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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季上前后6次在绍兴会馆的鲁迅寓所留饭。当然许季上也请客：1917年4月23日，“晚同二弟往许季上寓饭，同席共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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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三男，即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二女，即许羡苏（钦文的妹妹）和许广平。许季上（1891—1953），许寿裳的堂兄，出生于钱塘名门世家，是一位博学深识的佛教学者（居士），毕业于复旦公学哲学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印度哲学。1912年应召至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他们共同的话题是古籍与佛学。鲁迅读经的直接动因与许季上有关，开始是许季上送他几本佛经，然后又多次借经书给他，还陪他去书店买佛经。有时候鲁迅上午拿了工资，下午就请许季上陪他去书店买佛经，佛经迅速积累，到后来许季上反过来要向鲁迅借佛经看了。鲁迅1914年出资请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刻印100部《百喻经》为母亲六十大寿祝寿，就是由许季上促成的（不过令人困惑的是，进入1915年，鲁迅基本上就不再买佛经了）。鲁迅与许季上密切交往的时期，正是鲁迅抄古碑、读佛经，在沉默中等待爆发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漂之初，鲁迅多次留许季上吃饭，就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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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11号阶段，周宅没有一次随机留客人吃饭的记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弟兄同住，家口大，加之周作人的妻子是日本人，外人留餐多有不便。周氏兄弟仅在1923年有三次治馔请客的情形：一次是5月10日，“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第二次是5月26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泽村、丸山、耀辰、凤举、士远、幼渔及我辈共八人”；第三次是6月18日，“旧端午也，休假。午邀孙伏园饭，惠迪亦来”。可以看出，孙伏园与周氏兄弟二人的关系都很好。孙伏园是《晨报》副刊编辑，人称“副刊大王”，《阿Q正传》即是由孙伏园在《晨报》首次连续发表的。1924年11月，他与鲁迅等人发起成立“语丝社”，出版《语丝》周刊。鲁迅逝世后，孙伏园以其对鲁迅的深入了解，撰写了一副著名的挽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耗，万众彷徨。”此联用鲁迅所著书名及主编之刊名《莽原》《野草》《热风》《奔流》《呐喊》《毁灭》《而已》《十月》《彷徨》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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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14日下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当天日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以后的很多年，兄弟二人对此都是沉默，留给后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8月2日，鲁迅就带着朱安搬出了八道湾11号，迁居到砖塔胡同61号（今84号），这是鲁迅在北京居住时间最短的一处住所，只有9个多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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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塔胡同阶段，受条件和心情所限，留饭的情况很少，只有阮和森、许钦文、孙伏园、李遐卿得以在周宅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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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迁入砖塔胡同不久就病倒了，朱安对大先生的照顾无微不至。鲁迅当时不能吃饭，只能吃粥。据其同院的邻居俞芳回忆：“大师母每次烧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在砖塔胡同，鲁迅的书桌放在朱安的屋子里，这里光线好，安静，鲁迅白天即在这里进行案头工作，朱安则常在厨房张罗饭菜等事，轻易不去打扰。有时同院的俞家姐妹有些吵闹，朱安也提醒她们不要吵大先生，有时甚至是恳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作为女主人，朱安做菜的手艺相当不错。据许羡苏回忆：“他们家的绍兴饭菜做得很不差，有酱过心的蚌蟹蛋，泡得适时的麻哈，但也有很多干菜。”不过，鲁迅在外生活多年，喜欢的口味南北杂陈，对于绍兴菜也有不满的地方，特别是干菜太多，觉得单调。据阮和森的女儿回忆，在北京的时候，朱安只能从饭菜的剩余来判断鲁迅喜欢吃什么，假使这道菜吃剩得不多或吃光了，她揣摩鲁迅一定很喜爱，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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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和森是绍兴人，鲁迅的姨表兄弟。他是鲁迅小说《狂人日记》的原型，曾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当时在山西省繁峙县当幕友。1916年10月突然精神失常，“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来躲避”。鲁迅留他住在会馆，带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的巡警，他突然出惊，面无人色，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了恐怖，阴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经医治略有好转后，鲁迅就派人把他送回南方去了。以此为原型的《狂人日记》写得“忧愤深广”，一时间“礼教吃人”成了进步人士和青年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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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钦文自称是鲁迅的“私淑弟子”，他的创作受到鲁迅的扶植与指导，短篇小说集《故乡》描写的多是浙江家乡的人情世态，1926年由鲁迅选校、资助出版，并将其列入“乡土作家”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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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三条胡同阶段，大约由于心境、处境及与家眷一起生活多有不便等方面的缘故，日记中未见一次“留饭”的情况，只有1926年6月3日“晚寿山来，同饮酒，并赠以书四种”的记录。