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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73 以个人和组织相比较，鲁迅的确更多地看重个人的素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根本无视集团的存在。无宁说，他对严密的组织从来是怀有戒心的。柔石之死和瞿秋白的备受打击等等，无疑加深了他对组织这东西的不信任感，他后来与左联的疏离，除了来自周扬等的打击之外，与组织透过各种事件对他的干扰当不无关系。为了对付庞大的国家机器，对于集体的内在的渴求为斗争所唤醒，即便在这时，也没有像德国革命戏剧家布莱希特在戏剧《人就是人》中那样强调对集体的依赖。布莱希特对人的“战斗机器化”，“像汽车那样被人改装”表示欣赏；集体对个人的灵魂所作的“机械性修补”，使他自觉获得了新的东西。这种态度后来虽然有所改变，但是，希莱希特仍然坚持认为，个人必须加入到集体中去，才能培养社会意识。这位戏剧作家在名为《辩证法戏剧》的笔记中写道：“个人的集合体”由于服从于集体的分配而失去其不可分割性，个人越来越被社会所支配，随之而来的社会的进展就绝不会考虑个人，不会因个人的干预受到影响，也不会由个人的消亡而结束。显然，其中同样包含了关于集体与个人关系的内在紧张。在二十世纪，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是最富于现代性的问题之一，也是迄今为止，最难解决的政治难题。但是，这个问题在许多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化”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那里，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他们紧密地依靠集体，放弃所有的个人权利，尤其是思考的权利，宣称不倦地同个人主义作斗争。由于统一组织，统一思想和统一行动，忽略个体精神的特异性，几乎成为一种必然。所以托马斯·曼会得出结论说：“布尔什维克憎恨灵魂。”鲁迅是重视个体和灵魂的。他对组织的相对的轻视，与他不在组织严密的集团内部大有关系。由于长期游离于集体之外，他对组织的霸权力量，尤其是负面的作用的经验感受不算太深。领导者的个人品质固然可以影响组织，而组织的规模及内部规制同样可以影响和改变个人。周扬成为左联的“元帅”，其中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应当看到，其个人的权力欲望和宗派心理与组织的某些特性具有相关性，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周扬，组织从内部产生的代表也很有可能与周扬趋同，从而充分体现集体的意志。任何权力者，都不可能违反权力运作的铁律。组织这东西，说到底是封闭的，具有仪式化，教条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倾向；此外，本身还存在一个在国家和团体组织中间的地位问题。对于一个组织来说，如果它处在与国家对抗或完全一致，即极度危险或极度安全，而非公开竞争的境遇之下，内聚力会增强，排除异已的能力也会相对增大，而内部维护或反抗“统一”的斗争，也将日渐加剧，这是无法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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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75 关于知识分子，鲁迅首先看重的不是知识，而是理想，良知，改造社会的热情和参与实际斗争的勇气。他反对反智主义，蒙昧主义，更反对知识人利用知识，与权力结合而制造新的愚昧。从事启蒙工作，把自由、民主和科学的理念传递给社会，挑战强权，反对专制，教育大众，以改造落后的国民根性，使民魂得以发扬，这是为鲁迅所确立的知识分子的使命。但是，他认为，真的知识分子，又必先使自己在社会运动中受到教育，批判和改造。惟其如此，才不致沦为精英主义，而能保持一种平民的其实也是民主的品格；同样地，知识分子也不能为多数庸众所挟持，从而保持人格的尊严，思想的独立和灵魂的自由。知识分子所受的教育是自我教育，所受的批判也是自我批判，所受的改造也是自我改造，而不是由外力所强加的压迫，不管这压力来自何方。《门外文谈》论文字改革，有一段关于知识分子的话，说得很好：“由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但这些智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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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77 他呐喊，做“遵命文学”，寄希望于在反传统文化的斗争中崛起的现代知识分子集团。然而，这个集团很快出现分裂，有的高升，有的退隐，往日的战友往何处去了呢？新的战友又在哪里？这种境遇，曾经使他一度陷于彷徨。知识分子的分化成了必然的事情，他不能不面对而且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内战不是哪一个人制造出来的，它的引信，其实为社会所点燃，而战火至今不绝。鲁迅从打击现代评论派开始，一直把自己置于狙击政府在文化知识界的代言人的位置上，所谓“第三种人”，也都属于这一类的。然而，他不断遭到同人的打岔，以致不能不分神于这方面的斗争。许多所谓的斗争在他看来是无聊的，但当他无法绕开时，只能极力发掘它的文化内涵，提高它的理论品位。对于自己的同代人，他是失望的，所以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身上。为了持续作战，他致力于培养新战士，那结果，在北京时有高长虹的一群，到了上海又有了左联的一群。他总结道：“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为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关于革命文学家，他指出，本身有着一种容易犯到的病根，就是同时脚站两只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的船上踏得重一点，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受压时，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又变为不过是文学家了。在另一处，他又指出，“革命文学者若不想以他的文学助革命更加深化，展开，却借革命来推销他自己的‘文学’，则革命高扬的时候，他正是‘狮子身中的害虫’；当革命一受难，就会以各种好看的名义，走出阵线之外，好则沉默，坏就成为叭儿。”