一种奴役的形式。仅在1935年一年间，鲁迅在书信中便不断出现“鞭子”的意象，称周扬一伙为“英雄”、“工头”、“奴隶总管”、“元帅”，而自称为“苦工”和“奴隶”。这是建立在“同志”之上的一种新型的阶级关系，但一样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周扬们显然是高踞众人之上的“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的压迫者——鲁迅称作“横暴者”，特殊的集团和个人。权力可以超越党派的具体原则而表现出一种普遍的特性，对此，鲁迅显然在精神上准备不足。革命成功以后，倘使实行阶级的专政，到底是怎样一种的情形？他虽然以个人的推断说过几次，还举过苏俄知识分子的例子；但是，政治实践毕竟要比推断切实得多。所以，周扬们的日渐强大的势力，和制造出来的政治生活，不能不给他感受特别的困扰，憎恶和苦痛。他说：“我憎恶那些拿了鞭子专门鞭扑别人的人们。”他说：“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他说：“有些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大人物，我深恶之，他其实是取了工头的立场而已。”左联仿佛成了周扬们的私产，要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它的解散，更清楚地表明了在左联内部，每个成员是毫无个人意志可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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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47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左联代表萧三写信回国，指示在组织上取消左联，建立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信是由鲁迅转交左联的。其实，此前周扬们已基本上作出了解散左联的计划，萧三的来信，只是加促了计划的完成而已。左联名存而实亡，这是鲁迅目睹的一个事实；而且左联的领导人一直给他个人以压迫，此刻大可以趁机摆脱，然而，他的态度很特别，就是不赞成解散。左联是曾经战斗过来的，因为它的存在，盟员们献出了他们的鲜血和生命。现在要解散，要同“新月派”“第三种人”联合到一起，要一切通过“国防”，这是他所不愿意的。解散左联，意味着他要抹杀血的记忆，放弃先前的战斗的原则。另外，由左联的外部或上面决定它的存废，而不是由盟员自己决定自己的组织的命运，这是他所不能认同的，因此，当周扬胡乔木通过茅盾和徐懋庸找他时，他一再退让，却仍然表示说，左联是大家的，既然大家主张解散，那么解散时一定要发表一个有关的声明，不然就只能算是溃散。结果，周扬们还是自行其是，没有发表声明。正值日本《改造》杂志社社长山本实彦来华，向鲁迅问及此事，鲁迅回答说：“我本来也是左联的一员，但是这个团体的下落，我现在也不知道了。”他复信何家槐说：“我曾经加入过集团，虽然现在竟不知道这集团是否还在，也不能看见最末的《文学生活》……”徐懋庸自觉与鲁迅联络过，说不知道左联的下落不是事实，便给鲁迅写了一封信。鲁迅的复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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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49 ……集团要解散，我是听到了的，此后即无下文，亦无通知，似乎守着秘密。这也有必要。但这是同人所决定，还是别人参加了意见呢，倘是前者，是解散，若是后者，那是溃散。这并不很小的关系，我确是一无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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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53 ……我希望这已是我最后的一封信，旧公事都从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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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55 这是一封绝交信，是鲁迅对周扬们所做的最后决裂的表示。至此，左联的活动，以及他与左联的关系都由彼此先后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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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57 周扬给鲁迅的印象，除了专权，再就是“用手段”，“靠计策”，“玩花样”，是一个策略家。放冷箭，散布流言，固然是手段，事实上，连组织本身也成了集权的手段，而且是最有力的手段。鲁迅在信里说：“这爱放冷箭的病根，是在他们误以为做成一个作家，专靠计策，不靠作品的。所以一有一件大事，就想借此连络谁，打倒谁，把自己抬上去。”又说：“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之所谓青皮，他们就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致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如徐懋庸，他横暴到忘其所以，意用‘实际解决’来恐吓我了，则对于别的青年，可想而知。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把持着文学界，弄得乌烟瘴气。”又说，“现在元帅和‘忏悔者’们的联络加紧（所以他们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大作用），进攻的阵线正在展开，真不知何时才见晴朗。”这里说的“联络”、“张网”、“自有一伙”、“阵线”等等，都说的是组织和组织的作用。组织是一种集体政治资源，也是一种文化资源，但是，这种资源并非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加以利用。波尔斯比曾经拿银行家和流浪汉相比较，是颇有意思的。他说，这样两种不同身份的人，在他们同时参与社区决策的情况下，理论上同样可能作为谋求权力的候选人，但是银行家领导的庞大组织在社区中很突出，更不必说对于他的商业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而流浪汉则极少有社会联系，所以是孤立无援的。鲁迅是流浪人，他“无所属”，但他对于权力者及其集团内部的等级，层次及运作情况是了解的。在左联，他清楚地知道，徐懋庸不过是周扬布局中的一个卒子而已。周扬是元帅，军中有许多人，鲁迅在信中说的“大批”、“群仙”等等，都说的是对方人多势众，所以可以任意驱遣。1935年6月28日致胡风信，颇幽默地说到周扬：“我本是常常出门的，不过近来知道了我们的元帅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出外奔跑，所以我也不如在家里坐了。记得托尔斯泰的什么小说说过，小兵打仗，是不想到危险的，但一看见大将面前防弹的铁板，却就也想到了自己，心跳得不敢上前了。但如元帅以为生命价值，彼此不同，那我也无话可说，只好被打军棍。”鲁迅多次提到周扬们的“自私”，从这里出发，发展到对人的支配，不但支配他的同僚，下属，即所谓“小兵”的行动，而且支配他人，尤其是不驯者以致“假想敌”的命运，这是他所痛恨的。所以，在他去世前夕，起而为胡风等辩诬，就是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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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59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在这里，鲁迅给予周扬徐懋庸们以有力的还击，公开宣告决裂。