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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稻孙（1887—1962），浙江吴兴人，在日本上中学，在意大利完成本科学业，1912年到教育部工作，和鲁迅是同事。鲁迅日记中最早出现他的名字是1912年7月19日，“下午与季巿访蔡孑民不遇，遂至董恂士家，与钱稻孙谈至晚才返”。董恂士是钱稻孙姐夫，时为教育部次长，鲁迅也知道他们是姐夫和小舅子的关系，因此时间坐得比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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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饭局江湖中，钱氏父子是很有名气的，他们二人是广和居的常客。钱家是出人物的家族，其叔钱玄同以巨谈名世，钱稻孙则以好酒闻名。据资料载，1931年浦江清在清华宴客，坐中有叶公超、俞平伯、朱自清等人，已是前辈的钱稻孙十几大杯下肚后还意犹未尽，诸客散尽后，又与赵万里、浦江清彻夜卧谈，熄灯后又继之以烛。吉川幸次郎这样回忆钱喝酒细节：“那晚，在喝了许多杯之后，他又说：拿大杯来！佣人拿来杯子后，他说：不是这种，去拿更大的那种。结果佣人拿上一种十分精致的大杯，我们俩又一起喝了不少绍兴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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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鲁迅和钱稻孙共同作为工作人员参加的祭孔，钱稻孙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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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要当皇帝，想恢复“礼乐制度”，所以就又恢复祭孔。祭孔的组织不太清楚，不过服装很特别。祭孔前要演礼，就是练习。赞礼也要有一定的句法。为了祭孔，袁世凯还特别印了祭孔典礼书，发给各个部员学习。现在首都图书馆里有一本《文庙词典考》，就是记载怎么祭孔的。当执事是很苦的，穿着很怪的服装，从别的殿一次一次把祭品端来供礼，端时要“举案齐眉”，不然看不见路。祭孔就跟唱戏一样，我们不乐意去，但也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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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鲁迅博物馆访问钱稻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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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到1924年间，鲁迅在教育部担任社会教育司科长。每年在成贤街国子监举行的祭孔仪式——“丁祭”，鲁迅基本上都受指派前往。鲁迅日记里第一次记载的祭孔是1913年9月28日：“昨汪总长令部员往国子监，且须跪拜，众已哗然。晨七时往视之，则至者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念劬又从旁大声而骂，顷刻间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话。闻此举由夏穗卿主动，阴鸷可畏也。”这位提出祭孔的“汪总长”就是汪大燮（1860—1929），此公9月15日就任总长，28日就命令祭孔，他的后几位继任者继续实行了多年，到1924年才停止。夏穗卿（1865—1924））则是当时社会教育司司长，鲁迅的顶头上司，鲁迅在日记中一般尊称为“夏司长”“夏先生”，并且在当时教育部内部新旧势力的争斗中是站在夏穗卿一边的，但祭孔这种愚昧庸陋的举动，还是令鲁迅吃惊反感，所以说他“阴鸷可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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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9月，袁世凯率各部总长及文武官员穿着古怪的祭服在北京孔庙隆重举行祭孔大典，鲁迅牵于职务曾去充当执事，这就是鲁迅后来所说的“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书）。鲁迅从袁世凯的这一举措中看出其人已经不满足于当总统而要当皇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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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祭孔后，鲁迅认为这是“荒陋可悼叹”的举动。1915年3月的祭孔连续三天，15日“赴孔庙演礼”，这是预演，16日“夜往国子监西厢宿”，这是准备第二天一早的祭孔，因为太早，从他住的宣武门外赶到东北角的国子监，赶不上仪式，所以要提前一天住在那里。17日就有“黎明丁祭，在崇圣祠执事，八时毕，归寓”。当时的祭孔，由教育部主持其事，仪式很隆重，分别在国子监的各个部位依此操礼，还要穿上古怪的专用祭祀服。教育部会事先发布公告，公布各司各科什么人在什么部位执行任务，每次得好几十人参加。鲁迅基本上每次都是被安排在“崇圣祠”执事，这是祭祀最核心的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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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每年春秋两季都要开演一场滑稽的祭祀剧。1915年9月11日“午后往孔庙演礼”，12日“夜就国子监宿”，13日“黎明祭孔，在崇圣祠执事，八时讫，归寓”。几乎与1914年一样。此后每年情形雷同，到1923年3月祭孔结束后还出了一件事，当月25日记：“黎明往孔庙执事，归途坠车落二齿。”