谈到左联的作家，他在信中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在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他指出，这批人“分裂、高谈、故作激烈”，其实是并不坚实的分子，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有的竟至于反而卖消息去了。他还这样批评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自私，动摇，投机，善变，一味空谈，不切实际，不愿意承担责任，甚至逃避责任。知识分子不但不能成为社会的良心，头脑和喉舌，反而成了繁殖细菌的脏物；到了左联后期，在他的观察中，情况尤其如此，被事实照出原形，一个个的拖出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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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79 1935年，鲁迅写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为“摩登圣人”造像。文章说：“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那些立志做政府的“诤臣”的人物如何？不同的是，孔夫子生前的运气并不好，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现代的人物则不但不曾吃苦头，而且声名显赫。在《中国文坛上的鬼魅》之后，鲁迅写了七篇题为《“文人相轻”》的文章，《“题未定”草》也写了九篇，都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其中，他揭露了文坛的种种病象，有名的如“西崽相”，等等。对于以各种鬼蜮技俩掩盖文坛的昏暗的企图，他予以有力的抨击，一再强调知识分子内部斗争的重要性。在《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中，他写道：“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已’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这样的话，在前后一段时间内，鲁迅不避重复地说过许多遍。大约他特别注意到，文坛的风气，一是力图消弭斗争，二是无原则的缠斗，打岔，不能生也不能爱，这样的斗争是只能引向死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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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81 对于周围的知识者，当鲁迅无所期待，以致憎恶起来的时候，最后只好返回自身。在《且介亭杂文末编》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去世的前几个月，战斗的意气更加健旺。这在学者看来，简直近于变态。他评价刘半农，章太炎，都是从战斗的方面加以总结的，呼唤的是战士之魂。他写作厉鬼复仇的女吊，说：“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他写猛兽猛禽，自然界伟美的壮观，说：“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七论“文人相轻”，在最后一论里，他还说：“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已’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能爱，才能文。”周扬之流的来自内部的明枪暗箭，不绝的鞭扑，虽然使他受伤，但也使他保持了伟大的憎，成就了他的坚苦卓绝的战斗。这对于一个人，尤其是垂暮的自由战士来说，无论如何是悲壮的，残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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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83 在两次大病之间，鲁迅写下名篇《死》。大家都把它看作是遗嘱，然而，世上有哪一份遗嘱如此燃烧着激越的情感，作为一位临终者，有谁竟如此地与他的怨敌缠斗不休的呢？其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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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85 ……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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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87 当个人自由和社会正义遭到剥夺之后，唯有斗争赢来这一切；但当斗争也被迫中止的时候，唯靠斗争的渴望补偿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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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92 鲁迅的最后十年 [:1706052695]

