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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27日，“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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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4月11日，“夜买酒并邀长虹、培良、有麟共饮，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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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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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1月9日，“夜食蟹饮酒，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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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2月31日，“晚李小峰及其夫人招饮于中有天，同席郁达夫、王映霞、林和清、林语堂及其夫人、章衣萍、吴曙天、董秋芳、三弟及广平，饮后大醉，回寓欧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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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29日，“略饮即醉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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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醉酒，初到北京时半月内连续有两次，初到上海时两个多月连续有三次，绝大多数年份并无醉酒记录，饮酒完全在可控的范围内，1934年底“略饮即醉卧”后，便基本远离酒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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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也是鲁迅笔下频繁出现的重要意象。鲁迅诗中，早期“兰艭载酒橹轻摇”是轻快的，“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茗艼，微醉自沉沦”是愤世嫉俗的，“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是深广忧思的，“漏船载酒泛中流”时仍“横眉冷对千夫指”是孤独抗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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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作品中的主人公，与酒意象联系最密切的，一个是孔乙己，另一个是吕纬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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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是没有考上秀才的读书人，标志他身份的是无论如何也脱不去的长衫。他是唯一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人。他丧失了做人的尊严，沦落为小酒店里人们嘲笑的对象，从而暴露了当时的社会问题。“‘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的描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经典的细节之一。鲁迅通过对孔乙己喝酒的叙述，表达了自己对酒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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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酒楼上》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面貌的写照，是“最富鲁迅气氛”（钱理群语）的小说。小说中吕纬甫是辛亥革命风浪过后的一个落荒者，走进“一石居”来寻求酒精的安慰，正好遇到多年前的老朋友独斟。老朋友邀请他一起进餐，吕纬甫略略踌蹰方才落座。在酒精面前，可以看出鲁迅对于当时的新型知识分子持有既批判又体谅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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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风雨飘摇、寒凝大地的年代，一个清醒的灵魂必然是痛苦的。酒，清晰地折射出了鲁迅“荷戟独彷徨”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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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绍酒越鸡之饭——鲁迅味蕾上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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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饮食习惯决定着一个人的味蕾。在一般语境中，鲁迅似乎只适合喝绍兴黄酒，而不是白酒，更不是洋酒。萧红《回忆鲁迅先生》一文就这样写：“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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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定居上海之后，有“绍酒越鸡”之饭：1930年3月15日，“下午康农、修甫、友松来。晚望道来。因有绍酒越鸡，遂邀广湘、侍桁、雪峰、柔石夜饭”。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看样子绍酒越鸡是他带来的，因此，鲁迅邀请众人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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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1934年5月5日，“夜同广平往新光大戏院观《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复至南越酒家食面而归”。看得出这是一顿便饭，“南越酒家”从其店号上分析，亦当属绍兴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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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味蕾上的乡愁早在他初进北京城的时候就开始了，1912年最后一天，“晚铭伯招饮，季巿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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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铭伯先生在岁阑之际，用家乡菜招待鲁迅，“肴质而旨”意思就是实惠而又有油水，并且是家乡口味。北京往常有绍兴人做厨子的传统，明史玄《旧京遗事》说：“京师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不及格也。”说的是明末，苏州厨子受欢迎，绍兴厨子则“不及格”，意思是未进入上流社会，并非不入眼。既不及格而又流行，说明在中下阶层中非常普遍，且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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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民国初年去北京的时候，北京还有几家绍兴人开的名饭馆，如杏花春、颐乡斋、越香斋等。陈莲痕《京华春梦录》记载说：“山阴所设杏花春，颐芗斋（即颐乡斋）之绍兴花雕，味擅上林，口碑尤胜。”从中可见，绍兴饭庄最重要的是卖绍兴老酒，即陈年花雕，并将其作为饭店的招牌。过去的北京最重南酒，有专卖女真、花雕的南酒店。《光绪都门纪略》酒楼诗云“陈绍斟来色似茶，高楼午酌胜仙家”，也是用绍兴的陈年老酒来号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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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春、颐乡斋两处酒家，鲁迅都去过不少次。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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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0月19日，“晚许铭伯招饮于杏花春，同坐者有陈姓上虞人，忘其字，及俞月湖、胡孟乐、张协和、许季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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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11月20日，“沈康伯将赴吉林，晚与伍仲文、张协和公饯于韩家潭杏花春，坐中又有范逸丞、稚和兄弟及顾石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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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6月1日，“下午往铭伯先生寓。晚子佩招饮于颐香斋，与二弟同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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