除此之外，还有两次专门的请客（后文《要请，就要吃得好——周府治馔》中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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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期的留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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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上海定居后，周府留饭的情况很普遍，有时候也从外面叫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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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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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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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不是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不是新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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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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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许广平贤内助的角色发挥得非常好。“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这菜简单到极点。”（萧红《回忆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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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徐诗荃、瞿秋白夫妇、萧红夫妇的留饭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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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1日，“下午诗荃来并赠水仙花四束，留之夜饭”。这是很有情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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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诗荃（1909—2000），著名的精神哲学家、翻译家和印度学专家，笔名梵澄，湖南长沙人，被誉为“现代玄奘”，投稿《语丝》时结识鲁迅。1929年8月赴德国留学，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攻读艺术史专业，研究美术史，练习木刻艺术。代鲁迅购买文学和版画作品，并创作一幅中年鲁迅像，被誉为“中国新兴版画创作第一人”。他牢记鲁迅关于青年应“稍自足于其春华”的教诲，做出了四个方面的学术贡献：有规模地翻译尼采著述；系统地翻译印度哲学古今经典；用英文将中国古代学术精华介绍给印度和西方；以精神哲学重新阐释中国古典思想。正因为他甘于寂寞，从不张扬，在国内，除了哲学、宗教和鲁迅研究等极少数学术领域的人尊敬并崇拜他之外，其他领域的人，从官方到民众，几乎没人知道他，安静得甚是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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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位东方哲学大师真是很有情趣的，拜访朋友时能想到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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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徐诗荃不是唯一给鲁迅送过花的人。鲁迅在教育部时，他的同僚送过八盆桃花、梅花，云松阁送过两盆月季花。最爱给鲁迅送花的一个是陶璇卿（陶元庆），他自杭州来，赠梅花一束；不仅亲自送花，还让朋友黄行武给鲁迅代为赠花，真是够风雅。另一个是许钦文，一次赠兰花三株，另一次赠橙花一合。此外，内山夫妇也喜欢给鲁迅赠花，除鲁迅生病探视时送花外，有一次还赠了一盆堇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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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尹夫妇”即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他们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与周府打交道显得很特殊，这样记录是为安全计。1931年“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瞿秋白、杨之华夫妇避居在茅盾寓所。但瞿觉得这并非长久之计，便向冯雪峰提出，要他帮助寻找新的安全住处，冯雪峰想到了自己的好友谢澹如。谢澹如接受了冯雪峰的请求，不惜以身家性命做担保，让瞿秋白夫妇住到他家避难。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就开始于瞿住进谢家之时。这年夏天，冯雪峰陪同瞿、杨夫妇首次去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现名北川公寓）拜访了鲁迅。入秋的一个雨天，鲁迅和许广平带着儿子海婴，由冯雪峰陪同一起回访瞿、杨夫妇，鲁迅在其日记（1932年9月1日）中写道：“一日雨。午前同广平携海婴访何家夫妇，在其寓午餐。”这是鲁迅日记中首次记载与瞿间的交往。后来为安全计，鲁迅常常用“何先生”“维宁”等瞿秋白曾使用过的姓名称呼瞿。同月14日，鲁迅日记有“文尹夫妇来，留之饭”，这是瞿秋白夫妇再次去鲁迅寓所。之后，两人交往频繁。前述内山夫妇曾赠鲁迅一盆堇花，过了两天，鲁迅访瞿秋白，大约没有合适的礼物，就将这盆堇花赠给了瞿秋白的夫人。1935年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后，鲁迅亲自编成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名义出版，仅印制了五百部，其中一百部为亚麻布封面，以皮革镶书脊，书名烫金，书口刷金，十分精美；另外四百部为蓝色天鹅绒封面，书口刷靛蓝，书名烫金。无论在书稿编辑上，还是装帧设计上，鲁迅均投入极大的心力，使此书呈现出无与伦比的考究。“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如此用功，显然是为了纪念他与瞿秋白的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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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军、萧红是20世纪30年代重要的青年作家，历来被人看作是鲁迅的亲传弟子，是鲁迅家里的常客，30年代在上海鲁迅家中吃饭的情况很多。1934年冬，他们在青岛收到自己的文学偶像鲁迅的回信后，乘轮船来到上海，投奔鲁迅。这一年，萧红23岁。他们和鲁迅一家很快就建立了家人般的亲密感情。鲁迅为萧军、萧红安排住处，解决生活困难，还携带他们参加宴会——1934年12月18日，萧军、萧红接到鲁迅的宴会邀请函后激动不已，萧红马上买来一块黑白方格绒布料，连夜动手给萧军缝制一件礼服，以示恭敬而又隆重。在第二天的宴会上，鲁迅特地介绍他们认识叶紫，让叶紫帮助初来乍到的年轻夫妇熟悉和适应上海的生活。萧军、萧红的笔名就是鲁迅帮他们改的，鲁迅说就是“小小红军”的意思。这一阶段，萧军、萧红经常到鲁迅家聊天蹭饭，有时吃完饭，还要去看电影。他们对鲁迅是很依恋的，对于二萧来说，鲁迅差不多是半人半神式的、父亲一样的存在。特别是萧红，与周家关系更为亲近，她在《回忆鲁迅先生》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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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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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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