1706053293 鲁迅的最后十年 第七章　国家、民族、统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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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95 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华北五省相继发起“自治运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政府支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采取不抵抗主义，集中兵力进攻苏区，以期尽早剿灭共产党及其他异已势力。但是，迫于国内舆论和国际政治的压力，蒋介石随后不得不改变策略，以民族英雄自命，利用“民族”和“抗日”的名义，将权力迅速集中起来，进一步巩固个人在全党全国全军的领袖和统帅地位，以致达到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权力巅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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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97 共产国际和苏联极力遏制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化，“武装保卫苏联”成了流行一时的口号。在对华政策上，斯大林由于过高估计了蒋介石的个人作用和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能量，因此虽然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中共保持相当的一致性，但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则更多地给予国民党政府以援助。明显地，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立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国际的主要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为“统一战线”问题确立了基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著名的《八一宣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国防联军，以挽救民族危亡。从总的倾向看来，宣言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意向和苏联斯大林的政策立场。影响到中国左翼文坛，则有周扬的“国防文学”口号的大力张扬，以及后来的解散左联等系列组织性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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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299 毛泽东坚持他在党内的独立路线，一面抵制共产国际的盲目指挥和“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一面挑战蒋介石政府的国家中心民族主义。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重点讨论了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问题，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方针。会后，毛泽东即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必须属于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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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301 冯雪峰是毛泽东路线的积极的支持者，他对毛泽东的个人思想和领导才能一直抱欣赏态度。当他作为中央的特派人员于1936年4月从陕北来到上海以后，根据从鲁迅、胡风等处获取的信息，决定在“国防文学”之外，另提一个新口号，以期在文化阵线上推行毛泽东的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经由他和胡风两人商议，并征得鲁迅的同意，新口号确定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由胡风撰文正式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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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303 这时，鲁迅成了冯雪峰的统战对象。他极力争取鲁迅，使之成为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为党所掌握的一种武器和力量。而鲁迅，以他的个人主义的立场，当然不会轻易地为别的个人和组织所利用；在他那里，始终有着清楚的限界。但是，就个人品质而言，冯雪峰是可信任的。正是在冯雪峰，以及他的朋友柔石瞿秋白等人的身上，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反对党的真实的存在。在国家、民族和统一战线问题上，鲁迅通过冯雪峰，对这个反对党的基本政策有了更为直接的了解，并且可以从中找到与自己的思想正相合榫的地方。在同这个跋涉过二万五千里烽火道路的年青造反者相处的最后的日子里，整个气氛是融洽的，温暖的，多少令人慰藉的。在此期间，冯雪峰代替鲁迅起草了几篇重要的文稿；此外，在后来结集为《回忆鲁迅》的集子里，还记录了鲁迅不少的谈话片断。这些片断，成为寻绎鲁迅晚年思想变化的极为珍贵的线头。只是冯雪峰在阐释时，由于随处采取党派的，集体的立场，容易忽略鲁迅作为思想者个人的独特的思想价值，甚至出现不少不应有的曲解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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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305 关于国家，民族和人民，鲁迅的态度是一贯的。对“统一战线”问题的理解，其实是这一基本态度的延伸。个人不同于政党的地方就在这里。统一战线并不表现为一种策略，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在鲁迅这里，有关权力者和无权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互相对立的观点十分鲜明。他正是持这样的立场和观点看待国家和民族问题的。在他看来，日本就是两个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日本与人民的日本，战争的日本与和平的日本。