这篇万字长文不但表明了鲁迅在统一战线问题的原则立场，澄清了一些基本事实，重申了关于抗日救亡这一特定时期的文学的观念，而且较为系统地体现了鲁迅的政治哲学。民族，国家，阶级，政党，主权，人权，人格，相关的问题都在论文中有所阐发，融合了政治学，文艺学，伦理学，心理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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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61 由于重病缠身，几至于不起，这封公开信是由陕北刚刚返沪的中共代表冯雪峰起草的。但是，鲁迅做了重要的增改。最后增加的部分从“四条汉子”写起，这是继章士钊、陈西滢、“创造脸”、“西崽相”、“革命小贩”、“洋场恶少”等名词之后的又一个新名词，称指的是官僚主义，其实，它的意义无疑要丰富和深刻得多。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新贵”利用这个名词，整肃不同派系的的人物如周扬等又另当别论。但是，它所代表的当时党内的一种无原则的、专横的、诬陷的、“上纲上线”即鲁迅之所谓“锻炼周纳”的，尤其从修身上来打击异已的势力和倾向；如果从后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斗争”现象来看，是不失其“原型”的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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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63 文章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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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65 去年的有一天，有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一两个，一律洋服，气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然而奇怪，此后的小报，每当攻击胡风时，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风……即使胡风不可信，但对我自己这人，我自己总还可以相信的。我就并没有经胡风向南京讲条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风鲠直，易于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对于周起应之类，轻易诬人的青年，反而怀疑以至憎恶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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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67 还有，在中国近来已经视为平常，而其实不但“助长”，却正是“恶劣的倾向”的，是无凭无据，却加给对方一个很坏的恶名。例如徐懋庸的说胡风的“诈”，黄源的“谄”，就都是。田汉周起应们说胡风是“内奸”，终于不是，是因为他们发昏；并非胡风诈作“内奸”，其实不是，致使他们成为说谎。《社会日报》说胡风拉我转向，而至今不转，是撰稿者有意的诬陷；并非胡风诈作拉我，其实不拉，以致记者变了造谣。胡风并不“左得可爱”，但我以为他的私敌，却实在是“左得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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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69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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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71 对于“政治家”，鲁迅并不奢求什么东西，甚至开始便清楚地知道彼此处于“歧途”之中，是不可能进行合作的。然而，由于某种理想的诱惑，他已经误入由“政治家”所操纵的组织之中。对苏联，对左联，对“四条汉子”，不能说他不具有纪德式的清醒的眼光；但是不同的是，他是“局内人”而纪德是“局外人”。比较而言，局内人更需要理性和道德的力量。就像对待苏联问题一样，我们看到，对于左联，鲁迅也并不看重机构设置和工作制度之类，注重的仍然是人，是人的品质，人格，那为自己也为社会而不息地劳作所表现来出的诚实和热情。这是对于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基本的要求，也是他一贯坚持的“思想革命”的根本性所在。所以，在左联，那些自称“指导家”者，表面上扮着“革命”的面孔，而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于“汉奸”者，以他的经验看来，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而且手段巧妙，全然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而只是借革命以营私，所以他有理由怀疑他们，不相信他们，甚至怀疑他们是否系敌人所派遣。倘使真的志在革命与民族，而不过心术不正当，观念不正确，方式蠢笨一点，也还是次要的。但他同时指出，革命者自行批判和改变，仍然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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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73 以个人和组织相比较，鲁迅的确更多地看重个人的素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根本无视集团的存在。无宁说，他对严密的组织从来是怀有戒心的。柔石之死和瞿秋白的备受打击等等，无疑加深了他对组织这东西的不信任感，他后来与左联的疏离，除了来自周扬等的打击之外，与组织透过各种事件对他的干扰当不无关系。为了对付庞大的国家机器，对于集体的内在的渴求为斗争所唤醒，即便在这时，也没有像德国革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戏剧《人就是人》中那样强调对集体的依赖。布莱希特对人的“战斗机器化”，“像汽车那样被人改装”表示欣赏；集体对个人的灵魂所作的“机械性修补”，使他自觉获得了新的东西。这种态度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希莱希特仍然坚持认为，个人必须加入到集体中去，才能培养社会意识。这位戏剧作家在名为《辩证法戏剧》的笔记中写道：“个人的集合体”由于服从于集体的分配而失去其不可分割性，个人越来越被社会所支配，随之而来的社会的进展就绝不会考虑个人，不会因个人的干预受到影响，也不会由个人的消亡而结束。显然，其中同样包含了关于集体与个人关系的内在紧张。在二十世纪，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最富于现代性的问题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难解决的政治难题。但是，这个问题在许多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那里，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他们紧密地依靠集体，放弃所有的个人权利，尤其是思考的权利，宣称不倦地同个人主义作斗争。由于统一组织，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忽略个体精神的特异性，几乎成为一种必然。