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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冀贡泉在教育部担任了一名部员，从南京到北京，因和鲁迅同为留日学生，时相过从，引为知己。鲁迅日记有三处提及冀贡泉，冀贡泉很受他的影响，常认为工作开始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朋友是一生的大幸。冀回忆鲁迅当年“根本不喜欢同人们攀谈，除非有公事要商量”，但两人“同桌办公”，“恰好我们俩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来各读各的书。记得好像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德文，他在日本学医，懂德文），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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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日记知，1913年4月27日这一天，鲁迅等同人在劝业场小有天饭店“公宴冀君贡泉”。冀贡泉1912年冬任山西省立政法专门学校教务长，1913年2月又升校长，返京不易，旧同事因有公宴之举。鲁迅和冀贡泉交往的时间也就一年多一些，但因思想一致，相处得非常和睦友好。冀贡泉曾介绍一些同乡赴京报考知事，鲁迅欣然为其作保。冀贡泉做律师也是鲁迅出面保结的。同事期间，鲁迅、冀贡泉、许寿裳、齐寿山等人经常相邀到酒店喝酒。鲁迅虽为绍兴人氏，而独喜喝汾酒，冀贡泉多次赠给鲁迅山西名特产杏花村汾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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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冀贡泉到了北京，曾在“泰丰楼”招饮鲁迅等人。两日后，鲁迅往冀下榻的“高升店”回访不遇。冀贡泉转任山西大学法科学长，往北京聘请教员时也总是抓紧时间同鲁迅见面。鲁迅日记还记载了1916年7月21日与原教育部同人许寿裳、齐寿山等共宴冀贡泉于京城益昌饭庄等，说明当时鲁迅记念旧同事之情，互相交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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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贡泉在回顾往事的时候说道，有一次在北京见到鲁迅，先生开玩笑地对他说：“你还是办政法学校，造就公、侯、伯、子、男吧。”冀先生说：“这正是洪宪在酝酿的时候，他接近蔡孑民先生知道消息，我深深地记住了这两句带讽刺的话。”抗日战争时期，他在美国以笔作枪，宣传国内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伟大业绩，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为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冀贡泉主持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婚姻法》并参与了释放日本战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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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公宴冀贡泉，是社会教育司的第一次公宴。1914年的公宴，仍然安排在小有天。两次公宴在这里举行，说明小有天的闽式菜还是很有号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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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社会教育司同人使用公款一共聚了两回，一次是年首，另一次是年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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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2日，“晚五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劝业场小有天，稻孙亦至，共十人，惟许季上、胡子方以事未至”。这一天是新年的假期，“稻孙亦至”说明钱稻孙并非社会教育司中人，他当时在教育部编纂处工作，显然属于特邀。有趣的是，这顿饭局之后5天，“午同人以去年公宴余资买饼饵共食之”。所谓“去年公宴余资”，即指先一年拨付用于1914年的公款，亦即5天前公宴的余款。这说明社会教育司的账目管理是很严谨的，而将余资买饼饵共食之的行为，亦令人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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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尾的公宴是1914年12月31日，“晚本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西珠市口金谷春，同坐为徐吉轩、黄芷涧、许季上、戴芦舲、常毅箴、齐寿山、祁柏冈、林松坚、吴文瑄、王仲猷，共十一人。夜黄元生来。张协和送肴饵，受肴返饵”。把1915年的迎新活动提前到1914年的最后一天来进行，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不必占用部员休息时间，另一方面又可以与部里举办的迎新茶话会错开。鲁迅在1914年年末的最后一天，参加了两场饭局（另一场是当天中午在马幼渔家里吃饭），还有人送礼物，且对礼物有取有舍，生活真是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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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中徐吉轩，湖北人，教育部佥事，研究金石、甲骨文字；黄芷涧，湖北人，历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科长；许季上，浙江人，当时任职于社会教育司；戴芦舲，浙江人，历任社会教育司主事、佥事；常毅箴，湖南人，时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齐寿山，先后任教育部主事、佥事、视学；祁柏冈、林松坚均为社会教育司佥事，吴文瑄为工作人员，王仲猷为社会教育司第二科主事。此时鲁迅在北京教育部任职已三年多，与本司同人关系融洽，岁末年初共坐欢饮，甚是难得。鲁迅此时也可以说是人情练达，比如元旦后，1月23日，徐吉轩的儿子满月，鲁迅和同事们凑份子祝贺，每人出资一元。徐吉轩也于一周后专门在便宜坊摆下酒宴招饮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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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教育司的最后一次公宴是1916年1月5日，这天是雨雪天气，“赴部办事，午后茶话会并摄景。夜同人公宴王叔钧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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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自1913年起在元旦过后举行茶话会，鲁迅对此冷眼旁观。1913年1月4日的情形是“上午赴部，有集会，设茗酒果食，董次长演说”。1914年1月5日，“上午九时部中开茶话会，有茶无话，饼饵坚如石子，略坐而散”。1915年1月4日，“赴部办事，十一时茶话会”。1916年教育部的新年聚会共有三项活动：举行茶话会、集体合影、公宴。此时袁世凯称帝已有20多天，全国形势极为混乱，教育总长不忘鼓劲打气，呼吁“始终不懈谋教育上之革新，以培植国家之元气”，并借机组织部员商议此后教育应取之方针。由官方组织的节庆活动在集体摄影后继续进行，教育部同事在又一村设宴招待王叔钧。王叔钧原是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调任四川教育厅长后又转为教育部编审员，同事用公费与之欢聚，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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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之后，教育部的例行茶话会走向没落。1917年的元旦，鲁迅在故乡绍兴度过。1918年1月4日，鲁迅“上午赴部茶话会”，当天，他在写给许寿裳的信中讽刺时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向部员集体拜年的情形，称其为“女官公”，“厌厌无生气”。1919年后，日记中再无此类记录，教育部官办的迎新茶话会就此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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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沪上美食风景——鲁迅光顾过的上海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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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56年的人生，最后9年在上海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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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到上海，第一天即往北新书局访李小峰，并柬邀三弟周建人，往陶乐春夜餐。陶乐春是鲁迅在上海光顾的第一家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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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租界林立的上海滩，选择住在日本人密集的虹口区，是很耐人寻味的一件事。陈丹青认为，鲁迅选择上海居住是综合考虑，但内心并不快乐，比如他写于这一时期的杂文集《且介亭文集》，“且介”就是取“租界”两字各半拼成，颇有苦味自况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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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期的鲁迅已是文坛明星，收入高，应酬广，朋友多，还组织了“左联”，饭局自然很多。加之上海地处长江口，是各种美食汇集之地，恰好满足了鲁迅的胃口。于是，上海的很多知名餐馆都留下了这位文豪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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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依据鲁迅日记统计，这9年间，鲁迅先后光顾的餐馆，有记载的至少75家。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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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3次及以上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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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食堂37次（其中竟有连续6次前往的记录）；中有天19次；新雅（新亚、新亚茶室、新亚公司、新雅酒楼、兴亚、兴雅）14次；知味观8次（其中一次来寓治馔，另有知味轩2次，无法判断是否属同一酒家）；陶乐春7次；梁国6次（含致美楼，其中一次来寓治馔）；新半斋5次；言茂源4次；万云楼4次；功德林4次；东亚饭店（东亚酒店）3次；南京路饭店（南京饭店、南京酒家）3次；聚丰楼（聚丰园）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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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2次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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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饭店、兴华酒楼、刘三记、悦宾楼、古益轩、花园庄、同宝泰、会宾楼、乍孙诺夫店、鸿运楼、冠生园、觉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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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1次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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