他相信，在日本和中国的人民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但是，目前在经受着前一个日本的侵略和奴役的情况下，则必须驳斥诸如“亲善”、“提携”之类为不抵抗主义张目的论调；惟以坚决的抵抗，才能迎来后一个日本，也即中日民族平等共处的将来。同样地，中国也有两个中国：统治者的中国和大众的中国，保卫中国就是保卫后一个中国。鲁迅知道，中国的大众容易流于狭隘爱国主义，所以不忘一再提醒说：“即使那老师是我们的仇敌罢，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在救亡中，他支持启蒙工作，仍然宣传他的“拿来主义”，以及其他促进中国现代化的主张。他确信，一个自由开放，并为此不懈奋斗的民族是有前途的民族，只有封闭的民族注定要衰亡。由于鲁迅把国家和民族从中划分为上下两大层级，所以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他认定，上层完全有可能出现亲和现象。大量的事实表明，外来的侵略者和本国的压迫者是互相勾结的，他们共同出卖的是底层大众的利益。所谓战争，正如鲁迅所说：“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他常常把同族和异族的奴役者相提并论，有主子就有奴才，在一国之内如此，国与国之间同样如此。在批判“民族主义文学”时，他便指出：殖民政策是一定保护和养育流氓的。奴才一面依仗外国主子的暴力，一面利用他本国的传统之力，以除去“害群之马”，不安本分的“莠民”。“国府”除了卖国，“则不但依然能够镇压，而且依然能够诬陷、杀戮”。《漫与》记道：“九一八的纪念日，则华界但有囚车随着武装巡捕梭巡，这囚车并非‘意图’拘禁敌人或汉奸，而是专为‘意图乘机捣乱’的‘反动分子’所预设的宝座。”致台静农信中，这样说到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游行，所遭与前数次无异，闻之惨然”；又说到上海学生为声援北平学生游行而跪在国民党市政府门前请愿一事：“上海学生，则长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甚至陨亡。”时值二十世纪，在中国，帝制早已废除，而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学生居然要向政府下跪。不问而知，这又是历史的一种反刍；从本质上说，倒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没有大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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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307 国家问题成为民族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伯林发现，通过军事征服，或某种非正义的压迫手段使一个民族受辱时，通常会造成民族主义的反应。他把这种反应称作“嫩枝弯曲”现象，意思是说，弯曲的嫩枝是会反弹回来的。因此，国家总是利用民族的集体创伤，激发民族主义情感，作为维持自身凝聚力的一种方式。在现代民族国家中，民族与国家两者很难从历史和地域的联系中断然分开；对于现代性发育不健全的、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的民族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大抵倾向于爱国主义宣传，却具有更大的盲目性、煽动性和有效性。它被赋予政治力量的各种主题，如民族解放，民族荣誉等，而为政府或别的政治运动所利用，借以动员民族成员的热情及调动众多的社会资源，以支持它们的具体目标。当民族处于危亡之际，民族主义特别有利于国家权力集团统治合法化，这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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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309 鲁迅对民族主义与国家行为的结合的危险性，表现出高度的警觉。他一直反对以“种族”、“民族”的大概念掩盖国家内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一再强调说国家的统治者是不能代表民族的，要看民族的筋骨和脊梁，只能看“地底下”。这有点像西哀耶士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说的，“第三等级”便意味着民族。这是现代的民族观念，革命的民族观念。这种观念，明显是敌视现存的国家秩序的。在爱国主义的呼声日渐高涨之际，鲁迅及时揭露政府所宣扬的“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对左联内部如何家槐等宣传统一战线，而把岳飞等当作“民族英雄”来鼓吹的做法，也作了批判和矫正。岳飞，作为中国历史上惯见的一个文化符号，代表的是有关国家与民族关系的陈腐的价值原则，对此颂扬还是批判？这着实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鲁迅把问题提了出来，并且加以颠覆；然而，他的声音并没有得到回应，完全被民族主义的噪音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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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311 无论民族或国家，既然存在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因此，必然同样存在着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不同的道德规范。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这是事实，是鲁迅反复强调过的。所以，要讲“统一战线”，他认为只能是被压迫者的统一，民众的统一。当然，民众与大众的概念还可以扩大，但是无论如何不可能扩大到包容压迫者，因为本国本族的压迫者同外国外族的压迫者是一气的。从清党至今的众多青年民众的流血毙命的事实，足以支持这个判断。这段惨痛的历史不是可以轻易抛弃的，抛弃之后，必然招致更大的惨痛。这是鲁迅对于“统一战线”的意见的道德论基础。中国几千年是一个主权在君的国家，愚民政策的结果，使得民众从岳飞时代直到现在，都把“精忠报国”当成普遍的道德信条，何况现在又到了“还我河山”的时候。胡适——知识界的“胡羊”——明确地把中央政府看作国家的代表，说：“一个党国的政党的主张便成了一国政策的依据，便是一国的公器。”