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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10月23日，内山书店被国民党当局接收，至此书店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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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2月，国民党当局强制遣返内山等旅沪日本人归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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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内山完造一直从事中日友好工作。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纪念，要举行庆典，邀请内山完造来北京观礼。内山便以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来华访问。当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在机场见到许广平，兴奋得像个孩子，又蹦又跳。还对身边的夫人说，自己死了以后一定要埋在上海。巧合的是，这句话说完的第二天，内山完造便突发脑溢血逝世。10月26日，根据内山生前遗愿，他的遗骨安葬于上海万国公墓。至此，两位好友，又一次做了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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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内山书店旧址被上海市政府列为市级文物场所。上海人民为了纪念内山完造和内山书店的贡献，于1981年9月在内山书店原址立石纪念：“此店为日本友好人士内山完造所设。鲁迅先生常来店买书、会客，并一度在此躲避国民党追捕，特勒石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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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9月7日，在内山完造百年诞辰庆祝大会上，时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的夏衍对内山书店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是追求光明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了解世界的重要窗口，是联系中日友好和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时至今日，这一评价仍不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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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教育部公宴——公务员的官方应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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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公务员期间，教育部每年拨一定钱款给各司分头组织聚餐等活动，以联络同事之间的感情，这就是鲁迅日记中所说的“公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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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至1916年，鲁迅参加了社会教育司举行的五场公宴，分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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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4月27日，“晚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冀君贡泉于劝业场小有天饭馆，会者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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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月2日，“晚五时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劝业场小有天，稻孙亦至，共十人，惟许季上、胡子方以事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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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2月31日，“晚本部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于西珠市口金谷春，同坐为徐吉轩、黄芷涧、许季上、戴芦舲、常毅箴、齐寿山、祁柏冈、林松坚、吴文瑄、王仲猷，共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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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5日，“赴部办事，午后茶话会并摄景。夜同人公宴王叔钧于又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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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场公宴的地点“小有天”，是典型的闽式菜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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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北京的好多饭馆都是以南式、南菜来号召的。魏元旷《都门怀旧记》说：“旧酒馆皆山东人，后则闽、粤、淮、汴皆有之，美味尽东南矣。”过去北京习惯以江浙为南方，不包括湖广，南菜一般指淮扬菜，扩而大之，就是扬州菜、苏州菜，这是所谓南方菜的正宗淮扬帮。比如鲁迅日记中的“南味斋”就是标准的扬州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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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通常意义上“南味菜”的是卖福建菜的闽式菜馆，比如小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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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有天”的店名是借重当时上海名菜馆小有天的招牌。上海当时的小有天因清道人李梅庵的妙联“道道无常道，天天小有天”而知名，劝业场的小有天，虽是借重上海声名，但在劝业场也算是一家名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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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劝工陈列所”，意在“劝人勉力、振兴实业、提倡国货”，此即“北京劝业场”的前身，为官办的工艺品展销场，承担民族工商业的展示功能。“劝业”二字寄托了一个时代实业图强的希望，第一次给老百姓树立了“国货”的概念，从北京劝业场当年的盛景中，可以看出当年人们对于“中国制造”的信心。当时，“国货”的概念已包括“鼓励发明、提倡专利技术”内涵，并具有“中外合资”理念。不少民族产业纷纷打出了“自信中国造”的旗帜。北京劝业场在建成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先后遭遇三次大火，劝业场的人气不降反升，与王府井的东安市场、菜市口的首善第一楼、观音寺街的青云阁并列为“京城四大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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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肖复兴这样描述劝业场：“劝业场前后两门，正门在廊房头条，比较宽敞，但我觉得没有后门漂亮。后门立面是巴洛克式，下有弧形的台阶，上有爱奥尼亚式的希腊圆柱，顶上还有拱形阳台，欧式花瓶栏杆和雕花装饰，包子褶似的，都集中在一起，小巧玲珑，有点儿像舞台上演莎士比亚古典剧的背景道具，尤其是夜晚灯光一打，迷离闪烁，加上从前门大街传来的市声如乐起伏飘荡，真是如梦如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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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业场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最时髦的去处，首设箱式电梯、游乐场、开敞式卖场。一楼售卖日用百货商品，以及《论说精华》《尺牍大全》等应用书籍；二楼售卖文物，还有苏湘刺绣和几家画像馆，门口悬挂电影明星胡蝶、袁美云等人的大幅画像；三楼是几家照相馆、理发馆、镶牙馆、广告社，还有弹子房、乒乓球社等；四楼则是一个叫“新罗天”的剧场，经常演出评剧，热闹如庙会。有竹枝词曰：“放学归来正夕阳，青年仕女各情长。殷勤默数星期日，准备消闲劝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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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百姓喜欢逛劝业场，鲁迅、许寿裳、陈师曾、齐寿山、周作人等文人雅士也经常光顾，“小有天”这家福建菜馆，在鲁迅日记中就出现过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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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9月27日，鲁迅日记云：“晚饭于劝业场之小有天……肴皆闽式，不甚适口，有所谓红糟者亦不美也。”虽然红糟不对胃口，但其他名菜比如炒胗肝、高丽虾仁等还是很不错的，因而教育部的公宴也选择在这里举行。1913年4月27日，“星期休息。晚社会教育司同人公宴冀君贡泉于劝业场小有天饭馆，会者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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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贡泉（1882—1967），字育堂，号醴亭，山西汾阳人，著名法学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清光绪秀才，山西省官费留日生，获日本明治大学法律学士，回国后与鲁迅同为教育部同事。担任过山西司法厅厅长、国民党政府山西省高等法院院长、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等职。1939年赴美国，任《华侨日报》主编。1949年后历任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著述颇丰，著有《伦理学》《法学通论》《法律哲理》《中外条约述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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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1月，时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冀贡泉在全国政协的一个晚会上见到了许广平，冀贡泉回忆他和鲁迅在教育部时，是“同司同室”，“同司”是社会教育司，当时由夏曾佑任司长；同室则是两人在社教司一间大屋内辟出一单间同桌办公。许广平见到鲁迅当年的老同事，感慨万端，遂请其写些回忆录作纪念。冀贡泉先生“慨然俯允”，回去后夜不能寐，写成《我对鲁迅壮年的几点印象》一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东风》上。这是一篇回忆鲁迅北京教育部时期的重要文献。文中，冀贡泉谈到他对“鲁迅壮年”深刻的印象：“他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不苟言，不苟笑”，他爱提“人定胜天”这句话，“他对民主的态度，是非常热烈的”，“他的生活勤劳朴素”……在冀贡泉心目中的鲁迅，是“直、谅、多闻的益友”，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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