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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会馆毕竟是鲁迅暂时安身之地，等到鲁迅购置了八道湾的一处房产，就收拾什物准备搬过去了。1919年11月20日“往铭伯先生寓”，此处无一字写作别，但作别的情绪满溢在字里行间。第二天，11月21日，良辰吉日到了，“上午与二弟眷属俱移入八道弯宅”，也无一字写许氏兄弟在绍兴会馆门前挥手作别的情形，但离开住了七年又七个月的会馆，相信许、周两家，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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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离开了绍兴会馆，当年12月，接母亲到北京，返京时还不忘“送铭伯先生火腿一只，笋干一篓”，之后他们保持着书信往来，也有互访：1920年2月18日，“午后访铭伯先生，未见”；隔了一天，20日，“午后铭伯先生及诗荃来”；4月16日，“午后往铭伯先生寓”；8月7日，“午前往铭伯先生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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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以为这样的交往就一直进行下去了，不料，继续往下读，竟然是这样一句：“铭伯先生于昨亥刻病故，午前赴吊。”（1921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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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铺垫，记述得也平平静静，看似毫无感情色彩，不知道鲁迅内心蕴藏着怎样的情绪。这才意识到，在过去见诸记录的近一年时间中，鲁迅与许铭伯先生竟然没有书信往来，也没有互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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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星期休假。午后赴长椿寺吊铭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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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绍兴会馆的许先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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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许铭伯，每提及都是以“先生”称之，看得出十分尊敬。读《鲁迅日记》，从他1912年5月5日初到北京，从许铭伯手里接过那册《越中先贤祠目》，二人订交，到1921年7月14日，“赴长椿寺吊铭伯先生”，前后九年，使人不禁有生命易逝、大树飘零之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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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醉眼”中的朦胧——鲁迅饮酒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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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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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喜欢喝几杯酒，这让他当年的论敌找到了讽刺攻击的把柄。叶灵凤就很不客气地在《戈壁》第二期（1928年5月）上发表了一幅鲁迅醉酒图并附说明：“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已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冯乃超则在《文化批判》第四号（1928年4月）上发表《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说鲁迅“缩入绍兴酒瓮中，‘依旧讲趣味’”。在叶灵凤的笔下，鲁迅是个酒精依赖者。甚至在同一阵营中，鲁迅也会因此受到错误批评乃至攻击。1928年，创造社中人就一面宣传鲁迅怎样有钱、喝酒，一面又诬栽他有杀戮青年的主张。有人说他“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为此，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等一系列文章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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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当时文坛论战的是非，客观地讲，鲁迅喝酒，有一个从不喜欢到泰然受之再到几乎戒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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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鲁迅是不喝酒的，甚至是憎恶喝酒的，这与他父亲的不良酒风有关。萧红曾回忆鲁迅一次醉酒，当人们说鲁迅喝多了时，鲁迅却极力辩解：“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常提起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鲁迅先生生活忆略》）鲁迅的父亲醉酒的样子确实可怕，周作人、周建人对此都有过回忆。老二作人回忆说，父亲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吃，但是酒喝多了，脸色渐变青白，话也少下去了，小孩便渐渐走散，因为他醉了就不大高兴。老三建人回忆说，有一次，忽然听到瓷器摔在石板上发出的清脆声音，赶去一看，父亲把饭碗菜碗都掷出北窗外了，接着酒杯也落在石板上了，最后，桌上的碗筷一点也不剩了。他在掷这些东西的时候，脸色是阴沉、忧郁、压抑、悲伤的，使孩子们都不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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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这种醉态自然强烈刺激过鲁迅，所以早年他不喝酒，甚至憎恶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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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情况发生了变化，对于饮酒，鲁迅也处之泰然了。