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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长虹是鲁迅办《莽原》时认识的，与鲁迅间有笔墨官司，因此高氏恶意攻击鲁迅，鲁迅为此还专门写信问章衣萍流言原委，《两地书》中不乏这类论据。所以鲁迅与李霁野等人交谈中提及的“情书一捆”，更有可能是对高长虹的冷嘲，而不是对章衣萍的热讽。1926年6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封底，鲁迅亲手编发了《情书一束》的广告，就很能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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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衣萍在《枕上随笔》中的记述，使我们了解到了鲁迅鲜为人知的一面，不能不说是章衣萍歪打正着地为鲁迅研究者提供的珍贵资料，这使得后世的传记作家可以从容地铺陈鲁迅在绍兴会馆中的一些生活细节，如钮岱峰在《鲁迅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版）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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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树书屋毕竟太古旧了。严密少窗的北方民居有时以阴凉见长，而在真正的闷热来袭之时，却显出更加深重的压抑憋闷感。这儿壁虎很多，周树人发现它并非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五毒之一。在夏天里，他甚至养起了壁虎，养在小盒子里，而设法捉一些蚊蝇之类喂它。抄写石碑疲倦的时候，周树人往往会受不了老屋的闷热，到古槐树下手摇蒲扇纳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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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岱峰为鲁迅作传的宗旨是“作传的客观化”，追求“和谐”，因为他认为“只有和谐才能接近历史的真实”。整体而言，他的《鲁迅传》叙述从容不迫、舒缓有致，且不乏生动和富有哲理的议论，达到了一定水准。从上述有关鲁迅养壁虎的细节看，钮岱峰对绍兴会馆环境的描写还是很到位的，壁虎成了原画复现真实的鲁迅的重要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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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饲养壁虎之事，成为他在绍兴会馆中的一个特殊符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50年代写的《追忆鲁迅先生》诗云：“雅人不喜俗人嫌，世路悠悠几顾瞻。万里仍归一掌上，千夫莫敌两眉尖。窗余壁虎干饭香，座隐神龙冷紫髯。四十余年成一瞑，明明初月上风帘。”诗中，“窗余壁虎干饭香，座隐神龙冷紫髯”之句，使我们看到了屏息、静养、面壁、磨剑、修炼时的鲁迅，这是一个时代的沉默，是沉默中的一个时代。鲁迅，他就像即将喷发的地层下的岩浆，正在等待合适的温度冲天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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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宠物饲养史上，审丑的向度一直存在。斯芬克斯猫全身无毛，眼神恐怖，看了让人起鸡皮疙瘩，但在欧洲却是一些爱猫者梦寐以求的珍品；沙皮狗头大嘴阔，看上去像袖珍版的河马，身背上的褶皱多得简直像百褶裙，却也让它的主人们如痴如醉。德国科学家近两年得出结论，认为人类对蜘蛛、蛇等动物的恐惧，源于原始社会先民的“苦难记忆”。但是，往往让人恐惧的动物身上都有一种超越了常规向度的美，使人欲罢不能。动物学家汤姆逊这样评价蟾蜍：“有一种难于发觉的美，也有一种易于发觉的美，蟾蜍的美就难于发觉。不过，假如我们征询几位精于审美的美术家们，他们一定会毫不迟疑地赞同蟾蜍的美。”也许正像汤姆逊发现了蟾蜍的美一样，鲁迅发现了壁虎的美，并因此成为现代文学史上养爬行宠物的另类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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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壁虎作为宠物的鲁迅，在绍兴会馆中是孤独、苦闷、彷徨的，壁虎是他生活情趣的一部分。绍兴会馆时期，是这位清醒的智者一生中蓄积能量的蛰伏期。这一时期的鲁迅，真正理解了黑暗中人性的挣扎，理解了他此后专题演说的阮籍、嵇康之流的魏晋风度，他的个性也逐渐露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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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马上要告别他的宠物壁虎，融入伟大的“五四时代”，成为新文化运动最坚定的旗手和最优秀的男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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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留之晚酌——作为文化沙龙的周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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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鲁迅北京和上海时期的社交活动，有一个细节颇有意思：能够在周府和鲁迅及其家人一起进餐的，都有哪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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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入点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偶然性中也包含着必然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但私密性中也包含着某种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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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初到北京，是一介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遇到饭点，不是出去蹭老乡和朋友的饭（比如许铭伯家、胡梓方家、蔡谷青家等），就是与三三两两的同事、朋友频繁下馆子，请别人在家里吃饭的情况几乎没有。鲁迅在教育部的工资，两月内从最初的60元涨到200多元，在当时已属高薪，下馆子绰绰有余。仅1912年5月至12月，鲁迅就下了30多次馆子，绍兴会馆附近的广和居几乎成了周树人的工作餐厅，前后去了20多次。鲁迅的早期饭友以许寿裳、钱稻孙、齐寿山等为主，最固定的饭友当属翻译家钱稻孙和教育家许寿裳。他们之间除了互相吃请，还有AA制下馆子的情形：“晚钱稻孙来，同季巿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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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生活安定下来之后，周府自然也会埋锅造饭。特别是北京时期周母和朱安进京之后，上海时期鲁迅与许广平有了寓所之后，留客吃饭便具备了条件。周府向来是门庭若市的，“五四”新文化史上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名字，都与周府或多或少有一些交集。