这一年鲁迅42岁，两颗门牙磕掉了，为祭孔做了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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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他的文章里也提过祭孔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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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自此以来，相承不废，但也因秉政者的变换，仪式上，尤其是行礼之状有些不同：大概自以为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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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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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袁世凯的态度有一个从“袁总统”到“总统”再到“袁项城”最后直呼其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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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向袁世凯当面汇报过一次工作，时间是1912年12月26日，积雪厚尺余，仍下不止。鲁迅早起，匆匆赶赴铁狮子胡同，跟随总长范源濂去见总统。袁世凯自3月10日正式接任临时大总统后，想培植自己的势力，岁末年尾提拔一批干部，这天要接见各部荐任官。荐任官就是“拟提拔任用的领导干部”，由诸部总长推荐，大总统任命，彼此见见面，加深印象，将“皇恩浩荡”的意思传达出去。鲁迅的佥事之职亦属荐任，故也在召见之列，相当于任前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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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树人的“教育部佥事”任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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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在外面等了多久，终于轮到了，鲁迅等一批拟提拔的干部由范源濂总长率领进去，见到了大总统，并且还谈了谈教育工作：“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可见接见是一阵儿的事情。日记中的记录也很简略，没有因为受到了总统的接见就发个特长的专版：“12月26日，积雪厚尺余，仍下不止。晨赴铁师子胡同总统府同教育部员见袁总统，见毕述关于教育之意见可百余语，少顷出。向午雪霁，有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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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林冰骨也是受到接见的教育部佥事，据他回忆：“袁贼那天的说辞虽然空洞冗长，但除去反复说他以前在北洋大臣任内，曾编辑教科书数种来自我夸耀外，对于民国的新教育的方针和宗旨，便毫无认识。在座的我同鲁迅先生他们，也只好相视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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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鲁迅对袁总统的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至少没有恶感。这大约起因于他的教育部佥事委任状是总统颁发的——1912年11月2日，鲁迅收到袁总统委任状：“任命周树人为教育部佥事，此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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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日记中一般不记录所谓国家大事，但和袁总统有关的消息却有数条。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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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10日：“国庆日休假。上午雨止。寄许季上信，又自寄一信，以欲得今日特别纪念邮局印耳。午闻鸣炮，袁总统就任也。”自己给自己寄了一封信，就是想得到“双十节”纪念邮戳，顽皮中透着郑重，也折射出他对新生共和的期待与厚望。中午听到了袁世凯正式任职的礼炮，也满怀热情地记了一笔，“袁总统”之谓，近乎恭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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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9月16日，“以总统生日休假一日”。看来皇帝的诞辰需要普天同庆。休假绝非坏事，鲁迅这条记录虽然并无感情色彩，能特意记录下来，至少也是当作福利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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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北洋政府给予高规格的礼遇，规定北京各机关除公祭外，还要按日轮班前往行礼。6月15日，鲁迅等五人被派往行祭，为此，前一天下午他还“向虞叔照借衣”，也就是借入祭者所穿的大礼服。6月28口，“袁项城出殡，停止办事”。鲁迅对袁世凯称谓，从“袁总统”到“总统”再到这里的“袁项城”，停止称呼职务而改称其出生地，是已经把袁世凯本人当作了一位与纷繁世界无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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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死后，随着全国形势的发展以及鲁迅自己身份、处境的变化，他对袁世凯当政时的一些事情有了新的看法。1933年4月12日，鲁迅以何家干的笔名在《申报·自由谈》发表了一篇《〈杀错了人〉异议》，其中写道：“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杀党人，从袁世凯那方面看来，是一点没有杀错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假革命的反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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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鲁迅对袁世凯的态度等于有了一个定论。