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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11日，“师曾为二弟刻名印一，放专文，酬二元”。9月3日，“托师曾刻印，报以十银”。9月8日，“陈师曾刻收藏印成，文六，曰‘会稽周氏收臧’”。9月29日，“陈师曾为刻名印成”。1916年4月26日，陈师曾赠“周树所臧”印一枚，为示感谢，5月8日，鲁迅“赠师曾家臧专拓一帖”。1919年1月4日，陈师曾为刻一印，文曰“会稽周氏”。11月31日，陈师曾贻印章一方，文曰“俟堂”。这是从陈师曾“槐堂”的号名引申而来。鲁迅还编辑了《俟堂专文杂集》。对于“俟堂”的含义，许寿裳曾专门问过鲁迅：“我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这‘俟’字的意义，那时部里长官某颇想挤掉鲁迅，他就安静地等着，所谓‘君子居易以俟命’也。”3月29日，“托师曾从同古堂刻木印二枚成，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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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曾作木版水印笺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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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陈师曾在收藏拓片时，两人之间也有买卖：陈师曾先后卖给鲁迅以下拓片：1916年5月31日，“上午陈师曾示《曹真残碑》并阴初出土拓本二枚，‘诸葛亮’三字未凿，云仿古斋物，以十元收之”；1918年5月29日，“师曾持《黄初残石》拓片，凡三石，云是梁问楼物，欲售去，因收之，直券廿”；1918年11月20日，“午后师曾持梁文楼所藏拓本数种来，言欲售，因选留《贾公阙》一枚，元公，姬氏墓志残石拓本各一枚，共券十六元”。仅此三项，便花去46元。与此同时，陈师曾也给鲁迅介绍别人的拓片：1918年5月11日，“晚以师曾函往朱氏买专拓片，并见泉二，复云拓片未整理，泉收也”；过了两天，“上午师曾交朱氏所卖专拓片来，凡六十枚，云皆王树枬所藏，拓甚恶，无一可取者”。可见二人在收藏拓片方面，交涉还是比较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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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师曾给鲁迅卖了三次拓片并介绍了两次拓片生意后，两人的关系突然淡了许多。1919年全年，仅有1月4日陈师曾为刻“会稽周氏”印一处记录，1920年全年没有记录，1921年全年仅有1月10日“午后从陈师曾索得画一帧”的记录，1922年全年日记散佚无法判断，直到1923年9月10日“师曾母夫人讣至”，及12月12日陈师曾本人讣至，才冷淡地记录了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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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鲁迅与陈师曾既为同学，又为同事，一生有记载的共饭仅有三场。这充分说明，周、陈二人的交往，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热烈，可能由于艺术主张的不同，专业的不同，喜欢当中也包含和隐藏着不喜欢。特别是笔者注意到，陈师曾拿到拓片就卖给鲁迅，价钱很高，还介绍别人很糟糕的拓片给鲁迅，两人间多了一层商业关系。商业关系迟早伤害感情，艺术主张不同仅在其次。从鲁迅日记看，周、陈二人的疏远恰是从陈师曾给鲁迅出售了几次拓片之后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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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曾去世后，1933年，鲁迅和郑振铎编印《北平笺谱》，选用陈师曾的山水花鸟画笺三十二幅。鲁迅在《序》中说：“及中华民国立，义宁陈君师曾入北京，初为镌铜者作墨合，镇纸画稿，俾其雕镂；既成拓墨，雅趣盎然。不久复廓其技于笺纸，才华蓬勃，笔间意饶，且又顾及刻工省其奏刀之困，而诗笺乃开一新境。盖至是而画师梓人，神志暗会，通力合作，遂越前修矣。”这段文字密不透风，在书面语境中对陈师曾评价很高，那是鲁迅聪明，知道该怎样对一个去世了的人说话——其实此前鲁迅对陈师曾的口头评价是很中性的，据徐梵澄回忆，鲁迅曾说陈师曾的画“是好的”，其刻图章也“不坏”，这更加能表露鲁迅的心思。鲁迅后来能按期购买出版的《陈师曾先生遗墨集》，当属纪念逝者之举，毕竟他的画“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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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9月17日，年仅48岁的陈师曾突然去世。梁启超在其追悼会上的演说中说：“师曾之死，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甚于日本之大震。”吴昌硕挽曰：“朽者不朽。”鲁迅得知这一消息时已到年底，鲁迅日记1923年12月12日云：“陈师曾赴来，赙二元。”赴，古同“讣”，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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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陈师曾的死，说法众多。黄濬记为“师曾之殁，为骤患腹疾”。鲁迅记为“不料他因看护老太爷的病传染了伤寒，忽然去世了”。邓云乡先生则说，陈师曾的学生告诉他，因陈三立生病，陈师曾回南京照顾，后来陈三立好了，陈师曾却染上伤寒，又误以为是疟疾，吃了金鸡纳霜，结果与世长辞。陈三立则撰文称，陈师曾原本身体就比较弱，恰逢继母俞淑人病重，俞淑人平时最喜欢陈师曾，“淑人屡举其行谊为诸弟率，所最笃爱者也”，故陈师曾不离左右照料，致身体透支。俞淑人去世后，陈师曾冒雨送葬，遂一病不起，竟然不治。以上说法中，陈三立所言似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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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师曾的弟弟陈寅恪与鲁迅也有过来往，鲁迅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二集，《炭画》各一册。”但陈寅恪后来从不对外提起鲁迅，据陈晚年说，鲁迅后来名气越来越大，成为“民族魂”，陈寅恪担心被人们误会为“无聊之徒，谬托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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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祭孔归途觅一小店晚餐——为鞠躬之诸公当听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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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15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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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一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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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钱稻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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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3月鲁迅日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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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赴孔庙演礼，下午毕，同稻孙觅一小店晚餐，已归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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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日，夜往国子监西厢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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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日，黎明丁祭，在崇圣祠执事，八时毕归寓。息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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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26年，鲁迅是一名公务员，负责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工作，其间干过很多大事：设计民国国徽和北大校徽，参与筹建京师图书馆，筹设历史博物馆，清查文物，领导美术调查处工作，调核清宫古物，选展品赴巴拿马博览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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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鲁迅对袁世凯主张的祭孔是很反感的，但作为教育部的科长，他只得随部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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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3月10日，鲁迅和钱稻孙在孔庙“演礼”（相当于排练）结束后，找了一家小店吃晚餐，然后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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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便饭只有鲁迅和钱稻孙两个人，又是在孔庙“演礼”结束后，显然有许多关于祭孔的议论，话里话外，以及此后文里文外，自然也就透着对主张祭孔的袁世凯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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