即便是在周树人尚未成名的北京绍兴会馆隐居阶段，访客也是接踵而至。客人来谈，恰好碰到饭点了，如果不是同去饭店吃饭，便留之吃家常饭，可谓之“留饭”，日记中大约有62例；如果事先做了准备，专门邀请客人到家里吃饭，则可谓之“治馔”，大约有32例。本文仅述留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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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仅依据的是鲁迅日记中有记载的留饭情况，以得出一个鲁迅社交圈子亲疏远近的大概印象，这远远不能代表鲁迅交际的全部。因为日记并不是科学素材，它具有很大的随机性，某件事记或者不记，都在勤懒之间、一念之间。笔者注意到，1920年7月至12月，鲁迅日记中大都作“无事”二字，大约此时为生活所累，或者注意力停留在其他方面。1921年大部分日记也极简约，大约是与周作人一家经济纠葛日甚，身心疲累所致。同时，日记中，“留饭”自然是在家里吃饭，但“饭后去”则有可能一部分是去附近下馆子的，只是没有明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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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例留饭记录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及其家人，不仅留饭，还给孩子们买糖果和玩具，这在情理之中。除此之外，先后在周府吃过饭的人有：蔡国亲、许季上、魏福绵、阮和孙（阮和森）、钱玄同、许钦文、孙伏园、李遐卿、齐寿山、车耕南、李小峰、台静农、天行（魏建功）、蒋径三、张协和、文尹夫妇（瞿秋白夫妇）、季巿（许寿裳）、诗荃（徐梵澄）、方璧（茅盾）、西谛（郑振铎）、张梓生、邵铭之、萧军、悄吟（萧红）等。另外还有日本人辛岛骁、增田涉、清水三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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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期的留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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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期鲁迅住过四个地方：绍兴会馆、八道湾、砖塔胡同、西三条胡同。其中绍兴会馆时期完全是单身；八道湾是与老太太、朱安、周作人一家同住；砖塔胡同是兄弟闹翻后携朱安居住；西三条胡同是最后购置的周府，与老太太、朱安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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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会馆阶段，最先与周树人一同进餐的是蔡国亲。当然这对蔡国亲而言，并不是什么荣誉，只是说明他们的交往比较亲密而已。因为鲁迅初到北京时，无依无靠，寂寂无名，还得仰仗他的各位老乡。鲁迅是1912年5月5日到的北京，8日，“夜饮于致美斋，国亲作主”。这是鲁迅在北京的第一场饭局，由蔡国亲做东，可看作是接风洗尘的欢迎之宴。后来鲁迅留蔡国亲在家里吃饭，也说明他们二人一开始便保持着良好的交往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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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季上前后6次在绍兴会馆的鲁迅寓所留饭。当然许季上也请客：1917年4月23日，“晚同二弟往许季上寓饭，同席共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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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三男，即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二女，即许羡苏（钦文的妹妹）和许广平。许季上（1891—1953），许寿裳的堂兄，出生于钱塘名门世家，是一位博学深识的佛教学者（居士），毕业于复旦公学哲学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印度哲学。1912年应召至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他们共同的话题是古籍与佛学。鲁迅读经的直接动因与许季上有关，开始是许季上送他几本佛经，然后又多次借经书给他，还陪他去书店买佛经。有时候鲁迅上午拿了工资，下午就请许季上陪他去书店买佛经，佛经迅速积累，到后来许季上反过来要向鲁迅借佛经看了。鲁迅1914年出资请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刻印100部《百喻经》为母亲六十大寿祝寿，就是由许季上促成的（不过令人困惑的是，进入1915年，鲁迅基本上就不再买佛经了）。鲁迅与许季上密切交往的时期，正是鲁迅抄古碑、读佛经，在沉默中等待爆发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漂之初，鲁迅多次留许季上吃饭，就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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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11号阶段，周宅没有一次随机留客人吃饭的记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弟兄同住，家口大，加之周作人的妻子是日本人，外人留餐多有不便。周氏兄弟仅在1923年有三次治馔请客的情形：一次是5月10日，“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第二次是5月26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泽村、丸山、耀辰、凤举、士远、幼渔及我辈共八人”；第三次是6月18日，“旧端午也，休假。午邀孙伏园饭，惠迪亦来”。可以看出，孙伏园与周氏兄弟二人的关系都很好。孙伏园是《晨报》副刊编辑，人称“副刊大王”，《阿Q正传》即是由孙伏园在《晨报》首次连续发表的。1924年11月，他与鲁迅等人发起成立“语丝社”，出版《语丝》周刊。鲁迅逝世后，孙伏园以其对鲁迅的深入了解，撰写了一副著名的挽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此联用鲁迅所著书名及主编之刊名《莽原》《野草》《热风》《奔流》《呐喊》《毁灭》《而已》《十月》《彷徨》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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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14日下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当天日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以后的很多年，兄弟二人对此都是沉默，留给后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8月2日，鲁迅就带着朱安搬出了八道湾11号，迁居到砖塔胡同61号（今84号），这是鲁迅在北京居住时间最短的一处住所，只有9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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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塔胡同阶段，受条件和心情所限，留饭的情况很少，只有阮和森、许钦文、孙伏园、李遐卿得以在周宅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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