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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味观叫化鸡的标准做法：采用1500克左右的母鸡为原料，腹中藏有虾仁、火腿等辅料，鸡身用网油包住，外裹荷叶，再用酒瓮泥涂抹，然后上火烧烤三四小时。食用时敲掉泥块，整鸡上桌，色泽金黄，香气扑鼻，举箸入口，肉质酥嫩，味鲜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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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鲁迅的介绍引起了日本朋友极大的兴趣。福民医院院长回国后，在日本广泛宣传杭州菜中的叫化鸡、西湖醋鱼，这些菜肴在日本影响深远。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中国料理代表团”和“日本主妇之友”成员来沪访问时，还指名要到知味观品尝叫化鸡和西湖醋鱼等名菜。（香港《大公报》林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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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菜也是鲁迅喜欢的菜品，在北京的时候，鲁迅就经常去豫菜名店厚德福。到上海后，又发现了新的豫菜名楼——梁园致美楼。此酒楼实际上是河南菜和北京宫廷菜结合的菜馆，以河南菜为主，由河南开封人岳秀坤等创办，1920年开业，原设于汉口路云南中路口，1980年迁至九江路浙江路附近，以特色的熘鱼焙面、烧托豆腐、干炸鱼带网、陈煮鱼及炸核桃腰等上百道经典豫菜闻名上海滩。鲁迅在上海的最后9年间，最重视的两家饭馆，除了家乡风味的知味观，就是这家豫菜馆子梁园致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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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统计，1934到1935年，鲁迅曾6次在梁园请吃或吃请（含致美楼，其中一次来寓治馔）。有学者认为名人是菜馆最好的广告，鲁迅是沪上名人，到梁园吃饭，“很得老板照顾，甚至上门给鲁迅做家宴”。这是不确的。鲁迅自然是名人，但老板未必就此照顾过他，梁园豫菜馆来寓治馔，是因为鲁迅提前两天已到该馆预订了厨师和菜品，属于该馆上门服务的一项业务，是需要付费的，且换作任何人，只要肯出钱，都能得到该项服务，并不能据此认为鲁迅在上海饮食界影响多么广大。梁园老板或许毫不认识鲁迅亦未可知，倒是他们的后人，将鲁迅当作了梁园的金字招牌，就像朗廷酒店之利用王尔德、丘吉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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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请客。他非常重视这顿饭，先一天亲往豫菜馆订菜，当天，“晚在梁园邀客饭，谷非夫妇未至，到者萧军夫妇、耳耶夫妇、阿紫、仲方及广平、海婴”。这是宴请刚到上海的萧红萧军夫妇。耳耶即聂绀弩。席间，鲁迅给二萧介绍了在座的茅盾、聂绀弩、胡风、叶紫等左翼作家。不久，“奴隶社”成立，“奴隶丛书”出版，足见这次饭局的非同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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扒猴头是梁园最出名的菜，也是河南名菜，与熊掌、海参、鱼翅并称，鲁迅很喜欢这道菜。鲁迅的好友，著名翻译家、散文家曹靖华就曾从老家河南省卢氏县送猴头菇给鲁迅。1936年8月25日鲁迅日记云：“午后靖华寄赠猴头菌四枚，羊肚菌一盒、灵宝枣二升。”都是河南特产。8月27日鲁迅回信给曹靖华：“猴头闻所未闻，诚为尊品，拟俟有客时食之。”之后又给曹靖华回了一封信，大意说猴头菌的味道与一般蘑菇味道不同，南边人简直不知道这个名字。他在书信中还提到：“但我想如经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研究，也许有法培养。”40多年后，1979年浙江某微生物厂以金刚刺的残渣为培养基，用上海市食用菌研究所驯化的猴头菌种选育出生产周期短、产量高的99号菌株，打入国内外市场。曹靖华很感慨，曾专门撰文说鲁迅的愿望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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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是鲁迅在上海期间去过多次的一家饭庄，淮扬风味，由杭州城隍山常寂寺维均法师的弟子赵云韶于1922年创立于上海，鲁迅、柳亚子、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等均为该店常客。饭庄原设于北京东路贵州路口，1932年迁至黄河路南京西路附近，以办佛事和素菜为特色，主要名菜有五香烤麸、功德火腿、素蟹粉、白汁芦笋、罗汉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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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后在功德林吃过四次饭。另外，有资料称，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宋庆龄在家里宴请他，鲁迅等人出席，吃的也是功德林的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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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林是一家素菜馆，但有趣的是，菜品以素仿荤。鲁迅很不喜欢功德林用豆制品制成的足以乱真的素肉、素鸡、素鱼等，他认为这是饭店借吃素人心中念念不忘吃荤的虚伪，开发出的变异的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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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菜品为材料，居然也能顺手做国民性的剖析，鲁迅大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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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下卷：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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饯别蔡元培——肴膳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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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12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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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陈公猛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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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陈公猛、鲁迅、蔡元培、蔡谷青、俞英厓、王叔眉、许寿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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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1912年7月22日云：“晚饮于陈公猛家，为蔡孑民饯别也，此外为蔡谷青、俞英厓、王叔眉、季巿及余，肴膳皆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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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中陈公猛曾在日本早稻田学校攻读经济，民国初年任财政部公债司司长、钱币司司长，1915年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代理总裁，与鲁迅同乡而又同时留学日本，订交既早，相知又深。蔡谷清是蔡元培之从弟，光复会会员，与鲁迅同期留日，回国后授法科举人，1912年5月与鲁迅等自绍兴至北京。俞英厓时为吉林延吉县长，因事到北京时认识鲁迅。王叔梅师爷出身，绍兴名流，稍有资产，曾资助革命党活动，经蔡元培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季巿即许寿裳，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兼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出席当日饭局者，均为原绍兴籍光复会会员、中国同盟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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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年间进士，1892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904年组织光复会，任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曾数度留学欧洲。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推行教育改革。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监察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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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蔡元培的关系很微妙，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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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前者比后者大13岁。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为朝廷翰林院学士的蔡元培是后学鲁迅的师长和伯乐，身为教育总长或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则是鲁迅的上级。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荐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便开始延揽人才。蔡元培对推荐鲁迅的许寿裳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鲁迅从绍兴进教育部后，二人由此结识、订交。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总是恭敬地起于“鹤庼先生左右”，收于“专此敬请道安”，署以“晚周树人谨上”，不敢有一丝一毫马虎。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虽然鲁迅在那里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终日，极无聊赖”，但是，在蔡元培的提携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涯，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倘若“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造”（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鲁迅借此触摸到了生活的质地。可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生也许就得改写。无论在行政隶属关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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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蔡元培出的最大一份力，是受托设计了北京大学的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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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设计校徽的大学，这与其悠久的历史和掌舵者的文化抱负不无关系。创立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第二年，即出面请鲁迅设计北大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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