1909年鲁迅从东京留学归国时，不仅开始抽烟，还开始喝酒。在老家绍兴，常常找鲁迅喝酒的人是范爱农。范爱农告诉鲁迅，他现在爱喝酒，“于是我们便喝酒”（鲁迅《范爱农》），酒生豪气，两人醉后常谈些愚不可及的疯话，连鲁迅的母亲偶然听到了也发笑。到北京后，特别是在绍兴会馆居住的近八年时间中，单身汉鲁迅耽于饮酒。对于这一点，鲁迅在自己的作品中其实有过各种解释。1925年，鲁迅在文中写道：“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先是小喝，继而大喝，可是酒量愈增，食量就减下去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现在有时戒除，有时也还喝……”（《这是这么一个意思》）用精神分析法看，这显然是自虐的心态。再比如：“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也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淡淡的血痕中》）这是借酒浇愁。许广平对此解释说，这“是由愤世嫉俗的一种反抗的驱迫，使她不时的沉湎于杯中物”[2]。鲁迅的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在深刻剖析了阮籍狂诞自傲背后的愤时忧世之心后说：“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者，有几何哉，十之八九是装出来的。”这其实已经吐露了他自己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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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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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未来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嗜酒不渝，简直成了中国文人寄情诗酒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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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鲁迅作为一名海归派公务员，开始在绍兴会馆以抄古碑、辑故书、读佛经的方式消遣时日，看上去亦官亦民，亦文亦仕，只有当他兴致勃勃地小酌两杯时，那位消遁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达八年之久的鲁迅，才真切地出现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发轫的时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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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1912年日记，我发现他的嘴里常常淡出个鸟来，动辄饮于酒馆，一如魏晋时的阮籍、刘伶之属，胸中块垒，须酒浇之。他的这一做派颇有东晋王忱的风格：“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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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日记简约、含蓄，聚饮文字却颇多，每周均饮酒数次不等，兹略举几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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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饮于广和居”（5月7日），这是到北京后第一次饮酒，从此就如同他七八年后写《狂人日记》一发而不可收一样，饮酒也一饮而不可收。“夜饮于致美斋”（5月8日），“晚同恂士、铭伯、季巿饮于广和居”（6月1日），“晚饮于季巿之室”（7月17日），“晚饮于广和居，颇醉”（8月1日），“上午往池田医院就诊，云已校可，且戒勿饮酒”（8月17日），医嘱仅隔一天，“旧历七夕，晚铭伯治酒招饮”（8月19日），“晚稻孙来，大饮于季巿之室”（8月28日），“下午稻孙来，晚饮于季巿之室”（9月6日），“晚胡孟乐招饮于南味斋”（9月11日），“晚饮于劝业场上之小有天”（9月27日）。10月、11月略有收敛，“晚铭伯招饮，季巿及俞毓吴在坐，肴质而旨，有乡味也，谈良久归”（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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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鲁迅1912年饮酒的标本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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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广和居为代表的北京街市饭庄酒肆中，鲁迅学习李太白，“惟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风花雪月，朝朝暮暮，世事若此，人或不醉，岂不辜负1912年风雨欲来之中华民国？钱理群说，鲁迅“生命中的魏晋情结、浙东情结，这都是他的生命之根”。用这一观点观照1912年鲁迅的嗜饮，则可以透视出一个压抑的公务员骨子中深沉而可爱的文人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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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忘掉他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的公务员身份吧，他“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5月10日）；且忽略“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哀范君三章》）的国家遭遇吧，他认为“中国又一天一天地沉入黑暗中”（《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且不计他“把酒论当世，先生小酒人。大圜犹茗艼，微醉自沉沦”的颓废吧，他在哀悼范爱农时有了一种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鲁迅的喝酒，本质上是单身汉式的，这与孟浩然有些相似——有位朋友要把孟浩然推荐给朝廷，约好动身的那一天，恰逢几位好友，聚饮甚欢，有人提醒他：你不是要去朝廷吗？孟浩然大怒：“业已饮，遑顾他！”终于没有做成官。这就是文人的性情。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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