问题是，包括知识界在内，“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简直无人察觉所在的是“党国”：“保卫祖国就是保卫党国。”这个严重的悖论，不能不使鲁迅意识到隐藏在“统一战线”中的危机：“中国的人民是常用自己的血，去洗权力者的手，使他又变成洁净的人物的。”可是，除了这样的人民，抗战的希望又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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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313 统一战线成了政治和军事实践中的一个中心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诸如国家、民族、党派以及民众的具体态度；对个人而言，则与基本的政治伦理观念有关。鲁迅通过赞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以及对它所作的阐释，通过撰写的关于压迫者“忏悔者”和“奴隶”的大量文字，相当清楚地表达了个人对于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和斗争的意见。这些意见，固然不同于周扬等“国防文学”派，其实与冯雪峰和胡风也并不完全相同。冯雪峰等注入新口号里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的关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而鲁迅所要强调的，则是国家主权或革命主权对人权的问题，这是很不一样的。他是彻底的人权主义者，他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奴隶的解放；不管做同族的还是异族的奴隶，只要是奴隶，他说都不要做，要做的只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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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315 当胡风的文章挟带一个新口号发表以后，立刻遭到“国防文学”派的大规模的反击，著文的不但有徐懋庸、周扬等，连远在东京的郭沫若及左联支部也参与进来，加入反对新口号的阵列。两个口号之争不断升级，流言跟着起来，有的文章甚至把鲁迅和胡风拉到一起进行攻击。冯雪峰出于统战的考虑，一方面制止胡风写文章，一方面通过茅盾等人从中斡旋，劝告周扬等改变对鲁迅的态度，不要再散布说鲁迅“反对统一战线”之类的话；对于口号，则从原来的理论立场上后退，试图采取正确解释“国防文学”的办法，还提出两个口号并存之说。等到所有一切努力无济于事，攻势有增无已时，冯雪峰只好动员鲁迅亲自出面发表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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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317 可是，在鲁迅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发表之后，问题非但不能解决，徐懋庸还给鲁迅写了一封信，用鲁迅的话说，是雄赳赳打上门来了。信里一副教训的口气，说是鲁迅近期的言行，“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对于现在的基本的政策没有了解”；说是“在目前的时候，到联合战线中提出左翼的口号来，是错误的，是危害联合战线的”；还说鲁迅“不看事而只看人”，“看人又看得不准”云云。鲁迅怒不可遏，无奈体力不支，无法立即复信，。不得已只好仍由冯雪峰执笔，代替他草拟了一篇公开信模样的文章，但仍执意做了修改，又续写了最后部分才发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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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319 显然，冯雪峰在文中掺进了一些党派意识的东西，正如在个别事实方面也做了些假动作一样，譬如说口号曾经与茅盾商量过，即是这种情况；把《子夜》与《红楼梦》并列，把郭沫若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都是为了缓和矛盾而不惜违背鲁迅的原意的。在枝节问题上，鲁迅做了妥协。但是，对于新口号，他坚持在同国家、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相关的意义上，作了与个人一贯的对国家中心及制度化规则的批判相一致的激进的阐发。“大众”是相对于国家和政府的共同体，一个“非制度政治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没有规定的边界，没有官僚气味，没有与国家主权相关的任何官方地位。如果说领土边界构成为国家的主要依据，那么大众社会关心的，惟是边界内部的环境、生存、生活和生命自身，与“国防”所关注的维持边界不变的一种国家体系概念是不同的。鲁迅所以坚持大众的概念，是试图以多元消解一元，表明一种反制度的意向，为社会的自治、多数和差异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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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53321 鲁迅在新口号的阐释中体现的思想，既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正义原则，也容纳了自由主义的权利观念。他的思想力量并非直接源于哪一种民主理论，而是来自大众乌托邦。所有的启蒙主义都有自己的乌托邦。由于大众在鲁迅那里带有双重性质，既是与国家相对立的实体，又是与现实相对立的幻象，所以对于现行制度和秩序逻辑特别富于毁坏的力量。倘若置身于既定的逻辑里看待鲁迅的言论，说他“破坏统一战线”，也不能完全怪罪于流言。因为在鲁迅看来，统一战线必须是在维护大众个人或社团权利的基础之上，并且在新的社会运动的实践之中建立起来的。然而，政府怎么可能容忍大众作主呢？这种构图，显然与主流理论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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