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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鲁迅搬到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一幢建于1920年代的新式里弄房子，这是先生最后的故居，也是内山完造以书店职工的名义帮助找的。房子共三层，一楼是客厅和饭厅，二楼是主卧和储藏室，三楼是小孩房和客人房。屋内陈设比较高级，不但有抽水马桶，做饭还有管道煤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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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期，周府请客时，就在以上三处寓所，绝大多数都是许广平下厨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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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买书、办事遇友人请至家里。如在内山书店遇蒋径三，“值大雨，呼车同到寓”，请客人吃了饭才作别。再如帮助傅东华延医为其子看病后，邀一同帮忙的河清（黄源）“来寓夜饭”。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古道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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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为海婴过生日。鲁迅爱子周海婴生于1929年9月27日，父子二人的生日以阳历算只差两天，父亲的生日往往变成了孩子生日的附属品。海婴一岁时，“治面买肴，邀雪峰、平甫及三弟共饮”。1931年9月25日本是鲁迅生日，“晚治肴六种，邀三弟来饮，祝海婴二周岁也”，庆祝家宴的主角却变成了海婴。三岁时，叫来了三弟一家，“晚三弟亦至，并赠玩具帆船一艘，遂同用晚膳。临去赠孩子们以玩具四事，煎饼、水果各一囊”。1934年海婴过五周岁生日，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奉告：“但作少许菜，大家吃了一餐，算是庆祝，并不请客也。”有时也为自己过生日，比如1933年9月22日，“是日旧历八月三日，为我五十三岁生日，广平治肴数种，约雪方夫妇及其孩子午餐，雪方见赠万年笔一枝”。雪方即冯雪峰，这里所记的“万年笔”是日语，即自来水钢笔。鲁迅一向反对铺张浪费，除了母亲六十大寿那一次，鲁迅从未为家人的生日大操大办过，包括自己和海婴周岁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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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庆祝节日。过中秋，“煮一鸭及火腿，治面邀平甫、雪峰及其夫人于夜间同食”。过除夕，“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显出了难得的好心情。冯雪峰多次受邀到周府吃饭，也是有原因的。1930年5月鲁迅迁入拉摩斯公寓后，冯雪峰随即迁到鲁迅家西隔壁的地下室。地下室房租便宜，大约15平方米，光线很差。那时他很穷困，常常连车钱都没有，只得向友人告借。住在这里时，冯雪峰晚饭在九、十点钟吃完，然后到鲁迅家谈工作直到深夜。五烈士牺牲后，他与鲁迅编辑出版《前哨》进行纪念；他将瞿秋白介绍给鲁迅，促使鲁迅和瞿秋白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可以说，周府家宴，加固了他们的相知相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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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身穿许广平手织毛背心（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春阳照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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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景云里寓所书房中（《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摄于192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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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邀请日本友人。“晚治肴八种，邀增田涉君、内山君及其夫人晚餐。”“夜邀清水、增田二君饭。”“晚治馔，邀水野、增田、内山及其夫人夜饭。”“夜治肴六种，邀辛岛、内山两君至寓夜饭。”规模最大的一次，还请来了梁园豫菜馆的厨师到家里做饭：“邀内山君及其夫人、镰田君及其夫人并孩子、村井君、中村君夜饭。”鲁迅交往过的日本友人有60余位，在上海密切交往的内山完造、增田涉、清水三郎、辛岛骁、镰田诚一等人，均应邀在鲁迅家里吃过饭。特别是内山书店的职员镰田诚一（1905—1934）英年早逝后，鲁迅还为其写了墓志：“君以一九三〇年三月至沪，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靡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越三三年七月，因病归国休养，方期再造，展其英才，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年仅二十有八。呜呼，昊天难测，蕙荃早摧，晔晔青春，永閟玄壤，忝居友列，衔哀记焉。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会稽鲁迅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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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吃团圆饭。1933年5月27日，“晚，治馔邀蕴如及三弟夜饭，阿玉、阿菩来”，“阿玉”即周晔。之所以这一天请弟弟一家夜饭，鲁迅有自己的用意。因为这段时间的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5月18日晨，鲁迅的战友杨杏佛在上海法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也上了暗杀名单。5月20日，鲁迅不顾危险为杨杏佛送葬，其悲愤可想而知。也许是为了放松一下，喘一口气，在生命处于威胁时与亲人团聚一次，因而在这一并非特别的日子里，鲁迅和弟弟全家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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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是为他人饯行。一次是为史沫特莱女士将往欧洲时饯行，一次是为萧红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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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与鲁迅夫妇相熟后，经常到周府做客。一次，他们谈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忘了时间，萧红离开时已是午夜1点钟以后了。许广平送萧红出来，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弄堂里的灯全都熄灭了，鲁迅一再嘱咐许广平一定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并让许广平先付车费。后来，二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离鲁迅家住得近了，萧红几乎成了鲁迅家的一员。有时萧红也给鲁迅一家做一些饺子、韭菜合子、荷叶饼之类的北方面食。鲁迅很喜欢北方饭，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和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一二下就算了事。萧红回忆说：“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读来令人莞尔。“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的是很好的。”萧红还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她一提议鲁迅必然赞成，而她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因为鲁迅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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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还描述过另一场吃饭的情形，即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地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新剪了头发，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的口味用油煎的。鲁迅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作吃饭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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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形象，让读者看到了鲁迅家庭的和谐、生活的朴素以及萧红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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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夏，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去东京疗养。临行前的7月15日，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体，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烧菜。这是周家的最后一顿家宴。据1936年鲁迅日记记述，此时他已“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后来“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但身体仍是一日不如一日了。鲁迅嘱咐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这是他们的永诀。她走的时候，鲁迅正在生病，三个月后，鲁迅就去世了。这三个月中间，萧红与鲁迅没有任何联系。萧军也觉得蹊跷，很多年后，他跟牛汉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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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周府还请茅盾、瞿秋白、胡风等人吃过饭。邀请三弟一家的情况最多，饭后还往往去国民大戏院观电影。从这些家宴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鲁迅在上海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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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书店、餐厅和漫谈会——内山书店的多栖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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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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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内山完造被大阪眼药会社参天堂派到上海推销药品，从此在上海居住达35年之久，并在此创办了中国现代作家笔下书香四溢的内山书店。内山完造本人也由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成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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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完造生于1885年，日本冈山人，12岁起即在大阪和京都的商店当学徒。来到上海后，内山完造最初推销药品。1916年，内山完造在日本与美喜子结婚后，携夫人同赴上海，并于1917年以美喜子的名义创设了内山书店，并给自己起汉名邬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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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书店初址在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余庆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弄），书店最初通过牧师从日本购进一些觉醒社出版的《逆境之恩宠》等基督教福音书出售，第一个月营业额为84元2角，第二个月营业额为120元。在顾客的建议下，增加了岩波书店的哲学丛书等一般性读物，营业额上升到500—600元。在营业额达到1000元时，书店以10元保证金安装了一部电话，鲁迅与内山完造结识后，常通过这部电话拜托内山请日本医生须藤先生为其治病。1922年，内山书店雇了中国少年王宝良等做帮手，王宝良在内山书店一直干了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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