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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的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人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每天到教育部上班，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抄写古碑。接受蔡元培委托后，鲁迅便着手设计北大校徽，并于8月7日“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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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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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感觉。“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任”的想象。徽章用中国印章的格式构图，笔锋圆润，笔画安排均匀合理，排列整齐统一，线条流畅规整，整个造型结构紧凑、明快有力、蕴涵丰富、简洁大气，透出浓厚的书卷气和文人风格。同时，“北大”二字还有“脊梁”的象征意义。鲁迅用“北大”两个字做成了一具形象的脊梁骨，借此希望北京大学毕业生成为国家民主与进步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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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被刘半农戏称作“哭脸校徽”，但鲁迅将校徽图样寄交蔡元培后即被北大采用，一直延续到1949年，后因历史原因长期弃用，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使用。2007年6月，北京大学发布《视觉形象识别系统管理手册》，正式推出修改后的北大校徽标识，这一标识正是在鲁迅设计的校徽图案基础上丰富和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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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托鲁迅设计校徽，是对其美术功底与美学主张的信任与首肯。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这正是“五四”前夜先进知识分子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对人的价值、尊严、个性与创造精神进行肯定与张扬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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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是鲁迅的命中贵人，他无论是在教育部当教育总长，还是在北大当校长，都对浙系人才大力扶持和倚重，先是邀请鲁迅到教育部任职，后来又聘鲁迅在北京大学讲课。老二周作人在北大当文科教授，以及老三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也是蔡元培一手安排的。后来鲁迅离开厦门大学和广州中山大学，带着许广平到上海后，生计都成了问题，也是蔡元培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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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鲁迅与蔡元培思想上还是存在明显分歧。1926年，蔡元培当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后，倡导“潜心研究与冷眼观察”，与胡适主张趋同，鲁迅在《无花的蔷薇》中点名批评这位“孑公”，并在给江绍原的信中说：“其实，我和此公，气味不相投者也。民元之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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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微词和怨言，很快就被事实击得粉碎。1927年12月，担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主动给鲁迅送来一个大饭碗—中华民国大学院特约著述员，不用上班就可以拿到300元干薪，通过这种形式照顾鲁迅的生活。蔡元培曾在他的《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中说过：“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述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诸君皆受聘。”一年之后，蒋梦麟任教育部部长时，这一饭碗改名为“教育部编辑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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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主持大学院支付给鲁迅的这笔“补助费”长达四年又一个月，共计14700银圆，可谓一笔巨款。鲁迅正是靠这份补助费大量购书，并有余力资助革命互济会和左联等进步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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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出于对蔡元培关照的感激与追随，1933年1月6日，鲁迅和周建人兄弟双双加入由蔡元培、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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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中秋招饮——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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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12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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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许铭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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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许铭伯、许寿裳、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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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1912年9月25日云：“阴历中秋也。……晚铭伯、季巿招饮，谈至十时返室，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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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关于旧历中秋的日记中，感情色彩最浓的记录，便是这一条。这是鲁迅北上的第一个中秋，这一年，老母依然在绍兴，故乡远不可及。此时此刻，饮酒夜归，“见圆月寒光皎然，如故乡焉，未知吾家仍以月饼祀之不”，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人泪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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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中许铭伯（1867—1921），名寿昌，字铭伯，浙江绍兴人，许寿裳的长兄，曾任财政部佥事、盐务署会办等职。鲁迅1912年5月5日到北京，宿于长发店，当夜便“至山会邑馆访许铭伯先生，得《越中先贤祠目》一册”，在许铭伯的安排下，次日便移入山会邑馆。由于是老乡，又是兄长，鲁迅与之过从甚密，特别是每逢节日，许铭伯均要邀其吃饭或“致肴二品”，共叙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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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中季巿，即许寿裳（1883—1948），字季茀，浙江绍兴人。传记作家、教育家，许铭伯的弟弟，鲁迅在教育部的同事和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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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是阴历中秋，许氏兄弟招饮，以共泯思乡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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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深刻思念故乡的。他的思乡成果，就是1926年所写的10篇回忆散文，最后由北京未名社结集，以《朝花夕拾》之名出版。陈丹青称《朝花夕拾》中的文字“温润出神”。这些文字，确实带着含泪的微笑，如琥珀一般晶莹剔透，心情的纹路都显示得一清二楚。只有写这些文字时，鲁迅才从峻急犀利和淳厚沉郁中走出来，显示出了客子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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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鲁迅对于故乡的感情，在此后数年中经历着非常微妙的变化，及至后期，特别是母亲随他离开故乡后，鲁迅与绍兴，几乎到了交恶的地步。（见本书《传叔祖母治馔饯行》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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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中秋，鲁迅在京城绍兴会馆与友人聚，当天的日记写道：“烹鹜沽酒作夕餐，玄同饭后去。月色极佳……”读来亦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