所以托马斯·曼会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憎恨灵魂。”鲁迅是重视个体和灵魂的。他对组织的相对的轻视，与他不在组织严密的集团内部大有关系。由于长期游离于集体之外，他对组织的霸权力量，尤其是负面的作用的经验感受不算太深。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固然可以影响组织，而组织的规模及内部规制同样可以影响和改变个人。周扬成为左联的“元帅”，其中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应当看到，其个人的权力欲望和宗派心理与组织的某些特性具有相关性，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周扬，组织从内部产生的代表也很有可能与周扬趋同，从而充分体现集体的意志。任何权力者，都不可能违反权力运作的铁律。组织这东西，说到底是封闭的，具有仪式化，教条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倾向；此外，本身还存在一个在国家和团体组织中间的地位问题。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如果它处在与国家对抗或完全一致，即极度危险或极度安全，而非公开竞争的境遇之下，内聚力会增强，排除异已的能力也会相对增大，而内部维护或反抗“统一”的斗争，也将日渐加剧，这是无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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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75 关于知识分子，鲁迅首先看重的不是知识，而是理想，良知，改造社会的热情和参与实际斗争的勇气。他反对反智主义，蒙昧主义，更反对知识人利用知识，与权力结合而制造新的愚昧。从事启蒙工作，把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传递给社会，挑战强权，反对专制，教育大众，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根性，使民魂得以发扬，这是为鲁迅所确立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但是，他认为，真的知识分子，又必先使自己在社会运动中受到教育，批判和改造。惟其如此，才不致沦为精英主义，而能保持一种平民的其实也是民主的品格；同样地，知识分子也不能为多数庸众所挟持，从而保持人格的尊严，思想的独立和灵魂的自由。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所受的批判也是自我批判，所受的改造也是自我改造，而不是由外力所强加的压迫，不管这压力来自何方。《门外文谈》论文字改革，有一段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说得很好：“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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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77 他呐喊，做“遵命文学”，寄希望于在反传统文化的斗争中崛起的现代知识分子集团。然而，这个集团很快出现分裂，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往日的战友往何处去了呢？新的战友又在哪里？这种境遇，曾经使他一度陷于彷徨。知识分子的分化成了必然的事情，他不能不面对而且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内战不是哪一个人制造出来的，它的引信，其实为社会所点燃，而战火至今不绝。鲁迅从打击现代评论派开始，一直把自己置于狙击政府在文化知识界的代言人的位置上，所谓“第三种人”，也都属于这一类的。然而，他不断遭到同人的打岔，以致不能不分神于这方面的斗争。许多所谓的斗争在他看来是无聊的，但当他无法绕开时，只能极力发掘它的文化内涵，提高它的理论品位。对于自己的同代人，他是失望的，所以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为了持续作战，他致力于培养新战士，那结果，在北京时有高长虹的一群，到了上海又有了左联的一群。他总结道：“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为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关于革命文学家，他指出，本身有着一种容易犯到的病根，就是同时脚站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受压时，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又变为不过是文学家了。在另一处，他又指出，“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当革命一受难，就会以各种好看的名义，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谈到左联的作家，他在信中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在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他指出，这批人“分裂、高谈、故作激烈”，其实是并不坚实的分子，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他还这样批评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自私，动摇，投机，善变，一味空谈，不切实际，不愿意承担责任，甚至逃避责任。知识分子不但不能成为社会的良心，头脑和喉舌，反而成了繁殖细菌的脏物；到了左联后期，在他的观察中，情况尤其如此，被事实照出原形，一个个的拖出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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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79 1935年，鲁迅写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为“摩登圣人”造像。文章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那些立志做政府的“诤臣”的人物如何？不同的是，孔夫子生前的运气并不好，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现代的人物则不但不曾吃苦头，而且声名显赫。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之后，鲁迅写了七篇题为《“文人相轻”》的文章，《“题未定”草》也写了九篇，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其中，他揭露了文坛的种种病象，有名的如“西崽相”，等等。对于以各种鬼蜮技俩掩盖文坛的昏暗的企图，他予以有力的抨击，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内部斗争的重要性。在《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他写道：“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已’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这样的话，在前后一段时间内，鲁迅不避重复地说过许多遍。大约他特别注意到，文坛的风气，一是力图消弭斗争，二是无原则的缠斗，打岔，不能生也不能爱，这样的斗争是只能引向死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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